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中英丨新儒家眼中的儒学精神

为何还要重新阐释新儒家对儒学精神的理解？由于儒学发展经历较长了时间，儒家精神在不同阶段获得一些发展之后，往往却因为历史跟现实的原因，或多或少地丧失了。今天，由于缺乏本体诠释学的洞察，一些西方学者和中国学者在将儒家经典和其他古典文献转译为现代文本时，不能领悟到其中的真实含义和哲学意义，因此不能把握其当代意义，从而走向了误解、误读或解构。而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我们允许这种误解误读的发生，但同时我们也必须使正确的理解有同等的话语权，让两者进行对话，以确保改进理解、增进视野的共享与融合。

这次文章的内容是在访谈的基础上，由成中英先生参考其相关文章撰写而成。

五四期间，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期望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因此也希望摒弃导致近代以来使中国蒙受耻辱的文化传统。儒学由此被指责为国家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来不及冷静地反思和分析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儒学成为了代罪的羔羊。

儒学作为一个体系是否难辞其咎，需要对儒学的意义进行探寻，认识到儒学是怎样被无知的利用的，又是如何实事求是地投入实践的。不难看出，儒学并不是一种僵化的体系，其功能是提供一种道德的指导，发展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判断能力及处理问题的策略，也是一种与他人相处并关爱他人的态度与价值观念。这种态度与价值观念会妨碍人们追求知识和科学吗？作为一种哲学，儒学非常严肃地对待知识和学习，儒家的修身观认为，知识和学习对于发展一个人的美德和诚实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儒学被定义为思想封闭、落后、愚昧、顽固守旧，将很难看到儒家文本中真正讲了些什么样的思想。事实是，当这种定义被确定时，儒家哲学系统的核心价值就失去了。而更进一步的看法是，中国人在上个世纪丢失了儒家精神，由此致使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机可乘，对中国进行了军事侵略和其他方面的侵犯。这正意味着，失去儒家精神的中国统治者变得弱小了，因此给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机会。

那么，什么是儒家精神呢？我想根据儒学发展的五个阶段来对它进行描述，并指出，当儒家精神已经获得了一些发展之时，往往却因历史现实原因或多或少地丧失了。

儒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儒学经典的形成：孔子的言论指出作为一个人对所有人的爱与关怀的能力。“仁”的发现使我们能够将人定义为人，也使我们能够在人类世界里不断超越、更新自我。孔子视“仁”为所有道德德性的源头，因此，“仁”能够被视为最基本的道德意识。孔子关于人的最重要的箴言是，在我们的心中培养“仁”或道德意识，将之作为对他人的爱与关怀。正是在以“仁”为目标的不断的自我修养，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德性的发展中，臻于自我的道德完善。

对于孔子来说，“仁”也是政治统治的基础。政治统治的成败在于统治者是否悟到仁政为民的道理。在“仁”的原则和视野下，孟子开始谈及道德情操的来源——人性，它为发展“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德性奠定了基础。这种对人性中道德情操来源的洞察为儒家伦理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这可以追溯至<中庸>。

关于道德实践，孟子强调“义”或正义在具体情境中体现的重要性。对他来说，正义既是特殊的也是一般的。这要求我们将“仁”扩展到所有的事物上，当然也包括一切生物上面，这样我们才能在对待这些事物的态度与行为中真正体现“义”。“仁”是一个大的构架，“义”是一种道德行动，是为“礼”和"智"的发展而奠基的。这种道德实践的结果就是诚实与信赖，它体现在一个整体化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中。在这个社会里，互相关爱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规划及道德规范教育。通过实践善与道德的方式来实现仁政的宏伟构想，是古典儒学的核心思想。

但是，为了能够使整个理念有效可行，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与制度来控制那些由自然欲望和文明习性引发的不仁不义不智行为。荀子从对他的时代的观察中认识到，必须在集体社会实践的规划中贯彻这一理念，并提倡一种学习和修身的开放过程，以便有目的地消除人的自然欲望的极端化，并在履行社会和谐的行为——礼——上达到一种平衡。荀子的观点导向法家的政治集权主义，但我认为这并非荀子的本意。因为荀子的重点还是在文明教化与理性学习，与孔子启迪个人的心性的想法相一致的。

荀子的学说部分的体现在<礼记>中，尤其是在<大学>的一些章节里有很好的体现。我并没有从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看到任何不相容的理论，相反，我认为荀子的立场是基于历史经验和哲学思考，对孟子立场的一种建设性补充与适应性发展。从本体论上讲，孟子完成了孔子所未完成的，发展了本体伦理学的基本观念。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中国需要一种更实用、更具法制性的政治纲领，诚如荀子所提出的，要在开放式学习和精英式管理的基础上，建立一种道德礼治社会和有效功能政府。

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学说中，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的主体是一个本体伦理、实践伦理和制度伦理，前两者是要求于个体的发展，而后者则要求在一种受伦理教化、重视伦理道德的政治权力下发展社群和社会。

儒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在两汉时期，可以说是结合道法思想的本体伦理学与宇宙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它的哲学意义与时代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但却又不自觉的引入了形式主义和数象命理学，由此束缚了而非解放了人的思想。因此也就失去了原始儒学在古典时期的视野，并导致了对发展新道教和中国佛学的需求。

在儒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中，宋明理学中本体宇宙哲学和本体伦理学系统继续演进。这个发展足以表明，儒家可以在本体伦理的系统性和分析性思想上做出巨大贡献，它还为儒家的"择善固执"提供了基于个人内心经验与体验的有力明证。它强调自我反思，因此在一种需要与道教和佛教竞争的新语境里，巩固了儒家的道德心理学、道德社会观和道德政治哲学。当前从历史观点或中国哲学史观点论述宋明理学的著作愈来愈多，但可能还需要从人的自我与集体意识发展与整合上来评估宋明儒学的成就，包含它的得失与价值。

宋明理学的缺点是，缺乏实践活动及对重大问题参与的动力，我们可以从北宋王安石推行变法措施及南宋朱熹学术内敛姿态上看到这种不足。当然，我们也可以举知行合一的道德实践者王阳明为例，说明一个儒者如何能够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实践他的为己以为人的理念，然而，他的思想却引发了更为行而上的自我反思和更为个体化的实践。在这种内化的自由中，晚明不少为官的"阳明后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关怀，最终还是陷入了皇权官僚架构的约束之中。

第四阶段，明清之际的儒学又十分活跃地回到了文化生命、历史与道德目的的探讨方面，并对知识与经验产生浓厚的兴趣。不幸的是，这种活力在清初的政治压力中又失去了。儒家哲学家和学者又沉湎于科举考试，顾不上去推动社会、政治改革，无暇进行孔子、孟子和荀子的那种文化与道德教化了。当然，当时也没有进行改革活动的成熟条件，因为皇权高度集中，而儒学也不是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的有组织的宗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古典时期相比，儒学原始仁义精神以及宋儒理学道义精神开始流失，这种精神的失落，可能需要一段漫长时间的蕴穰才能恢复。而不幸的是，中国在其后的一百五十年里命运衰落，而没有机会去反思儒学发展的这一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