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丨与青年谈中国文化
与青年谈中国文化
文/唐君毅
唐君毅(1909-1978)：四川宜宾人，中国现代学者，哲学家、哲学史家，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唐君毅出身书香门第，幼承庭训，接受过良好的旧学教育。曾就读于中俄大学、北京大学、毕业于中央大学哲学系。青年时代颇受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学术的影响。曾任教于华西大学、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任过江南大学教务长。1949年起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创办新亚书院，并兼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1958年与徐复观、牟宗三、张君劢联名发表现代新儒家的纲领性文章《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受聘为该校首任文学院院长和哲学讲座教授，1967年任新亚研究所所长。
(一) 中国之人文精神
广义之文化，包含宗教、哲学、文学、艺术、道德、伦理、科学、政治、经济，及技术上之发明之各方面。本文论中国文化，将限于狭义的精神文化方面，亦即关于中国文化中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艺方面，不过这些之范围，仍甚广。我们以下所能论及者，将再局限于中国之道德伦理宗教哲学文艺之精神中，特别值得为一切中国人所应注意之点。 我们中国的文化精神，在根本上一言以蔽之，即重人的精神。人为古所谓三才天地人之中。天之原意是指超越的天帝，地即物质的自然世界。重人的精神，不必否定有天帝之存在，亦不必忽略物质的自然世界。只是要以人之精神上通于天而下达于地，使人能顶天立地于宇宙间。中国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的核心，即在指出人的尊严，维持人的尊严。人有物质的身体，其运动变化，亦依物理界的定律。人是一动物。他与动物，同样的需要物质的营养与求延续其种族的生命。因而人有食色争斗之本能。但人不只有物质的身体，亦不只是一动物。人与一般动物有所不同。一般动物，在中国过去即称之为禽兽。人与一般动物之不同，即中国古所谓人禽之辨。中国之道德伦理思想与哲学思想之最重要处，亦即在于人禽之辨处，首先认清楚。我必须自觉我总有一点异于他人处，我才真是我；人亦必须自觉人之异于禽兽，异于一般动物处，人才真是人。所以人禽之辨，是中国先哲数千年来一直念兹在兹之教。究竟人禽之辨在那里？在西哲多喜欢说：人是理性的动物，或说人是最像神的，或说人是能造工具的动物，人是有语言文字或能以符号表意的动物。说法很多。中国先哲之说法，亦不全一致。但是，大体来说，中国先哲讲人禽之辨，总是合情理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在其性理即在其性情。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在其有仁义礼智。仁义礼智，见于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此心乃既见至理亦见至情。此外，中国先哲又喜自人伦人道人文等上讲人禽之辨，而不大从人神之相像，亦少专自人之能造工具等上，讲人禽之辨。这即表示中西文化精神之重点，不必全同。 中国先哲之从人之性理、性情，讲人禽之辨，其义谛恒极精微。今姑只依上文所提到之孟子所讲之仁义礼智来说，则仁即无私的普遍的恻隐不忍之心。义是本于人格尊严之自觉，故孟子以人之不屑受嗟来之食，与「所欲有甚于生者」见义，而以公平正直之心，对人接物皆为义。礼见于自己谦让与对他人之尊重。智见于明辨是与非。 人有仁所以能爱家人，爱国人，爱天下一切人。以至对于禽兽，都欲见其生不忍见其死，对于草木山川，都可有情，而极至于乐观彼万物之生生不已，而有赞天地之化育之心。