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丨以精神人文主义应对全球伦理困境

 我在高一时接触儒学并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报考东海大学，跟随牟宗三先生学习中国哲学。赴哈佛留学期间，我最想修哲学，但当时由蒯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1908-2000)主持的哲学系只关注五大方向：逻辑学、认识论、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和本体论，并无我最关注的伦理学、美学与宗教哲学，所以我经常在其他院系学习神学、社会学、人类学、比较文化、世界宗教等课程。

  但我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真正的文化间的交流，赴美留学，我并非完全拜师，自认为还带有使命，那就是和他们交流儒学。出乎我意料的是，美国很多学者愿意认真聆听我的观点。这使得我能在文明对话的基础上，重新理解、重新肯定、重新发掘儒家心性之学。

  当时，美国学术界普遍的认知是：儒家学说是东亚文明的体现，面向世界只有发展的潜力。但伯克利大学列文森教授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直截了当地说，在中国，“儒家的传统已经逐渐地成为历史现象、一种博物馆化的记忆，不可能再现辉煌。”他还举例，“像梁启超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感情上还缅怀中国的过去，但在理智上已经选择了认同西方文明”。

  许多人认为，列文森对儒家的没落显示出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他去世后，我和他的不少学生和同事交流，他们认为列文森是在为儒家命运“哭泣”，因为他从中看到了所有传统的精神文明面对现代化的遭遇，特别是他坚信的犹太教。儒家的命运只是其中一个。

 从1962年开始，我就认为我应该证明列文森误判了儒家传统。 这些误判背后隐藏着一个逻辑就是现代化。中国当时尚处在前现代化，一旦进入由科学、工业革命所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一切传统的力量都会被消解。 

  这激发我思考一个问题，假如我们无法证明儒家这一精神文明还可以在20世纪存活，就无法证明传统的价值可以对现代化、现代性进行批判反思。因此，对我而言认同儒家不仅仅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或是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考验，而是我们对人类应当走向何处？依靠何种力量和平共处？万物一体的观念是否已成为一种空想？之类哲学课题有没有发言权的问题。

  1960年代末，列文森突然发现孔子正成为中国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这让他震惊——一个学说真正的消亡在于它被遗忘，尚在被批判足以证明其生命力和现实的关怀与意义。

    1978年，我跟随美国科学院的学术代表团短暂回国一个月，我意识到应该多了解大陆的儒家文化，1980年我受邀到北京师范大学研习了8个月，我问自己，儒家这个学术传统在中国大陆是否存在发展的前景？

  在和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交流中，我得到了肯定的答案。儒家的终极关怀是学习如何做人，儒家的生命力来自人的自觉，有志于“为己之学”的人即使坚决反对孔孟之道，他们对儒学第三期的发展也必有助益。

  孟子心性之学超越了同时代的轴心文明思想，在终极意义上以现实为旨归。孟子所代表的心性之学，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特殊价值，但都是一种对人的重新认识。强调孟子是一个“性善论”者，其实着眼点是孟子所关注的“做人”的道理。

   “性善”的观念是指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内心的恻隐之情，即内心对外部情境的灵活回应，发挥自己做人的基本价值。这让我想起公元前800至500年的轴心时代，印度文明、希伯来文明、雅典文明与中国文明四大文明同时出现。当时只有中国文明未曾出现在被学术界中称作的“超越”的突破，即人的最终极的价值关怀必须超越到现实世界之外，在上帝或在另一个理想世界里。孔子选择的人生意义在凡俗世界中俯拾皆是。因此，儒家传统的选择是在轴心时代对人类的自身进行的反思。这也是一种质的飞跃，是对何谓人、如何学习做人、人生意义何在、成己何以能成人成物、尽己之性如何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乃至如何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等大问题的反思。由于关注点不集中于外在的超越，许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人过于关注现实，没有更高的境界与价值。儒家的人学可以对此做出强有力的回应。孟子认为，人有很多向度（经济，社会，政治，历史，艺术，信仰），应当同时开展。个人的主体性是“为己之学”的起点。“己”不是孤立绝缘的个体，而是网络家国天下的中心点。它是开放的，多元的，包容的。我们可以从人人皆有的“四端”切入。

