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志、文本及方法 ——王船山的老庄诠释之学概观

心志、文本及方法

——王船山的老庄诠释之学概观

文/邓联合

王船山肖像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世称船山先生。[1]作为明遗民的代表人物和明清之际的一代大儒，在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中，船山表现出了坚贞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在其晚年所著《读通鉴论》中，他曾通过褒赞历史上的孔鲋藏书之事自抒心志：“能为无用之学，以广其心而游于乱世，非圣人之徒而能若是乎？……君子之道，储天下之用，而不求用于天下。”（《读通鉴论》卷一）[2]这是船山于王朝更替之世自我期许的生存之道，所谓“为无用之学”和“储天下之用”具体表现为他一生虽动荡坎坷甚至屡遭险祸，但却拒绝降清，并最终选择隐遁于深山中孤愤著书，以接续、阐扬和重建儒家的文化精神信念。

自中岁徙居“败叶庐”，从此寄全部身心于学术之业始，一直到去世，船山笔耕勤奋，著述繁多，诚可谓“经史子集”无所不涉。暂撇开其“史”、“集”之作和诗赋等文学作品不论，他于暮年撰有一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敔《大行府君行述》），[3]由上联可知，对儒家传统经典的诠释是船山一生学术事业的中心。在这方面，其于《易》有“内传”、“外传”、“稗疏”、“考异”、“解”，于《书》有“稗疏”、“引义”，于《诗》有“稗疏”、“广传”、“考异”，于《礼记》有“章句”，于《春秋》有“稗疏”、“家说”、“世论”、“博议”，于“四书”有“稗疏”、“考异”、“笺解”、“大全说”、“训义”。在子学领域，他的重要著述是《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和《张子正蒙注》。此外，其著《楚辞通释》之目的显然也不只是为了进行字句辨析和文学鉴赏，而是重在思想阐发。正是通过对众多儒道经典的考辨、注解和诠释，船山形成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刘笑敢先生指出：“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说，王夫之都是继朱熹之后的中国古典哲学诠释的另一个高峰。”[4]这无疑是对船山的经学和子学著作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及其在中国哲学经典诠释史上之地位的精当评价。

我们看到，船山的经典诠释著作不仅思想内容各异，其文本类型和体例亦颇为不一。大致来说，“传”、“解”、“说”、“论”、“引义”、“训义”、“衍”、“通”、“释”，以及他对张载《正蒙》所作的“注”，均可归为思想诠释之作，而“考异”、“稗疏”则是辅助性的考辨或疏通字义之作。[5]这两类著作相辅相成，共同构建起了一个极为庞大的经典诠释体系。船山在不同体例的著作中所运用的灵活多样的诠释方法以及其中包涵的丰富的诠释学思想，值得我们深度开掘。

虽然本章要讨论的是船山的老庄诠释之学，但从学术研究的周全性和缜密性角度考虑，他对《老子》和《庄子》的诠释毕竟只是其庞大的经典诠释体系的一个局部，而作为严正之儒，船山对这两部道家经典的诠释又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他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的影响和制约——无论在方法上还是在思想上，所以，我们必须将他的老庄诠释之学置于其经典诠释学的总体结构中进行考察，并准确把握他于儒家系统中的思想特质及其诠释动机。因为从根本上说，船山的思想特质和诠释动机决定了其老庄诠释之学的视域、前见、方向和方法。

概要而言，在宋明道学诸儒中，船山对陆象山及阳明心学乃至李贽之学可谓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他对濂溪程朱虽亦各有所取，[6]但却奉张载为正学，且尤重《正蒙》，故其自题墓铭中有“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一语（《薑斋文集》卷十）。[7]另据其子王敔所撰《行述》记载，船山晚年“又谓张子之学切实高明，《正蒙》一书，人莫能读，因详释其义”。[8]基于此，正如陈来先生所指出的，从中国哲学发展的自身脉络看，船山是宋以来道学运动中属于张载一派的思想家，而且他与二程、朱熹等人的思想又有着广泛复杂的关系，所谓“参伍于濂洛关闽”，“归本于横渠濂溪”，其一生思想活动的主导方向则是反思和超越明代道学之衍变，“以重建儒学的正统”。[9]

