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王”的失落与涅槃

作者：范进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1997年第02期

内容提要 本文勾画从传统哲学理性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历史脉络，阐释“哲学王”观念的消解、失落及其后现代主义文化演进、发展，指出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没有“王”的时代，一个思想的新纪元正向我们走来。

（1）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 哲学被设想为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切科学知识门类都在哲学的统辖之下，哲学家被称作“王”（k-ing），因为在柏拉图看来， 统治这个世界的君主必须具备哲学的精神和智慧。两千多年来，从古希腊哲学直到笛卡尔和康德所确立的近代和现代哲学，这一思想似乎被作为一条定则，即哲学是为科学真理和道德原则奠定普遍性和必然性的标准，哲学的任务和目标是为一切知识和文化设定“阿基米德点”，以指导人类的生活。由此，科学家们往往把哲学当成一切知识的基础，普通的民众往往把统治者或政治家看成拥有哲学智慧的“圣人”。然而在进入20世纪末期，当“哲学王”在高高的“象牙塔”上一觉睡醒时，忽然发现整个世界变了模样：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和后工业时代，在逐步兴起的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浪潮声中，他的“臣民”和“武士”们纷纷离他而去，各自追寻自己的幸福和利益去了；象征至上权威的皇冠已黯然褪色，那指点江山的权杖已化为朽木。“哲学王”从布满灰尘的宝座上颓然跌倒，脑中一片迷茫……

（2）其实，从一开始哲学原本没有这么高的权威， 从事哲学研究的人也不是什么“王”。按照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的理解，人们开始哲理探索是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是为了摆脱愚蠢，解除迷惑；显然，人为求知而研究哲学，并无其他实用的目的，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因而哲学是唯一一门自由的学问。就“philosophy”（哲学）的字源上讲，它由“爱”（或“追求”）和“智慧”两个词组成。可见，哲学的原来意义是“爱智慧”，即热爱自然和人生的智慧，而不是占有智慧，不让别人分享。“爱智慧”，意味着在精神领域中，无限地追求、探索和希望。在古希腊雅典城邦中，人人皆可成圣贤，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广场上、大厅里谈论哲学，发表不同意见，进行平等对话。你可以说世界是“水”做的，他可以说宇宙起源于“火”，我也可以说“逻各斯”统摄着万物。直到某一天，来了一批自诩拥有智慧的“智者”（prophe-ts），扬言要教人以智慧，甚至以教授哲学来收取报酬，使哲学成为职业化的谋生手段；更有甚者，柏拉图竟以学习哲学可以做“王”来蛊惑人心。于是，哲学开始变味了。

（3）为了当“王”，或得到钱财，不少人对哲学趋之若鹜。他们拉帮结派，设立讲坛，传授弟子，制订门规，一时间山头林立，旌旗招扬，各派“思想宗师”帅众弟子纷纷出山，意欲“普度众生”，拯民于水火；而那些弟子们也打着“宗师”的招牌，证明自己掌握了法宝，并以此相互认同，党同伐异。尽管哲学门派各异，宗旨不同，但他们都自称是掌握了万物始基、懂得社会管理的“哲学王”。然而在那个时代，“哲学王”并不比寻常百姓聪明多少，哲学的意义和范围也不甚明了，逻辑、数学、物理、医学、生物学、占星术、政治学、教育学等统统包括在哲学这个大家庭中。

（4）天无二日，地无二主。由于北方蛮族入侵和教会哲学的产生，西方社会由希腊时期过渡到罗马时期，逐步开始了长达千年的基督教文化的统治时代，“哲学王”被迫沦为神学的“侍女”。为了取悦于教皇，他不得不去讲那些荒谬但也透出几分哲理的笑话，诸如“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等等。神学家们举杯庆贺夺取了权杖，而昔日的“哲学王”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暗地里磨刀霍霍，图谋反叛。他通过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争论，拐弯抹角地启迪人们的心智，希冀有朝一日能重掌权柄。

（5）近代西方的数百年中，一场文艺复兴，一场宗教革命，一场启蒙运动，再来一场狂飙突进，反叛的战火从意大利燃起，如燎原野火迅速烧遍整个欧洲大陆。培根开创的经验论，笛卡尔开创的唯理论，把宗教神学踢下了宝座，使其匍匐在自己的脚下。“哲学王”又重振昔日的威风，昭示天下：只有科学和理性才是判断真善美与假丑恶的标准，哲学是一切科学知识的基础和中心，一切知识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必然性只有通过哲学论证才有保障。然而自然科学却不太听话，要求独立门户，自开山门。于是哲学大家庭开始分崩离析，哲学自身也专业化、系统化了。先是数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生物学等纷纷挣脱出来，然后哲学又被康德按知、情、意划分为真、美、善3种学问，即知识学、 美学、伦理学。当然“哲学王”也说，一切文化中只有自然科学最可靠，它是其他学科学习的典范，而自然科学也维护“哲学王”的权威，称哲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