人有义，有公平正直之心，而求使人我皆得其所，求人与人之平等，家与家之平等，国与国之平等。人之正义感，可无所不运，而以实现各种平等之社会理想，以维持社会之秩序。人亦可以为了正义，而宁死不屈，表现惊天动地泣鬼神之气节。人有礼，能自己谦让以尊敬他人。所以能尊敬父母，尊敬师长，尊敬圣贤豪杰，尊敬一切对人类文化有贡献的人；以至尊敬一切我以外之人，我以前之古人，我以后之后生，来者。人有智能辨是与非，所以能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而追求真理，有对自己之过失之反省与忏悔及改过之努力，对他人之过失之批评与督察；而有对他人之忠告，社会之舆论，法律之审判。人之仁极于赞天地之化育，故人可补自然天地之所不足，而与自然之天地参。人之义极于牺牲生命以见气节，则见人自然之生存之上，有一超自然生存之精神价值精神生命。人之礼，极于尊敬一切人伦世界人文世界中之人。尊敬之即推而上之。尊敬人，亦即尊敬人所形成之人伦世界与人文世界，而若将人伦世界人文世界推举而上，以卓立于宇宙。人之智极于使人我皆能不违真理，同得改过迁善，则所以使人类社会日进无疆，使人伦世界人文世界悠久长存。是人之有仁义礼智之性，亦即人之所以能在自然的天地万物之世界之上，建立一人的世界之根据，而为人与禽兽截然不同的所在。此人与禽兽之不同所在，在其开始点虽可谓几希，然而此几希一点，即壁立千仞。人的世界之无尽的庄严，神圣，与伟大，皆自此几希一点而流出。在中国之思想中，自孟子承孔子指出仁义礼智为人之特性以后，中国先哲言人禽之辨者，大体皆孟子之意。出入之处，亦无关大体。而中国文化之重立人道之精神，亦可谓自孟子而确立。所以我以上特提孟子之意，略加发挥。
(二) 伦理道德与尚学术文化之自由及重世界和平之精神
由中国先哲之重人禽之辨，重对于人之异于禽兽之人性之自觉，而依之以建立人伦人文之世界；所以中国之道德伦理，首重家庭中之伦理。相传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首即为父子有亲，长幼有序。自孔门弟子起，即以孝悌为仁之本。原来人之对人之情感，正当从最亲近之人开始。中国儒家特重孝悌者，则以孝悌尤为人与禽兽之异之所在。禽兽能爱其子女，然兄弟恒不相亲，尤罕有能孝者。人之孝，表示人之生命精神之能返而顾念其所自生之本。由孝父母，而及于父母之父母，及于祖宗，于是人之生命精神，可上通于百世，宛若融凝无数之父母祖宗以为一。由弟而敬兄以及于一切同族之长兄，以融凝一宗族中一切兄弟以为一。孝之扩充，为孝于整个之民族，而忠于民族之历史与文化。悌之扩充，为视四海之内之人皆兄弟。故孝慈之道之扩充，即纵面的维系民族生命于永久。友爱之道之扩充，即横面的启发民胞物与天下一家之意识。中国先哲所谓仁之最高表现，从横面看是极于民胞物与之精神。自纵面看，则是慎终追远，上承祖宗之心与往圣之志，而下则求启迪后人，以万世之太平为念。而此种仁之最高之表现，其开始茁芽之处，则在家家户户所有之孝悌。故曰孝悌为仁之本。仁至难而孝悌则极易。人诚能从至易处，先下培养工夫，求难于易，而后难乃不难。此即中国先哲之伦理道德之所以首重家庭之孝悌。封建宗法之制，虽衰亡于周秦以后，而孝悌之伦常，至今不改。此皆由于中国先哲之能洞见至仁之大德之本源，乃本此至平凡之孝悌之故也。 中国古所谓五伦，除父子兄弟之伦外，尚有夫妇君臣朋友三伦。夫妇之伦之重要，在中国先哲，并不专从儿女之情上说，而是因为夫妇可以合二姓之好。通过夫妇一伦，而我们之情谊，即超越过我所自生之家庭，而贯通于另一家庭。故夫妇一伦，即家与家之连接以组织社会之一媒介。夫妇重爱尤重敬。敬即承认对方之独立人格之谓。由夫妇之有爱且有敬而不相乱，是谓夫妇有别。由是而男女夫妇之关系，乃不至于沾恋狎亵，而别于禽兽。故中国先哲又谓「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至于君臣之伦，则是就人在政治中之关系言。在现代之中国，君臣之名已废，但其义亦末可全废。唯说来须有一番曲折。本文不谈政治，故暂不多及。但对于朋友之伦，则须略说几句。