与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对儒家“正学”的重建相对应，船山学术事业的另一方面是讨伐“异端”，恰如其所言：“辟异端者，学者之任，治道之本也。”（《读通鉴论》卷七）[10]根据他的判断，在儒家学派之外，“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读通鉴论》卷十七）。[11]针对老庄之学，船山专门撰写了《老庄申韩论》一文（《薑斋文集》卷一）[12]，明确表达他的批判态度：

建之为道术，推之为治法，内以求心，勿损其心，出以安天下，勿贼天下：古之圣人仁及万世，儒者修明之而见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于此而不能，因流于诐者，老庄也。

这段话是说，老庄皆是背离圣人之道而自损其心、贼仁且害天下的异端。对此“诐者”，船山斩截指出：“与圣人之道背驰则峻拒之者，儒者之责，勿容辞也。”在他看来，真正的儒者必须从内心到行为都应与老庄等异端彻底划清界限，“拒其说，必力绝其所为，绝其所为，必厚戒于其心，而后许之为君子儒”。然而，历史与现实中偏偏有相当一部分儒者罔顾正邪、混同儒道，他说：“……君子贵知择焉。弗择，而圣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余。以文老庄而有老庄之儒。”虽然“圣人之道”文饰的“老庄之儒”骨子里不过是邪慝者流，但其文邪饰慝之举却势必玷污“圣人之道”的圣洁性，用《老子衍·自序》的话说：“强儒以合道，则诬儒。”这当然是船山无法容忍的，所以他在指斥老庄的同时，还频频把批判矛头指向那些名为孔门之徒但内里却实已老庄化了的儒者。据此可说，船山之辟老庄，乃是为了从思想和历史现实两个层面，排拒、涤除老庄之学对儒家正学和儒者群体的渗透、侵蚀，从而为儒家“清理门户”，以维护和挺显圣道之本貌。由此，他的老庄诠释之学只有被放在捍卫儒学的纯洁性这一思想旨趣下，方可得到恰切的理解。

全面地看，船山的老庄诠释学展现为两种文本形态：一是狭义的内部性诠释文本，即《老子衍》和《庄子通》、《庄子解》等三部道家经典诠释专书；二是广义的外部性诠释文本，这是指除三书外，船山于不同时期——无论早年、中年还是晚年——在大量的其他不同体例的著作中写下的直接或间接随机引述、评议或阐说老庄的文字。这些文字分开来看皆属碎言片语，但合而观之，其总量却堪称繁巨。就内容和体例而言，船山针对老庄的外部性诠释文本广泛散存于他的经史子集各类著作中，其中包括儒家经典诠释、史学批注、社会政治评论、思想文化短札，乃至历史人物传记、诗赋文论等。即以庄子为例，通观《船山全书》，我们发现大约只有很少几部著作——譬如《周易考异》、《尚书稗疏》、《春秋稗疏》、《四书考异》、《籜史》、《莲峰志》、《噩梦》、《龙源夜话》等，其中没有涉及庄子。这从一个方面表明，对老庄的高度关注是其经典诠释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

研究船山的老庄诠释学，应以内部性诠释文本为重点对象，但外部性诠释文本也绝不可忽视，这不仅是因为此类文本总量繁巨，更重要的是，如果把两种文本结合起来作一综观，我们就会发现，一旦脱出《老子》《庄子》二书而转到其他著述和其他语境下，船山对老庄的态度其实是非常复杂，甚至在某些方面是自相矛盾的。特别是关于老庄思想之异同以及对庄子之学的评价和定位等问题，他在两种文本中表达的观点明显存在着相互冲突之处。比较可见，在外部性诠释文本中，船山往往视同老庄，进而不加区分地批评二者为“古今之大害”，但在内部性诠释文本中，《老子衍》对老子的指斥和《庄子通》《庄子解》对庄子的有所肯定以及对老庄之异同的辨析，却与他混同老庄而一概斥之的前一种态度发生了矛盾。船山之所以在两种文本中对老子始终持否定态度，对庄子却褒贬不一，实质上皆可归因于其作为儒者和遗民的微妙复杂的心态。若要准确把握这种心态，进而理解《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的诠释学特点，必须将此三书与他在外部性诠释文本中对老庄的评议论说结合起来，否则，我们对其老庄诠释学的理解和把握就是不完整、不深切的。

