福柯话语理论批判

一、法国理论的话语转向

“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是一个时下流行的英语短语。尽管不同的人提及它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英语世界频繁使用这一短语，似乎包含了某些共识性的看法。^①杰姆逊早就明确提到“法国理论”，他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法国理论与德国理论相结合后的重新改写（Jameson 3）。伊格尔顿在其著作中对“理论”一词的用法，也倾向于意指“法国理论”。晚近他哀叹“理论”的衰落，大体上就是指“法国理论”已风光不再 (Eagleton, “After Theory” 1)。一个令人好奇的问题是，当“法国理论”这个短语频见于英语世界的学术文献时，法国人似并无此说法。这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缘故吧？

按照英语世界的通常理解，所谓的“法国理论”，是指“云集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名下的那些思想家及其著述：诸如巴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拉康、福柯、德勒兹、南希和利奥塔”（Breckman 339-40）。其主要特征如巴特的传神说法，“理论”意味着“某种断裂，某种激增的碎片特性，[……]它是一场旨在劈开西方符号的战斗”，“随着能指的支配，理论在不断地消解着所指”（qtd. in Breckman 340）。据此，美国学者布莱克曼认为，法国理论的倾向很是鲜明，那就是排除种种“呈现为独断论、本原、决定论以及拒不承认多元性”的理论，并以话语、差异、他性、去中心化、缺场和不确定性概念，来对抗普遍主义、本原、在场、根基论、神学和元叙述，这些俨然已成为“法国理论”的标记（Breckman 340）。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理论所发明的一系列概念中，布莱克曼把“话语”作为“法国理论”的首要概念，这绝非偶然！

文本要讨论的是“法国理论”中的话语论。就我的理解而言，大抵可以把话语视作“法国理论”最核心的概念之一，把话语论视为法国理论最有影响的一种学说。虽然并非60年代以来的法国理论家们都赞同或使用这一概念，但绝大多数法国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分有或倾向于这一理论是显而易见的。当然，对话语论阐述得最精到的要数法国哲学家福柯，影响最大者也非他莫属。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深入探究了话语形成的种种机制，建构了一个系统地用于历史分析的话语理论和方法。按照他的界定，“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Foucault, “Archaeology” 121）。通过陈述，符号把主体、陈述对象以及更多的陈述关联起来了。因此，话语不只涉及内容或表征（representation）的符号，而且被视为系统形成种种话语谈论对象的复杂实践。福柯坚信，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话语所做的事却远比运用符号指称事物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是无法还原为语言的。其实，话语论要揭示和描述的正是这些“多出来的东西”（Foucault, “Archaeology” 54）。简单地说，它们就是福柯所说的“系统形成的话语谈论之对象的实践”。福柯的理论一出，这一想法被他的诸多信徒大肆发挥，形成了历史、哲学、美学、社会理论等领域中种种激进的话语分析思潮。照我的看法，话语论最诱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普遍解释力和独特视角，它可以有效地解析无时无处不在的人类使用符号的话语实践（或用巴特的术语，表意实践）。模仿海德格尔的“人生在世”概念，我们可以臆造一个福柯式的表述：“人在话语中”。

在福柯的历史考察中，话语分析的关键环节是“话语的形成”（formation of discourse）。他关心的与其说是谁在说话的话语主体，不如说是更关心怎么说和为何这么说的话语规则。在《何谓作者？》一文中，福柯挑战了笛卡尔意义上自主反思主体式的“作者”概念，明确指出任何人的言说和书写都无一例外地深受“话语形成”的规则支配。所以，从话语论来考量，任何作者都不过是在履行某种“作者—功能”（Foucault, “Author” 138-47）。在话语形成的历史分析中，福柯着力于搞清话语的对象、陈述、概念与主题选择等是如何进行的，它们的顺序、对应、位置、功能和转换是怎样发生的，进而揭橥隐藏其后的权力—知识共生关系（Foucault, “Archaeology” 41）。在其著名的法兰西公学就职演讲中，福柯特别分析了“排斥”和“分类”等话语形成规则，指出由这些规则所形成的“言语惯例”、“话语圈”和“信仰群体”等规训人们的话语。^②