中国五伦中最后为朋友。朋友一伦，自一方面说亦是最重要的。父子兄弟之伦，乃生而即有，乃出于天。夫妇之伦一半依自然之男女之情欲，一半依于自觉之爱敬。此乃一半天一半人。而君臣朋友之伦之成立，则纯由人之自觉的选择。但人不参加政治系统，人即可与他人无确定的君臣之关系。而朋友之伦，则是人在社会中与人接触时不可免的一伦。一切同事、同业、同志、同道，皆是朋友。中国古所谓朋友一伦中，即包括师生朋友之关系，重在以道义事业相勉。人对家庭之爱，恒不免夹杂私心。君臣关系恒夹杂利害。然真正朋友之关系，则可为一纯粹之精神上人格上，超乎一切私心与利害之关系。师生之在朋友一伦中，更使朋友一伦，即为学术文化之传承延续之所依据之一伦。中国古人对于朋友之道，重在彼此互信。朋友之间相规以善，故彼此可和而不同。朋友之道，重在互尊其所以异。故朋友之切磋，即所以培植人之宽容异己之精神。朋友之范围，愈大愈好。一乡之善人，友一乡之善士，天下之善人，友天下之善士。朋友师生之伦之扩大，人可尚友千载，神交古人。不仅圣人为百世之师，而人类历史文化之世界中，一切我所欣赏、赞美、佩服、崇敬爱戴之人物，皆可在我们发思古之幽情时，成我们之师友。唯我们之师友之范围，可以横面扩至天下之善士，纵面扩至古今之贤哲；然后吾人之精神乃能日趋于博大与敦厚；然后民族之各地之学术文化，乃更能交流而互贯，以趋于充实，而过去之学术文化，能不断获得新生命之渗入，而日新其光辉。
相连于中国之和而不同之友道者，是中国学术文化中之自由精神，与崇尚人类之和平之精神。在中国历史中，大家都知道莫有西方之所谓宗教战争。虽然佛教曾经三武之厄，康熙曾一度禁止基督教。然而这都有其它的原因，而非由于中国文化之缺乏宗教的宽容。在中国社会中，一直有各种宗教并行不悖的传教之风。所以和会三教，五教同源之论特别多。中国学术在春秋战国时，原是百家争鸣。只有秦始皇曾焚书坑儒。但汉继秦兴，汉初仍是儒道法与阴阳家之言竞起。汉武帝罢黜百家，只是不与百家立官学，仍末尝禁止民间百家学术之流行。魏晋以后，佛学东来，中国人立刻竞相讲习。唐代与世界交通更盛，而佛耶回波斯之教齐来。虽然韩愈辟佛，宋明儒亦辟佛而要复兴儒学，然韩愈与宋明诸大师，皆常与佛徒往还，并常出入于儒佛道之教中。至于清代之文字狱，则是满人摧残汉人民族意识之事，又当别论。儒家之成为中国学术文化之主流，乃由于儒家教义，本来较他家为周备，而非由于儒者借政治力量，以箝制他家学术之自由发展之故。而且儒家本来是相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孟子反对他家，只反对其执一而废百。荀子反对他家，只因他家有所见而又有所蔽。儒家之精神，重会通之道、全尽之道。故要于殊涂见同归，于百虑见一致，于睽异而见其相通相类。中国道家则更重思想之自由，中国之所以莫有宗教战争，莫有异端裁判所，中国人之所以最富于宽容博大之精神，而不箝制学术文化之自由发展，亦正由儒家与道家之此种精神所陶养。 至于中国人之重和平的精神，亦是世界所周知的。中国人素来莫有狭隘的国家思想。当先秦时代各国正争霸之时，儒家则讲平天下、治天下、讲太平世、讲大同、讲王道、反霸道。道家讲和天下、均调天下、在宥天下、讲帝道、反霸道。墨家讲兼爱、讲非攻、讲兼利天下、一同天下、讲天鬼仁爱之道、反霸道。唯一的例外是法家。他要尚争战，讲霸道。然而秦一六国，汉代秦兴以后，中国之政治，即以文治为主，仍求以王道易霸道。中国历代固均有北方夷狄之患，不能不有拓边防患之事。然而孔子之教是「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南北朝五胡云攘，亦皆渐同化于中国之文化，而有随唐之大一统。汉唐之盛，重译来朝。然纳贡大皆只以成礼，中国从末有加以征服剿灭之意。而且在当政府正从事拓边防患之战争时，诗人之称美和平而反战之诗，仍到处流行。外来宗教中，回教比较富于战争之精神，但亦为主持正义。佛教则崇尚慈悲，并要人不杀生。而佛教大盛于中国，更使中国人爱和平。中国人之太爱和平，使其易受外敌侵入。然而此爱和平之精神，终是一极可贵之文化精神。而且中国人由酷爱和平，因而极能反抗侵略。故四千年来中国人对于一切侵入之外敌，亦无不能加以同化，或终将其打退。能爱和平而念念在天下一家四海清平，又能保卫和平以反侵略，这真是中国文化中之最伟大的爱和平之精神。
(三) 中国文艺精神