除了具体的理论观点有别，船山在内部性和外部性诠释文本中对老庄之学还分别采取了迥异的处理方法，以至产生了不同的诠释效应。详言之，在《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中，他主要是通过进入《老子》《庄子》文本内部，依循其各自的文章脉络和固有的逻辑理路，同时有选择地袭用二书的某些文辞和概念，以展开对老庄之学的诠释。用这种方法诠释老庄之学，船山提出的理论观点固然不乏有意无意的误解或偏见，但由于内部性诠释文本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诠释著作，所以他不可能完全脱离诠释对象的思想和逻辑，而是不得不适度顾及、体贴甚至某种程度上受限于诠释对象固有的内在理路，以客观公允的学理辨析的方式对其进行思想诠释。因此我们看到，船山的三部道家经典诠释著作在发挥己意、推阐新说的同时，确乎提出了一些并非私意和偏见的重要学术观点。例如《庄子解》对庄老之学的区分虽绝非无懈可击，但船山能敏锐探察到《庄子》各篇的文本和义理差异，进而指出庄老殊途，其论断仍大可被视为正见。事实上，船山对《庄子》文本和老庄之别的分疏在后世乃至当今学界仍颇有影响，这充分说明其论断在学理上有相当的说服力。

然而，一旦撇开《老子》《庄子》文本，从而脱出二书构设的老学和庄学语境的制约，在内部性诠释文本之外大量的经史等著作中，特别是在此类著作涵涉的需要船山挺立儒家立场和儒者姿态的经学或儒学语境、历史语境以及社会政治和生活伦理语境下，他却又出于彰扬儒家正学之目的，遵循宋明道学排“二氏”的惯常套路，外部性地评议论说作为异端的老庄。由于这种评说几乎完全不顾《老子》《庄子》二书的思想逻辑、理论旨趣和精神实质，而纯粹是从儒家立场作出的，所以在其针对老庄之学的外部性诠释文本中，我们看到的大都是船山作为儒者对所谓异端的偏颇臆断和不实指责。这些臆断和指责不仅有失公正，在学理上也是不严谨的。例如，其于外部性诠释文本中罔顾庄子之学的独异性，进而混称“老庄”或“庄老”，且不加区分地笼统批评二者的做法，便与其《庄子解》对老庄思想之异的辨析发生了矛盾，而船山贬老庄为古今三大害之一的论断则更透显着儒家的偏见，让人难以认同。

由上述分析也可看出，无论就内部性诠释文本还是就外部性诠释文本而言，船山的老庄诠释之学皆具有明显的“文本语境化”的特征，即：在不同的经典文本以及该文本内在构设的思想语境中，他用以处置老庄之学的方法及其理论观点常常会发生变化、漂移。之所以会出现这一现象，首先是因为船山的著述大多采取经典诠释的方式，而他所诠释的经典，无论属于经史子集的哪一类型，也无论属于儒家还是道家，经过长期的历史流传，这些经典自身本有的概念系统、言说方式、思想逻辑和价值向度已经构成一个磁力强大的话语场，它会对进入该经典文本及其内中语境的诠释者具有相当的干扰、限制甚或笼罩、裹挟效应，使诠释者——即便他们具有偏执的前见或试图对经典文本进行“逆向性诠释”——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贴着、顺着或“照着”诠释对象讲。