福柯之后，话语论大行其道，其理论观念和方法被广泛用于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等任何领域，以至于有学者相信，当代理论界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话语转向”（the discursive turn）。正是在此“转向”中，法国理论（特别是话语论）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国际性思潮。霍尔准确地概括了这一转向的重要性：

话语是指涉或建构有关某种实践特定话题之知识的方式：亦即一系列（或型构）观念、形象和实践，它提供了人们谈论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及社会中制度层面的方式、知识形式，并关联特定话题、社会活动和制度层面来引导人们。正如人所共知的那样，这些话语结构规定了我们对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的述说，以及我们与特定主题和社会活动层面有关的实践，什么是合适的，什么是不合适的；它规定了在特定语境中什么知识是有用的、相关的和“真实的”；哪些类型的人或“主体”具体体现出其特征。“话语的”这个概念已成为一个宽泛的术语，用来指涉意义、表征和文化所由构成的任何路径。（Hall 6）

话语转向的重要性还可以用法国理论本身来加以描述，比如下面两个著名的判断，一个来自德里达，所谓“一切均在文本中”（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Derrida 163）；另一个来自后人总结的福柯式判断，亦即“一切均在话语中”（Nothing exists outside of discourse）（Hall 44）。此外，利奥塔关于知识源于“叙述”（narrative）的后现代理论，亦与话语论有某种“家族相似”的谱系学关系。^③

今天，我们只消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文献稍加翻检，就可以清楚瞥见话语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几乎可以这么来表述，当代各式激进理论，无论是意识形态论或文化领导权理论，女性主义或后殖民主义，酷儿理论或动物理论或生态批评，都明显地受到福柯话语论的不同程度影响。举女性主义理论为例，其核心观念是断言女性气质甚至女人的社会性别不是天生的，是通过话语实践（表意实践或述行行为）而被社会地或历史地建构起来的。德·劳雷蒂（Teresa de Lauretis）说得好：“社会性别[gender]最好被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意义系统，它依据社会价值和等级把生物上的性别与文化的内容关联起来”（Lauretis 5）。巴特勒（Judith Butler）说得更激进：“社会性别不应被看作只是在预先给定的生物性别上所作的文化印记。[……]性别必定也意指某种生产机制，由此两性就被确立起来了”（Butler 7）。这“某种生产机制”就是指话语实践。同样的原理亦可用于社会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从身份认同到想象的共同体，到东方主义，甚至到人对自然美欣赏的“风景如画”式的审美判断等。由此说福柯的话语论深刻影响了当代哲学、社会理论、文学理论和历史研究，怎么都不为过。话语论与其它激进理论混合，又与西马思潮纠结互动，衍生出许多颇有影响的观念和方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福柯话语论强有力的回声。举个例子来说，伊格尔顿在对意识形态的界说，明显受到了福柯话语论的启发，或者说，他试图把话语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分析结合起来了。请看他对意识形态的界说：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的、普遍化的过程。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有争议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呈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了。（Eagleton 236）

这里，伊格尔顿明确指出了意识形态的形成（亦即话语的形成），是通过“设置一套复杂话语手段”，正是经由这样的话语手段，原本是人为的、特定群体的和有争议的思想观念，就被看作是自然的、普遍的和必然如此的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界定，与福柯话语形成的分析颇多共同点，只不过在福柯那里称之为话语，而在伊格尔顿那里则称作意识形态而已。^④

同理，历史研究中近来很有市场的“发明的传统”论，虽然并未使用话语范畴，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它不过是话语论在历史传统研究中的另一种翻版而已。依据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看法，传统是一整套形式化和仪式化过程，旨在和过去建立某种关联。依据这一理论，传统并不是自然而然或必然如此地留给后人的，后人总是根据自己社会发展的需要来使用传统的材料，进而“发明”出种种新的传统。作为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杂语言（亦即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传统一定是经由后人不断“发明”而生产出来的。传统对今天的意义，就是根据当下的现实需要来建构一套复杂的话语和程序。霍布斯鲍姆写道：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套通常已经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须暗合与过去的连续性。[……]“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2）

照此推理，传统最终不过是一套人为“发明”的话语程序，旨在建构当下人与过去关联的合法性。更进一步，新历史主义者怀特（Hayden White）更极端地把历史看作是一种话语的操演，他虔信历史就是一种叙述，就像小说家叙述历史故事一样，史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对过去做“故事新编”。因此，历史研究有赖于史学家如何来编写和叙述故事，进而凸显历史事件的不同意义。^⑤

