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丨禅宗在中国和世界的传播

  作者简介：

    杨曾文，生于1939年12月7日，山东省青岛市即墨区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著有《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隋唐佛教史》等。

    公元前后佛教传入中国，从着手翻译佛经便开始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经历两汉、魏、西晋历朝的初传、东晋十六国时期的普及、南北朝时期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在大一统的隋唐时期相继成立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标志着佛教中国化或民族化历程的初步完成。此后，进入作为民族宗教之一的佛教的持续传播和发展时期。在隋唐成立的佛教宗派中，以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突出。在以后的传播发展中，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影响极为深远。近代倡导人间佛教的太虚大师将禅宗看作是中国佛教的“特质”或“骨髓”，甚至说“禅宗者，中国唐、宋以来道德文化之根源”（《黄梅在佛教史上之地位及此后地方人士之责任》），是有道理的。

    那么，中国禅宗是怎样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

    一、禅宗的成立和迅速发展

    概观中国禅宗形成和发展历史，大体经历了酝酿期、初创期、南北宗并立期和南宗独盛期。北魏到隋初，从被禅宗奉为初祖的菩提达摩，到二祖惠可、三祖僧璨，相当于禅宗的酝酿和发祥时期；进入唐朝，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创立东山法门，标志禅宗正式成立；六祖慧能从弘忍受法南归创立“顿教”禅法，弘忍另一弟子神秀与其弟子普寂在北方弘传“渐教”禅法，形成南北二宗对峙的局面；经慧能弟子神会北上与北宗辩论禅门正统和法门顿渐，后来借助朝廷的裁定南宗取得正统地位，逐渐形成南宗独盛的局面。

    8世纪后期至9世纪中后期的一百多年的期间，是南宗迅速兴起的时期。在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现象是慧能的之后的两代：南岳怀让－马祖禅系和青原行思－石头希迁禅系从湘、赣两个流域崛起，迅速传播到各地，并且在各地形成很多传法中心。成为后世禅宗主流的禅门五宗正是从这些传法中心中逐渐产生的。

    马祖道一（709－788）在通贯南北东西的洪州（治今南昌）传法，以其充满个性的明快而峻烈的禅风，不仅在当时影响相当广泛，而且一直影响到后世禅宗各派。他在说法中强调“即心是佛”，但为防止弟子对此执著，又提出“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不着意分辨真心与妄心，提出“平常心是道”，主张“道不用修”，修行解脱不离日常生活。

    马祖门下著名弟子有上百人之多，受其法者超过千人。《宋高僧传》〈太毓传〉说：“于时天下佛法，极盛无过洪府。”在唐末，马祖的法系最有影响。马祖的弟子大义、怀晖、惟宽先后在唐德宗、宪宗时应请进京，受到皇帝和朝中士大夫的礼敬。百丈怀海（750－814）制定《禅门规式》，对设立禅宗独立的寺院和禅僧的修行、生活仪规提出具体的规章，并且付诸实行。其他如智藏、慧海、普愿等也都名高当时，影响很大。百丈的弟子黄檗希运、普愿的弟子赵州从谂和尚的禅法也别有风格。

    当马祖在洪州盛传南宗禅法，名震大江南北的时候，行思的弟子石头希迁（700－790）在衡州南岳弘传南宗禅法，也声名远扬。希迁在对心性的解释中更侧重心性的空寂无为的方面，而在讲如何达到解脱时，特别引导人们树立自信心。他的禅法受到《肇论》和华严宗的影响，在《参同契》中所表达的理事圆融，物我一体的思想无论在佛教史还是哲学史上都很有意义。

    石头的弟子惟俨与以著《复性书》而名垂青史的李翱的交游，大颠和尚与因向宪宗进《谏佛骨表》被贬官潮州的韩愈的对谈，是儒佛二教交流中的有趣的插曲。

    石头法系的四传弟子雪峰义存（822－908）在福州象骨山（后名雪峰）传法，得到当地刺史、观察使支持，后来受到闽国王氏政权的敬信，为他的法系在五代时期的迅速传播打下基础。

    宗密（780－841）是唐代著名的华严宗学僧，被华严宗奉为继澄观之后的五祖。然而他同时信奉禅宗，主张以神会的荷泽宗为禅宗正统，自己则以直承神会的法系自许。他既著书发挥自法藏以来的华严宗教理，又撰《中华传心地禅门师资承袭图》、《禅源诸诠集都序》等专门阐述禅宗史论。他的会通禅、教的著作和理论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南宗在马祖、石头法系兴盛之后，迅速发展成为禅宗的主流，到唐末五代时期，从中产生五个流派：属于南岳怀让法系的有义玄（？－866）创立的临济宗、灵祐（771－853）与慧寂（807－883）创立的沩仰宗；青原行思法系有洞山良价（807－869）与曹山本寂（840－901）创立的曹洞宗、文偃（864－949）创立的云门宗和文益（885－958）创立的法眼宗。从此，中国禅宗进入五宗迭兴，相继盛行的时期。