（6）20世纪开始，情况有了变化。后康德哲学中又逐步冲杀出两路大军：即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文主义思潮。前者是英美实证分析哲学，要求知识的可证实性和可检验性，要求意义与所指对象的一致性，认为只有经验世界才是知识的对象，至于形而上学、道德学、美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则不属于严格精确意义上的知识。这是一种狭义的知识理论。后者是大陆理性哲学，要求扩大科学的范围，把形而上学、伦理学、艺术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人文的和社会的学科统统纳入科学的范围。这是一种广义的知识理论。这两大思潮尽管在传统、方法、风格上有所差别，但本质却是相同的，即它们都主张一种逻辑中心主义，都宣称自己研究的是超历史、超人类的永恒不变的真理、结构和标准；并且，它们在批判对方的同时，又相互借鉴于对方，把对方的存在当成是论证自己合法的手段和工具。当然，这种描述只是指两大思潮的发展前期。

（7）随着科学哲学从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如马赫、弗雷格、 摩尔、维特根斯坦、石里克、卡尔纳普、赖欣巴赫、艾耶尔、费格尔等人的思想），发展到蒯因和古德曼的逻辑实用主义，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的历史社会学派，塞拉斯和普特南的科学实在论，以及罗蒂的新实用主义，并且随着人文哲学从尼采、克尔凯戈尔、海德格尔、萨特开创的存在主义，胡塞尔开创的现象学，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开创的（并由海德尔和伽达默尔发展的）解释学，索绪尔、莱维—斯特劳斯、皮亚杰开创的结构主义，向后存在主义、后现象学、后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的转变，使得西方思想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在这种思想的转折中，历来注重情感和生命意识并具有批判怀疑传统的法国思想界，在近几十年来群星璀璨，思潮迭起，大有让德国思想界黯然失色之势。其中，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福柯的知识考古学、利奥塔德的后现代知识理论，尤其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于批判逻各斯中心主义，促进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融合，昭示一个新的思想时代即后现代主义时代的到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8）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计算机科学、大众传播学、 生物工程学等新兴学科的迅猛发展，人类逐步由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经呈现多极化的趋势。并且，这个世纪开始以来产生的自然科学的新世界观，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玻尔的互补性原理，以及哥德尔的不完全性定理等，改变了由牛顿和伽里略奠定的近代自然科学的观念。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加上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彼此挑剔、互不相让的争吵，以及各自营垒中非理性主义“地下党们”的暗中破坏，“哲学王”的天机渐被泄露：原来哲学追寻的目标完全是虚幻的——在这个世界中，原本就没有什么中心，绝对不变的真理远非世人所能把握的；并且，“哲学王”凌驾众生之上，不食人间烟火，百姓亦对他敬而远之。俗称“识时务者为俊杰”，“哲学王”开始反省自己，渐渐怀疑、否定自己了。“理论的王国是灰暗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哲学王”从观念世界的“象牙塔”里走出来，外面是充满阳光、生机勃勃的“生活世界”。面对着活生生的自然和社会，“哲学王”褪下了皇袍，扔掉了权杖，大声呼喊：“我是凡人，我只要凡人的幸福！”

（9）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时代，在后现代主义时代，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没有“王”的文化。在这种文化的大家庭中，哲学与其他学科一样平等，各有各的角度、立场、方法、功能和目标，谁也不比谁更高一筹，谁也别想找一个“阿基米德点”把地球单挑起来。因为这个世界是多极的和多元的，我们既可以说世界没有中心，也可以说世界处处是中心，你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视角和参照系来观测它，并形成不同的结论，所以，费希特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选择什么样的哲学。尼采说，有各式各样的眼睛，也就有各式各样的哲学。这样看来，所谓哲学，也就是不同的人从不同的坐标系来观察人生、世界和社会时，所形成的不同理解、观点和看法。这样一种哲学观点狠狠打击了哲学试图做“科学之王”的雄心壮志。

（10）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生活是经验性的、历史性的，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民生活于不同的地域共同体中，服务于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他们彼此之间交往、沟通、对话、理解，以一种相互谅解、通情达理、宽容大度的态度对待对方。他们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单向的“我”与“他”的主客体（subject-object）关系，而是一种网络的反馈式的“我”与另一位“我”的互主体（intersubject）关系。他们在探讨自然、人生和社会的道理时，可以发表各种意见，只有说服没有压服，只有对话没有训话。在这样一种文化中，没有什么预设的目的、本性和中心，人类只是在历史的经验生活过程中，不断地更新、创造、丰富、提高自己。并且，人们不断超越各自狭隘的地域共同体的观念，在与其他共同体的接触和交融中，不断地达到一种崭新的历史性的视野融合，这就是普遍的世界共同体的观念；和平、繁荣、共存和发展，是世界共同体的基本主题。