诸如此类的理论的确让人耳目一新，彻底撼动了许多传统观念。在话语论的不断拷问下，许多原先确信无疑的看法如今变得有所疑问了。

二、话语论与建构主义

毫无疑问，福柯的话语论揭示了社会、文化中权力和知识隐而不现的共生关系。这一理论强调，话语总是以“真理”或“知识”的名义来运作，通过某种“求真意志”（will to truth）或“求知意志”（will to knowledge）的诉求，驱使人们在其表意实践中去追求真知，但它却掩盖了人的话语实践中权力对人的规训。基于福柯的话语论，既不存在什么纯粹客观或中立的知识，也没有什么自然朴素的认识，一切知识最终都是话语实践中隐而不现的权力和知识的共谋。主体对社会和文化甚至自我的认知，说到底也都是话语实践的产物。照此逻辑得出的结论是，话语最终决定了我们如何认识社会、文化和我们自身，决定了我们想看什么和能看到什么。一句话，作为现实表意实践活动的话语，不只是运用语言来传达意义，而是深蕴了隐而不现的强大建构力量。是话语建构了我们的生活世界，是话语建构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解释，同时也是话语就建构了我们主体自身。所以，把海德格尔存在主义的信条“人生在世”，改换成话语论的“人在话语中”，也是合乎逻辑的。

细究起来，福柯式话语论的内核是一种建构主义。从哲学上说，话语论信奉一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依照这一理论，人们的知识并非源于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经验，而是源于科学家们所建构的科学话语，科学知识就是经由科学话语而被生产出来的。^⑥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术语来描述，科学知识乃是通过科学家共同体的知识范式所建构的，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有赖于我们用以解释世界的方式。历史地看，建构主义的主张并不新鲜，往前追溯我们可以遇见许多先驱人物。康德哲学即如是，他认识论中的图式论和表象论等学说，都强调认识主体对认识的能动性建构。康德以后，尼采的视角主义认识论，胡塞尔的意向性现象学，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等，一直到后来的种种法国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巴特的后结构主义表意实践论，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论等，基本上都沿袭这种建构主义的认识论。建构主义认识论的要害在于反对实在论和实证主义，它强有力地颠覆了真理和知识的普遍性和客观性观念。

我们发现，话语论不仅和哲学中的建构主义认识论有关，而且与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颇为接近。比如，社会学家伯格（Peter L.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发现，人们关于实在世界的种种认识和看法，相当程度上是经由语言交往活动而建构起来的。客观的实在世界只有经过交谈的语言活动才会成为我们真实具体的现实。以下陈述清晰地表达了这一信念：

交谈产生现实这一潜能就存在于语言客观化的事实中。我们已了解了语言是如何将世界客观化的，它把一切经验都转化为一个统一的秩序。在这一秩序的确立过程中，在既理解世界又产生世界的双重意义上，语言便把世界给现实化了。在个体存在面对面的情境中，交谈乃是实现语言这一效力的具体化。在交谈中，语言所客观化的东西就成为个体意识的对象。所以，维系事实的基本现实就是不断地用同一种语言把延绵的个人体验客观化。（173）

社会建构论的这一论断意在强调，语言对世界具有强有力的客观化功能。依据这一原理，现实世界其实并不是在语言活动之外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毋宁说，现实是经由人的语言活动建构的产物。所以伯格和卢克曼才得出结论说“在既理解世界又产生世界的双重意义上，语言把世界给现实化了”。这个既理解又产生世界的语言活动，才是维系我们存在于其中的基本现实。“人生在世”即“人在话语中”的普适性又一次得到了证明。