    禅宗在唐末兴起的过程中得到各地军政官员以至藩镇的支持。同样，在禅门五宗的成立和发展过程中也得到他们的支持，进入五代之后成立的云门宗、法眼宗分别得到南汉、南唐的国主和官员的支持。在五宗中，临济宗发源地在现在的河北省正定市；沩仰宗的发源地和传法中心在现在的湖南省宁乡县、江西省宜春县；曹洞宗在江西省宜黄县、宜丰县；云门宗在广东省乳源县；法眼宗在江西省南京市。只有临济宗发源于江北，其它皆发源于江南。

    二、进入宋代禅宗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派

    进入宋代，禅门五宗中，沩仰宗已经消亡，法眼宗也不久衰微下去，只有云门宗、临济宗兴盛，曹洞宗兴起较晚。

    云门宗到云门之下二世、三世时，得到迅速发展，而到云门之下四、五世时（从仁宗至哲宗朝，1023年至1101年）是云门宗在北宋最为兴盛的时期。三世的著名代表人物有雪窦重显（980－1052），著有《颂古》百则，是宋代文字禅的代表作之一。四世的代表人物有育王怀琏，奉诏入京净因寺传法；另有佛日契嵩（1007－1072），进京向仁宗上书并献所著《辅教编》、《传法正宗记》等，影响很大。五世有慧林宗本、法云法秀，皆应诏请入京住入皇家寺院传法。然而在进入南宋以后，云门宗逐渐衰微下去。

    北宋临济宗的振兴始于临济下四世首山省念（926－994）及其弟子，在弟子中尤其以汾阳善昭的影响最大。善昭（947－1024）在传法过程中很重视语言文字的运用，善于运用代语、别语、诘语等禅语表达形式，还编撰《颂古百则》，推动了宋代文字禅的发展。他培养出石霜楚圆（986－1039）等十几位杰出弟子传法于大江南北。楚圆的弟子黄龙慧南、杨岐方会分别创立临济宗的黄龙派和杨岐派。此后，临济宗迅速向南方传播，进入南宋之后特别繁盛，成为禅宗中最有势力的宗派。杨岐派影响较大，代表人物有圆悟克勤（1063－1135），他在重显的《颂古》百则的基础上编撰《碧岩录》，是宋代文字禅的另一代表著作。弟子大慧宗杲（1089－1163）著有《大慧书》、《正法眼藏》等，在禅法上提倡“看话头”，影响深远。克勤的弟子虎丘绍隆的法系，历代出了很多著名禅师，其中有不少人东渡日本传法。虎丘下四世出了无准师范（1177－1249）。他的法系一直延续到明清，其中著名的禅师有元代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明代的幻有正传、天童圆悟、费隐通容及汉月法藏等，还有憨山德清等人。

    曹洞宗传到宋代的是属于洞山弟子云居道膺的法系，曾长期不振，直到北宋后期洞山下八世芙蓉道楷（1043－1118）时，形势才出现转机，经丹霞子淳，出了天童正觉（1091－1157），提倡“默照禅”，主张通过“静坐默照”使“心尘脱落”。芙蓉的法系一直延续到明清以后，著名的禅师有元代的万松行秀（1166－1246），著有《从容录》；弟子有林泉从伦，著有《虚堂集》等。明代有无明慧经、永觉元贤等。

    禅宗在宋代以后成为中国佛教中的主流派，以至达到无寺不禅的地步。在禅宗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得到儒者士大夫的理解和支持，而且也受到一般民众的信奉和支持。禅宗强调世与出世不二、“即心是佛”和佛在众生之中的思想；修行方法简便，不要求特别的时间、场所和程序、方式，即使对于为一般人容易接受的净土念佛信仰，也不是绝对反对，而是逐渐以“唯心净土，己性弥陀”的思想加以融摄；说法中贯彻的理事、体用圆融的玄学思维和富有机辩的论禅方式；寄修行于日常生活的简易要求；实行农禅并重，丛林运营井然有条，崇尚自然的情趣等；禅宗寺院所具有的地方文化中心的功能，很多禅僧有较高文化素养；禅僧行脚游方在沟通各地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禅僧在说法中标榜的“无念”、“无求”和淡泊名利的理念等等，通过多种渠道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之中，对中国的佛教和社会文化、民众习俗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禅宗在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传播

    佛教在公元4、5世纪传入还处在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分立时代的朝鲜半岛，在南北方缓慢传播。新罗统一王朝（668－918）时期，与唐朝的佛教文化交流十分频繁，中国各宗陆续传入新罗，佛教在全国发展迅速，其中以华严宗、法相宗最有影响。在这个过程中，禅宗也逐渐传入新罗。

    唐朝道信、弘忍在蕲州黄梅（在今湖北省）创立禅宗――“东山法门”。新罗僧法朗入唐跟道信受法，回国后传播道信的禅法。弟子神行，入唐跟北宗普寂的弟子志空受法而归，传北宗禅法。然他们所传的禅法影响不大，在新罗比较有影响的是从唐朝传入的属于南宗的禅法。