  其中，仁的这一端发自人的恻隐之情，包含着同情的意思，这种恻隐之情就是人之所以成为人、能够充分发展人性最重要的资源。孟子认为同情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能够将同情推己及人，就逐渐可以将个人与家庭、邻里、社会甚至国家、天下都联系起来，成为一种向外推的精神世界。这种推己及人的情，发展到陆象山、王阳明时期，他们提出必须要优先树立我们作为人的大体，即道德理想的最高价值。陆象山曾说，“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立志，若可推到家庭、他人即为大志，这也是孟子所说的“先立乎其大”。

  对于四端之一的“仁”，中国学者的研究目前已做出较大贡献。在马王堆的出土资料中，“仁”字是上“身”下“心”，身心为仁，这与一般意义上说的“仁”字有所不同，具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所以，人的价值既是内在的、自我的，也是能在关系网络中呈现的。

  通过对孟子的了解，我认为，仁爱的“仁”是指个人的主体性，这类似于康德说的“自由意志”。没有自由意志就不会成为真正独立自主的道德人。而儒家仁爱的仁里包含的同情必须推向他人。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体与其他所有人进行对话，而这种相互对话所形成的社群以仁爱为主。仁爱不仅仅是爱人，而且还要爱己和自爱，三者不能分离。这就是孟子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因此，孟子传统中存在一种强烈的自由意志，即我要发挥我的仁，是我自己的选择。因此，“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就是孔子主动自觉的“我欲仁斯人至矣”！。人人皆可体现“仁”因为是我内心所固有的。这一观念是陆象山 “心即理”的基础；也是王阳明“致良知”的根本，将良知推广扩充到事事物物。每个人内在都有仁心，所以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科学无法反证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对外在世界有着无限反应的可能，它开放、多元、包容，从最遥远的行星到眼前的草木瓦石，对我们的心量来说，都可以到达。 

  那么，如何到达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世界呢？这是一个人成为独立自觉的人必须要走的路。首先，仁一定是在人的成长、发展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的。王阳明说，每一天都相当于春夏秋冬的过度，都有一种新的意念，这就是生生不息；其次也是一种觉悟，他的力量与所有人都能够成为一体，所以他有公共性。第三，仁能通达，一定要往外通。人的主体性的本体意义在于，能与天打通，因为以天地为性：“天命之谓性”。所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仁”主张“天生人成”，地球的存活是人类无可推却的责任

  西方世界里，人是因为上帝的意志而诞生却永远无法知悉上帝在做什么。而儒家如充分体现仁，不仅可知他人，也可以知天。这个观念建立在个人的主体性之上，这势必要破除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破除家庭的局限，否则个人就没有渗透力，参悟到社会、国家、天下甚至是宇宙。

    从仁的价值往前看，如何面对现在人类遭遇的存活困境，严格来说，就是人还能在地球上生存多久的问题。自然世界有其内在的价值而非仅仅具有外在价值。从科学发展中，我们了解到，人是地球演化过程中的结果，而现在也成为演化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影响了包括化学、生物各过程在内的整个演化过程。由于人的投入是不断繁衍，促使演化过程受到干扰。人在地球能否生存，能否发展，仅是从人类中心来考虑问题是不行的，按照中国“天生人成”的观念 ，就应该思考如何与地球相辅相成地存在。

钱穆认为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是天人合一，我延伸为“精神人文主义”

  钱穆先生在96岁高龄时口授完成其最后一篇论文，阐述了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心与天道合一，即天人合一。 这样就意味着人不仅对这个世界的持续发展负有责任，还应对存活环境大自然负有责任。

由此看，我们应该把握四种关系。

  第一种是自我本身的内在关系，就是身心灵神的统一。个人的身体、心灵和自己最高的理想进行融合，这种融合形成的作用力来自于内部的反思。除反思外还需有一个内在的意识，即良知。良知的能量来自个人主体性中自觉的动力。

  第二种是将心比心的个人与他者的关系。他人可以是个人或社会，正是我们自我了解的另一种情况。个人与社会如何进行健康互动？这才是最早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修身是基本，齐家和治国是同步关系。比如当下，我们应当通过互联网发挥正能量，这源于每一个人的力量，但同时也对社会有贡献。

  第三种是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需要一种持久的和谐，这样不仅对人有意义，对天地也有助益。

  第四种是人心与天道能够相辅相成。

  以上是我提出的精神人文主义的四个向度，是我和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对话后，逐渐摸索到的人文价值，而这一人文价值是可以和世界公民分享的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