在基本原理、方法论和结论上，社会建构论与福柯话语论可谓异曲同工，所不同的是福柯更强调隐含其后的权力与知识的共谋。从哲学史来看，如果说在笛卡尔和康德那里，主体上保持某种自主反思主体的特征的话，那么，到了福柯那里，这种启蒙理性立场上的主体性已彻底瓦解了。当福柯把主体经由话语而与权力关联起来时，曾经独立自足的反思主体（subject）已蜕变为权力—知识规训的奴仆（subject）。倘使说在康德哲学中，图式论或表象论等关注的是主体认识能动性的话，那么，在福柯的话语论中，无所不在的认知型（épisteme）则是一个预先决定了主体及其认识可能性的构架。难怪福柯总是强调，认知型是预设好的无法摆脱的一种策略机制，其功能在于区分种种可能的陈述中哪些才是可接受的。他特别指出，这一机制处理的并不是科学理论本身，而是什么样的理论才具有“科学性”。“认知型是一种‘机制’，它并不是要使区分真假成为可能，而是使区分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东西成为可能”（Foucault, “Power/Knowledge”197）。根据科学性或非科学性这一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分，只有那些具有科学性的陈述才是可接受的，而非科学性的陈述则不得不加以排斥。如此一来，主体的任何表意实践活动都是预先被规定好了，任何话语的陈述终不过是依照特定认知型来叙说而已。每个时代和社会都存在着实施这一权力的认知型，它就呈现在一系列的被标榜为科学性的真理或知识之中。虽然我们看不见，但它却在暗地里操控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说到底，认知型也就是权力和知识的结盟所建构的话语规则，没有什么话语实践可以逃脱。

尼采曾经发问：“谁在说话？”马拉美道：“是语言自身在说。”如果转换为福柯式的问答，应该是这样来问：“话语的存在方式是什么？”“它来自何处？如何流转？谁控制它？”“对主体来说哪些位置是决定性的？”“谁能实现主体的这多重功能呢？”（Foucault, “Author?” 148）。福柯的答案应该是：知识和权力的共谋所决定的话语！

三、话语论批判

福柯的话语论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得到了系统地阐发和完善，尤其是在《知识考古学》（1963）、《物的秩序》（1969）、《规训与惩罚》（1975）和《性史》（1975-76）等著述中。随着福柯这些著作的面世，话语论很快成为了理论思考的新资源，被广泛地用于解释社会文化的诸多领域，遂成为法国后结构主义中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之一。当这一理论产生广泛影响时，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盲从追随，而是加以反思批判，发现并指出它的问题。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话语论的建构主义暗含了一种难以察觉的“转换”。在福柯话语论中，知识的建构关系从主体与实在世界的直接经验关系，转换为话语对主体的建构性关系。换言之，知识并非来源于主体对实在世界的直接经验，而是源于话语和主体之间的建构性关系。在福柯看来，真理或知识的获取其实和人对实在世界的经验及物质实践无关，即是说，真理和知识只存在于话语之中，它们说到底不过是话语的产物而已。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这一转换彰显了后现代方法论的重要特征之一——表征对在场的替代。在场强调的是面对客观事物的直接经验，它原本是表征（或表象）的根据。但在这一转化中，表征对在场的取代实际上也就取消了在场。话语论虔信知识只能通过各种表征来获取，因而主体无法达到对眼前事物直接的认识。基于这一转换，话语论就以对表征的分析来取代对在场直接经验的分析。^⑦这一转换隔断了真理、知识与主体的种种非话语实践或与现实的物质实践关系。重温马克思的经典说法：“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以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评来消灭的，[……]而只有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马克思 恩格斯 43）。我们不能瞥见话语论的问题所在，即话语论割裂了观念与物质实践的关系。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在福柯的话语论中，话语与社会制度实践的关系也很薄弱。虽然福柯很关注一些制度层面，但往往只限于一些微观的制度，诸如医院、监狱、禁闭所、精神病院等。对这些微观的制度层面和更大的制度实践的复杂关联则缺乏深入讨论，这就导致了话语论的一个明显局限，微观制度和宏观制度的内在关联无法呈现，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法律和国家机器等重要的制度安排及其物质存在的作用很难看到。从方法论上说，微观层面的制度分析必须放到宏观层面的制度背景中去才能得到完整的揭示。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构成政治经济学分析，显然是更有效也更系统的方法论。但如何把宏观的制度分析与微观制度的话语建构结合起来，却也是值得探索的。