（11）在后哲学文化的视域里，我们发现：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的理想不复存在，传统哲学中的逻辑中心主义和基础主义已被扬弃，一切知识的合法性来源于某种元学科、元叙事或追寻某种超人类的东西（如神、绝对或至善）的想法将得以克服。雅斯贝尔斯说：世界是一本未完全读懂的书，因为原稿丢了。而德里达说：这部上帝写的书从来没有存在过，存在的只是它的“踪迹”（trace）。这样， 哲学不再是一种真理的体系或大全，而只是一种活动、应用、实践和对话；哲学立场不再是一种生产性的、独断论的和一元化的，而是一种非建构性的、批判性的和综合性的文化立场；哲学方法不再是一种绝对的和单向度的，而是一种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看来，旧形而上学一元论的真理观只是一种“神目论”，即以为人类只是许多泡在盛有维持液的大缸中的“缸中之脑”，依靠思维把握世界，思维和语言内在地与对象符合，实际上这种情形根本不依赖任何观察者，只有上帝才能看见。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反对这种唯一的真实的对象关系和唯一正确的描述理论的说法，而认为语言与实在的对应关系太多，不存在唯一正确的对应关系。基于这种理解，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更加注重语言研究和语言的交往功能，追求开放、自由、宽容的对话结构，反对方法的单一和思想的僵化；提倡学科间的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要求消解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平民文化与精英文化的界限。他们认为，知识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性的；科学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道德价值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

（12）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是一种没有王位或王位空缺的文化，传统的哲学“王位文化”的合法性在当代社会里受到了批判和诘难。海德格尔对构成哲学“内核”的“理性”概念进行了发问：什么是理性？理性之为理性是在什么地方，通过谁决定的？理性已经自称是哲学之王了吗？17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曾说：由于每个人都不正当地想使自己成为世界的中心，势必导致觊觎绝对自我王位的觊觎者之间的无穷争斗。而在今天的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他们是在为一个并不存在的王冠而争斗，实际上既无中心亦无世界，唯有游戏；在这场游戏中，人人都是国王，王位只是在玩笑中游戏者彼此授予的东西。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作为语言游戏，是没有根据的，它既非理性的，也不是非理性的，它就如同我们的生活一样。由此，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没有王后，还能下国际象棋吗？它还叫象棋吗？罗蒂把这个问题变成了：没有与实在相符合的真理概念，还能研究哲学吗？答案是确定的，德里达回答说：哲学只是一场无底的棋盘上的游戏。从尼采的“上帝之死”到福柯的“人之死”都昭示着：西方思想在从“专制集权”（哲学王的绝对权威）经历了“君主立宪”（哲学王位的假设）之后，已经进入了“共和政体”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王位空缺已成为常态。

（13）如果哲学取代神学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结果，那么后哲学文化取代传统哲学的统治地位，将是后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中一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不同的是，在后神学文化中哲学成为文化之“王”，它居高临下，统摄群学；而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只是文化大家庭中普通的公民，它与文学、诗歌等其他学科的界限已不存在，成为隐喻性的，或是一种“教化哲学”，并且哲学和哲学家都不再是大写的，而将成为小写的。在这场新的思想启蒙运动中，小写的哲学家作为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既是文化人，也是社会人、经济人和政治人；他们不固步自封、因循守旧，而是锐意进取、不断开拓；他们不拘囿于个别知识领域，而对人类社会的各种事务具有广泛的兴趣。“英雄崇拜”的时代已经过去，“哲学王”的理想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只是社会共同体里的普通人；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的” ，仅在于他们更懂得如何成为一个“人”，更懂得如何遵循社会的“游戏规则”。后现代主义时代的人，都应该是这一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们将共同承担对社会、对历史以及对自己的责任。

（14） 当然，我们要看到，“后哲学”这只“凤凰鸟”还是一只雏鸟，在刚刚挣脱传统哲学的襁褓时还很不成熟，在它走出黯淡的思辨王国，面对丰富多采的大自然和活生生的生命世界的刺目阳光时，难免感到有点晕眩和茫然。我们不想否认，当代西方的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某些思想家的“危机”意识，和一种处于边缘（或中间）地带的“彷徨”心理。一方面，他们看到了传统哲学的缺憾和未来哲学的曙光；另一方面，他们对旧哲学痛加鞭挞，甚至全盘否定，即“破”字有余；再一方面，他们没有找到一个稳定的哲学基点，满足于某种语言游戏和“解构”（deconstruction），而“立”字不足。这就使他们的思想由于没有根基和归宿，而易于陷入否定一切真理和知识的极端相对主义，处于一种失落漂浮和玩世不恭的状态，并潜藏着一种走向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危险倾向。当然，我们在批评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消极一面的同时，亦要吸收其积极合理的一面；并要留意到，或许正是从这积极的方向，在地平线的那一边，一个思想的新纪元正在向我们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