另一方面，船山在诠释经典时又比较注重依循对象文本的固有理路以出己意。例如，《老子衍》的撰述方法是“入其垒”、“衍其意”（《老子衍·自序》），《庄子通》是“因而通之”（《庄子通·叙》），《庄子解》则是“随文申义”（萧萐父语）。[13]应当看到，船山并不只是在诠释《老子》《庄子》时才强调因顺文本。事实上，对于儒家经典，他同样运用这一诠释方法。例如，在《周易稗疏·上经》中，借“以配祖考”四字之解释问题，船山发挥说：“凡此类皆顺文求之，斯得其解，不可屈文义以就己说。”[14]在《礼记章句·月令篇》序言中，他在批驳了后世对该篇的谶纬化解说之后，随即提出他所采取的诠释方法是“因其说之可通者而诠释之”。[15]在《楚辞通释·序例》中，船山坚决反对王逸对《楚辞》所作的过于随意的解释，所谓“俄而可以为此矣，俄而可以为彼矣，其来无端，其去无止”，进而指出他的诠释方法是“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16]亦即从该书的文辞及其本意出发，并把辞与意结合起来，以通达“屈子之情”。另外，其于“《中庸》则仍朱子《章句》而衍之”（王敔《大行府君行述》），[17]“仍”即因袭、沿用，“衍”是指循着朱熹《章句》的文脉和理路以推阐其意。这些不同说法都体现出了船山对诠释对象的尊重和因顺。

这种诠释理念使船山对老庄的态度难免会随着他所诠释的经典文本及其语境之异发生偏差：在诠释《老子》时，即便其根本目的是批驳老子之学，他也不得不对“老之自释”（《老子衍·自序》）多有依循；在诠释《庄子》时，为了对庄子进行儒家化的再造，他不仅采取了“因以通君子之道”（《庄子通·叙》）的处理方法，更在某些问题上对庄子之说深表认同。但在内部性诠释文本之外的其他著作中，特别是在儒家经典诠释和史论著作中，为了维护儒家思想的纯洁性，挺显儒家在历史、政治和日用伦常、自我修养语境下的严正立场，每当论及老庄之处，船山又几乎无一例外地断章取义，诛其心、废其文，痛斥其学为洪水猛兽，而全然不顾《老子》《庄子》二书之本文和本旨。

从《老子衍》《庄子通》《庄子解》三书来看，由于船山本人的思想取向和微妙心态使得其对老子和庄子之学的是非褒贬并不一致，所以，虽然他对《老子》和《庄子》采取的同样都是因顺文本的诠释方法，但撇开具体细节不论，这一方法在这两部道家经典上却是按照截然不同的诠释方向运用的。简言之，如果说其对《庄子》的诠释是建构性的——建构一个儒家化的庄子思想体系，那么，其对《老子》的诠释则是摧破性的——摧破邪诐不经的老子之学。恰恰是在此一破一立之中，蕴涵着两种颇为不同的诠释学思想。同一位诠释者，所诠释的乃是两部历来被认为同归一门且具有源流关系的道家经典，但其诠释活动却表现出了歧向各异的思想特点，这在中国哲学诠释史上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了。

（作者：邓联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诠释学史-道家卷”《王船山的老庄诠释之学》的第一节）

[1]为行文方便，以下称“船山”。

[2]《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69页。

[3]《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4页。

[4]刘笑敢《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42页。

[5]汤一介先生说：“对于经典解释所用之材料，必定会遇到材料是否可靠的问题。……考证材料之真伪、判定论断之是非，对研究经典注释问题至关重要。”（《关于僧肇注<道德经>问题——四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学术月刊》2000年第7期）

[6]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说船山“守正道以屏邪说，则参伍于濂、洛、关、闽，以辟象山、阳明之谬，斥钱、王、罗、李之妄”。（《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3页）

[7]《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28页。

[8]《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4页。

[9]陈来《诠释与重建——王船山的哲学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10]《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79页。

[11]《船山全书》（第十册），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651页。

[12]《船山全书》（第十五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5—87页。

[13]萧萐父《船山哲学引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4页。

[14]《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760页。

[15]《船山全书》（第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72页。

[16]《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7页。

[17]《船山全书》（第十六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