福柯话语论在话语与微观制度的关系分析上，由于过度强调话语建构的重要性，所以认定微观制度（如医院）乃是通过话语来建构知识而完成的，因此制度对话语建构的制约甚至决定作用被遮蔽了。有学者发现，福柯在“医学监视”与现代医院形成的关系上，其论证逻辑旨在说明医生如何通过其医学发现，来建构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医学知识，进而把医院变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机构，消弥了医生（有知者）和病人（无知者）之间的断裂（Macdonell 119-20）。依照这一逻辑，是现代医学话语塑型了现代医院这一社会机构。更值得注意的是，福柯一方面关注话语受制于权力—知识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却又强调语言自足论，认为到了现代时期，表征越来越不受制于词和物的关系限制。“词所讲述的只是自身，词要做的只是在自己的存在中闪烁”（福柯393）。这种对表意实践中语言自足性观念的强调，进一步削弱了本来就很微弱的话语分析与社会物质实践的关联。福柯之后，一些信奉话语论的学者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念，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业已形成了某种“话语拜物教”，把话语看作是无所不能的、神奇的建构性力量，所以结论必然是“一切均在话语中”。

福柯话语论对主体和话语关系的设定也值得反思。在福柯所设想的话语活动中，主体显然是无足轻重的。如同他在分析“作者”概念时所指出得那样，谁在说话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某种“作者—功能”。换言之，现实的主体毫无意义，有意义的是某种在话语实践中按规则陈述的“主体—功能”。福柯坚信主体性完全是被话语建构的，是话语规则预先确定了某种空的主体位置，任一占据该位置的主体所能做的事，都不过是按该位置预先设定好的规则来陈述所允许的东西而已，比如认知型对科学性和非科学性的区分等。所以，权力和知识的合谋在话语中预设了主体，而主体却无法改变其命中注定的被规训命运。此外，福柯对主体与话语的关系设定基本上是单向的，只有话语规则或认知型对主体的规训，很难见到主体对话语重构和改变的能动性。因此，主体与话语的双向互动可能性几乎不存在，更难瞥见主体建构反话语的途径。

严格说来，话语论与其说是关心人对话语形成中的权力规训的抵制和反叛，不如说是更关心资本主义社会中话语对主体无可改变的支配性，更关心支配性的话语是如何通过知识生产来实现权力关系的再生产。但遗憾的是，如何在更加宏观的制度层面来反抗支配性的话语，或者说如何发现普遍有效性的反话语路径，在福柯的话语分析中缺乏有效的抵抗思路。在他所给出的少数反话语实践中，我认为个体“审美生存”是一条比较消极的路线。因为在这种个体的审美生存中，主体以其“自然的”身体和快感来抵制话语的文化宰制，与“躲进小楼成一统”的道家“出世”策略大同小异。细究起来，福柯所推出的这一抵抗策略又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主体无法逃避话语，一切均在话语中；另一方面他又假设了一种话语之外“自然的”身体和快感，这如何可能呢？照话语论的逻辑，我们的身体及其感觉和认同也无一例外地是被话语所建构的。

四、从文化政治看话语转向

韦伯以来，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不够的文化维度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语言学转向”在强调语言重要性的同时，也为话语论的流行创造了更加适合的语境，使之成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颇有影响的分析方法。随着话语论的流行，话语的神奇功能被无限放大了，甚至被“神话”了，话语遂成为决定社会和文化的“终极因”。

我认为，话语论之所以为当代知识界所青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国理论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反映出西方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历史表明，法国理论的登场与1968年“五月风暴”学生运动密切相关，作为西方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的一场社会运动，这一历史事件具有重要的转折点意义。“五月风暴”以降，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西方左派政治力量急剧衰落，知识生产愈加学院化和体制化。一如福柯自己所言，他从未见过什么知识分子，到处都是各式各样的专门家。或许我们有理由说，专家的崛起实际上就是知识分子衰落的征兆，它为我们探究法国理论或话语论的兴起提供了某种线索。