    新罗有不少僧人先后入唐投到南宗马祖法系或石头法系的禅师门下学习禅法，回国后在不同地区传法，发展成为若干禅派，在进入高丽王朝（918－1392）以后，共形成九个禅派，史称“禅门九山”。其中除曦阳山派传北宗禅之外，其他八派皆传南宗禅法；而在这八个传承南宗的禅派中，只有须弥山派传石头――曹洞宗禅法，其他七派皆传马祖洪州宗的禅法。它们是：迦智山派、实相山派、桐里山派、凤林山派、圣住山派、阇崛山派、师子山派。唐末，顺之（或作顺支）到中国求法，跟仰山慧寂（807－883）学沩仰宗禅法，回国后在五冠山传沩仰宗，在传授禅法中经常以画圆相或画符号的方式表达某种禅机。

    知讷（1158－1210）探究《金刚经》和《六祖坛经》、大慧宗杲的《语录》、李通玄《新华严经论》等的思想，将中国禅宗与高丽的国情、自己的体验结合起来，著有《修心诀》、《圆顿成佛论》、《看活决疑论》、《真心直说》等，主张心为觉悟之本，成佛不假外求，顿悟之后还须渐修。他以慧能的传法中心“曹溪”为名，创立“曹溪山修禅社”，形成高丽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禅派――曹溪宗，此后发展成为高丽佛教中的主流宗派。此后中国的临济宗在高丽的传播过程中，也利用曹溪宗的名义。现在韩国，曹溪宗仍为最有势力的宗派，另有从曹溪宗分离出来的太古宗。

    佛教在公元6世纪中期传入日本，在佛教相当盛行的镰仓时期（1192－1333）才由日中两国禅僧正式传入禅宗。日僧荣西（1141－1215）入宋求法，从临济宗黄龙派虚庵怀敞受法，回国传法，被尊为日本临济宗的“大祖”。此后，日本禅僧圆尔辨圆、中国禅僧兰溪道隆（1213－1278）、无学祖元、一山一宁（1247－1317）相继在日本传临济宗杨岐派禅法。因为受到幕府武士政权的支持，临济宗一时成为最显赫的宗派。禅僧在传禅法的同时，还将正在中国兴起的程朱理学传到日本。室町幕府时期（1336－1573），幕府对禅宗寺院实行“五山十刹制”，将在京都的南禅寺置于全国禅寺的最高地位，又择取在京都、镰仓的各五寺分为五级，称“五山”，此外又有所谓“十刹”（不止10寺）、“诸山”。在这一时期，禅僧除传禅法外，还从事多种文化活动，撰写汉诗汉文章，讲授宋学，促成对日本民族文化贡献极大的“五山文学”的繁荣。曹洞宗由日僧道元（1200－1253）传入日本，他入宋从师于在天童寺传法的长翁如净，回国传“默照禅”，提倡“只管打坐，身心脱落”，并且主张“修证一如”，将坐禅既看作是修行方法，也看作是达到觉悟的表现。曹洞宗长期在农村发展，至道元下三世莹山绍瑾（1268－1325）时，适时地吸收日本民间信仰习俗和其他宗派的某些作法，使曹洞宗取得迅速发展。

    日本在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7）以后，由于幕府加强对佛教的控制，并且有意推行发展文教的政策，临济宗和曹洞宗与其他各宗一样都致力佛教义理的研究和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成绩很大。在这一时期，中国禅僧隐元隆琦（1592－1673）又从中国传入本属临济宗法系的黄檗宗，同时传入明清文化，为当时的日本佛教和文化注入一股新鲜血液。禅宗对日本历史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对宋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对日本武家体制和武士道的充实，对日本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的发展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古代越南是中印两国文化的交汇地区。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末，佛教从中国和印度传入越南，到4、5世纪时得到广泛的传播。此后，中国的佛教宗派，特别是唐朝中后期迅速兴起的禅宗以及在民间广泛传播的净土宗在越南获得较大的发展。从9世纪至13世纪，越南相继出现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属于禅宗系统的无言通派、草堂派、竹林派。这些派别先后受到李朝（1010-1224）、陈朝（1225-1405）皇室的尊奉，被奉为国教。17世纪以后，竹林禅派逐渐与净土宗融合，形成禅、净合一的莲宗，主张禅、教一致，念佛与坐禅双修。此后由中国禅僧元绍（?-1712）创立元绍禅派，弘传临济禅法，提倡“禅教一致”，在越南中部、南部一带流传。18世纪初越南了观法师（?-1743）创了观禅派，对临济禅法进行改革，至今在越南中部比较有影响。 

    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中，佛教曾是联结东亚各国的一条重要的“黄金纽带”。在这当中，中国禅宗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上所述，以传承慧能顿教禅法为宗旨的禅宗，不仅在中国一直流传至今，而且也传播到东亚各国，成为这些国家佛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禅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东亚地区各国的佛教和历史文化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