我们知道，专家和知识分子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知识分子身体力行地参与种种物质实践和社会运动，关注宏观制度层面的变革。因而他们的兴趣并不在于某个狭隘的专业领域，而是普天下的社会公正等重大伦理问题。萨义德说得好，“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是最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71）。而知识分子向专家的角色转变，其话语方式也跟着发生转变。较之于广泛参与社会运动的萨特那一代知识分子，社会文化的变化导致了福柯一代专家们对话语分析的青睐。个中原因也许是话语分析更适合于高度体制化和学院化的知识生产范式，适合于埋头故纸堆和文献档案考古学发掘的专家型知识生产。于是，热衷于话语（或晚近流行的“批判话语文化”分析，CCD，or Culture ofCritical Discourse），业已成为专家学者安逸地在书斋案头工作的典型方式。痴迷于文献档案的话语分析而逐渐远离社会运动和非话语的物质实践，这就是以表象来代替在场的必然结果。如今，重文本话语分析而轻社会实践，悄然成为学界专家学术研究的普遍取向。有趣的是，尽管专家学者角色已退缩到了学院和书斋，但他们仍不忘把自己标榜为社会文化的批判者。他们一方面觊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文化资本，另一方面又心安理得享用现行专家体制的好处。话语论在给专家们带来了新的文化资本的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他们知识商品的市场推销。我们有理由认为，话语论为知识分子向专家的角色转变提供了便捷的路径与合法化的根据，其结果必然是以头脑的风暴来代替了艰苦的物质实践和社会运动。于是，思想的巨人渐渐蜕变为行动的侏儒在所难免。

至此，我想特别讨论一下福柯话语论的一个内在矛盾。既然一切知识或真理都是经由话语而建构起来的，那么，福柯话语论本身是否也属于这类被建构的话语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适用于其他话语分析的原理是否也同样适用于福柯的话语论呢？福柯的话语论旨在质疑任何其他知识的合法性、客观性和真理性，当我们把这种质疑运用于话语论自身时会怎样呢？福柯的逻辑是，一切知识都存在于话语之中，其合法性、真理性和客观性都是经由话语规则而确立起来的。依照这一逻辑，福柯自己的话语论当然也是一种被建构的话语，因此，这一理论自身的合法性、真理性和客观性也同样是值得疑问的。解决这一矛盾有两种可能。其一，以话语论来质疑其他知识的合法性、真理性和客观性理所当然，但这一原理并不适用于话语论自身，否则话语论便无合法性、真理性和客观性可言了。如果做如此理解，免不了落入独断论窠臼。因为它以反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来质疑其他知识，对自己却采用本质主义做法，将话语论标榜为无可置疑的绝对真理，双重标准的局限性就暴露出来。其二，如果说话语论的分析逻辑也同样适用于它自身，那么，话语论作为一种同样被建构起来的话语，它自己的合法性、真理性和客观性也就变得令人质疑了。换言之，以反本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观念来审视话语论，它就不可避免被釜底抽薪，最终失去了解释的有效性。

看来，我们有必要修正或改进话语论，通过发现其局限性，通过与其他理论的互补来改造这一理论。首先，有必要把话语分析与非话语的社会和物质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进而把话语论以表象取代在场的倾向扭转过来，使知识形成与物质实践的直接关联性。这就要求我们在运用话语论的分析方法时，不仅关注话语形成及其文本的话语分析，还要关注劳作、制度、行为、冲突、社会运动、日常生活等诸多非话语的层面。这样才有可能跳出专家书斋型思考和学院化的藩篱，实现专家返归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变，回归到广阔的社会运动和物质实践活动中去。

其次，就话语研究而言，需要改变话语规训主体的单向性解释，破除“主体—功能”论，强调主体—话语的双向互动关系，还主体以重建或抵制现存话语的能动性。话语分析不仅要指出权力和知识合谋对主体的宰制，更重要的是要为主体探索建构反话语的策略和路径。福柯话语论的矛盾在于，一方面他注意到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是历史形成并发展演变的，可一旦涉及到话语形成对主体的规训问题时，他就悄悄地把变动的、暂时的和偶然的关系转变为一成不变的了。我们需要重新确立这一关系变动发展的可能性，并努力把可能性转换为现实性，这样也就为反话语的重构提供了论证。相比之下，与福柯话语论同时出现的其他一些法国理论，提出了一些更为有效的抵抗策略，比如德•塞托（Michel deCerteau）等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德波（Guy Debord）的情境国际运动理论等。再比如，英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霍尔，通过逆反式地解读福柯的话语论，把思考的重心不再放在话语如何对主体加以规训，而是放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现实主体如何重构自己的话语，由此发展出一种新的认同理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主体被话语规训的被动性。霍尔认为，既然身份认同是由话语建构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不能通过建构自己的话语来塑造人们所期许的身份认同呢？一方面，霍尔反对认同源于某种共同不变本原的自然主义认同观；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身份认同的话语分析，最重要的是聚焦于“做什么”，而非回答“是什么”。他写道：“话语研究方法把身份认同过程视作一种建构，一个从未完成——总在‘进行中’——的过程。它始终是在“赢得”或“失去”、拥有或抛弃，在这个意义上，身份认同是不确定的”（Hall & Guy 4）。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使霍尔看到了主体身份认同的可塑性，他相信这是话语论给身份认同研究的一份“厚礼”。通过探究主体在话语的表意实践中如何建构新话语或反话语，进而塑造出新的身份认同，这就改变了福柯话语论中主体的被动性和驯顺性。据此霍尔提出，身份认同的研究焦点不再是“我们是谁”这类传统问题，而是转向了“我们想成为谁”，这一提问方式的转变凸显了主体建构话语的能动性，通过创造出自己的新话语来实现自我身份认同的重塑，并把争取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表征权益看作是当务之急。霍尔说得好：“实际上，身份认同是与转变（而非所是）过程中运用历史、语言和文化资源有关，问题不是‘我们是谁’，或‘我们从哪儿来’，更多的是我们会成为谁，我们如何表征，怎样影响到我们去如何表征我们自己。所以，身份认同是在表征之中而非表征之外所构成的”（Hall & Guy 4）。显然，霍尔所说的“在表征之中而非表征之外所构成”，与福柯是的“一切均在话语中”有不同的意味。

晚近一些理论探索在方法论上对话语论的改造也值得关注。显然，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带有跨学科性，因此对话语论的反思还向我们展示了不同知识互动和整合的可能性。就像布莱克曼所指出的那样，法国理论的特征之一就是其没有学科边界（Breckman 344）。合理地运用这种跨学科性，有助于克服话语论的局限而形成新的理论路向。由于话语论偏重于语言及其使用规则的探讨，聚焦于权力和知识共生关系的分析，因而有必要提倡话语论与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美学等其他知识系统的互动。这样就可以克服被话语论夸大了的语言功能，更加贴近复杂的社会文化制度实践和物质实践，使话语分析不再是文本分析式的纸上谈兵，而是更具社会参与性和介入性。同时，话语分析多半限于文本等书面文献，相对来说对田野调查和经验研究关注不够，因此，如何把长于文本分析的话语论，与社会科学中的种种经验研究有效结合起来，也是拓展话语论的一个重要路向。话语论与其他理论结合的一些尝试已初露端倪，不少有益的探索和进展值得关注。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对话语论方法的反思形成了一些不同理论背景的融合，如知识社会学、民族学方法论和定位论等；与其他方法论策略的结合，诸如实地理论或定性与定量结合等。这些新的观念和方法不仅注重发现各种文本性的文献资源，同时还把各种访谈、边干边聊、日常谈话等资料作为研究的数据资源。“这些发展倾向于形成一个有关话语分析的方法论话语，很多重要的学者宁愿把福柯的话语分析视为某种理论的和方法论的工具箱，它可以填充各种所需要的方法进而有助于特定问题的研究”（Bone Vol.8 No.2）。

注释[Notes]

①SeeCusset, François. French Theory: HowFoucault, Derrida, Deleuze, & Co. Transformed the Intellectual Life of theUnited Stat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②SeeFoucault, Michel.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 Critical Theory since 1965. Eds. Adams,Hazard, and Leroy Searle. 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③ See Lyotard, Jean-Francois. ThePostmodern Condi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4.

④另一个有趣且相近的例子是，伊格尔顿曾经和布尔迪厄讨论过意识形态问题，伊格尔顿所说的意识形态，布尔迪厄却说是符号活动，后者有意回避使用意识形态概念。布尔迪厄说道：“我曾试图用‘符号控制’、‘符号权力’、‘符号暴力’一类的概念代替意识形态的概念。”见布尔迪厄、伊格尔顿：“观念与普通生活：一次访谈录”，《意识形态》，齐泽克主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50。

⑤SeeWhite, Hayden. 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 Literature and Theor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University Press, 2010.

⑥SeeRockmore, Tom. On ConstructivistEpistemolog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5.

⑦SeeCahoone, Lawrence, ed. From Modernism toPostmodernism. Oxford: Blackwell, 199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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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艺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