我们以上略讲中国之伦理道德与一般之文化精神，我们以下再略说中国之文学艺术与宗教哲学之精神。 中国古代文化原是极富于艺术精神的。不过此艺术精神，即融于一般的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中国最早之雕刻，即鼎彝及其它日用之器上的缕刻——中国书画亦由之变来。中国古代比较少希腊式之独立的雕像，中国古代亦缺乏希腊式之戏剧。但中国古代之礼仪中之升降揖让，即同时表现一动作的美，而涵一戏剧意味。中国莫有希腊式之行吟诗人，亦缺史诗。中国最早之诗经，大都是人在日常生活与庙堂中的歌咏。中国古代的音乐跳舞，亦与礼仪分不开。这都是说明中国古人之艺术精神，即融于其一般之社会文化生活中。然而这亦同时使中国之人生情调，在本质上即更富于艺术意味。艺术上之美大皆生于调和与节奏对称等。中国文化中尚中和，和平之精神，由中国古代之礼乐之教来，所谓礼以教中，乐以教和，亦即可说是由一艺术精神来。中国古代之自然科学，似不如希腊之发达，我们亦可说是由中国人之艺术性的欣赏体玩同情之趣味，掩盖了理智上的分析综合之趣味之故。然而中国后世之科学在十六七世纪前，仍超过西方。而中国医学之卓绝的成就，则正为本于对人之生命之艺术性的同情的直觉的体察。其尽量求不破坏形体之组织，而将病治好，又依于一道德的感情，亦依于不伤害人之形体之完美之艺术的感情。 至于从整个中国文化史看中国人在艺术文学上的成就与其中所表现之精神，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之书法是中国之一最卓越的艺术。中国过去之读书人，亦无不习书法。中国之书法之美是纯粹线条之形式美。此种形式美，同时启示各种精神意境，反映作书者之人格风度。除书法以外，中国之画——尤其是王维之水墨山水，直至宋元以下之文人画，亦是表示一种极高之意境，而为世界之所无的。唐代之壁画，亦与西方之壁画，表现一不同之风格。至于建筑方面，则中国之建筑中之飞檐、飞角、亭子、牌坊、回廊，虽多是受了印度影响，然亦已成中国文化遗产之一部。至于雕刻塑像则除佛像外，好的比较少。就文学看，西方之文学，最早即有史诗，与悲剧喜剧。而中国最早之文学，只是诗歌与散文。剧曲是宋元以后才有。小说除红楼梦水浒等外，好者似不如西方之多。所以要了解中国之文学，应当多从中国之诗歌散文下手。中国广义之散文中，可包括经史子之文。中国之史家与哲学家，大均兼是文学家。此与西方之史家只重纪事，哲学家即只重说理，而不重能文者不同。由是而使中国之广义之散文中，包括中国诗歌以外之一切文章之全体。而使中国之散文内容，极其丰富。 中国艺术文学中所表现之主要精神，我们可以姑借礼记经解所谓「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以说。中国之艺术文学，大体上看，都不重表现紧张、激荡、过于刺激之情感，亦不重表现强烈鼓动之生命力，或一往向上超越企慕之理想；而比较重在表现一宽舒广博之气度，温厚和平之性情，飘逸洒落之胸襟，含蓄淡远之意境等。所以中国之书画，均以神品逸品为最高。宋元文人画，要在虚白中表灵气之往来。中国建筑中，古代有千门万户之阔大的宫殿，而缺西方式之高耸云霄之教堂。中国祭天之天坛，亦横卧地上。建筑中之飞檐、飞角、亭子、牌坊、回廊等，亦皆能表示一飘逸疏朗宽舒之意味。中国音乐中之七弦琴与洞箫，亦以淡宕幽和之声见长。在中国从前文学中，则文贵渊雅，诗贵温厚，词贵婉约，即豪放沉雄之诗文，亦要去掉剑拔弩张之概。中国文学中无论言志载道，都要使之足以陶养人之善良的性情。中国过去文学艺术，现在人虽渐不能欣赏，而且有许多都不免太带山林气，庙堂气，亦不全适于今日。然而这终是人类文化中最宝贵的成就之一。而且世界人类如真要陶养其和平之气，而销除暴戾之气，亦终将有一日会大大发现中国之艺术文学之一方面的无上价值的。
(四) 中国宗教精神与其哲学
至于说到中国的宗教，则人恒以为儒道墨法诸家，都非宗教。中国古代自巫史分流以后，更无在社会占重要地位之僧侣阶级。所以中国似可说无固有宗教的国家。但是严格说起来，中国古代民族亦是笃于宗教信仰之民族。殷人信上帝，周人信天与上帝。不过中国古代人以勤劳朴实笃于行践着称，故比较缺乏宗教上之神话。周衰而古代宗教精神式微，然周之墨子仍明白教人信天鬼。孔子固然是重知生过于知死，重事人过于事鬼。其施教是教人为仁人，其从政是要天下有道。他不是只以知天事天或证涅盘为目的之耶稣释迦谟罕默德一类之人物。孔子以后，孟子讲知性则知天，存心养性即事天，亦似有以道德实践代宗教信仰之意。然而从另一方面说，孔孟以前之中国之礼教与孔孟以后之儒家，均可说有一宗教精神。周代之祭天之礼虽限于帝王，然既有祭天之礼，即有一对天之宗教精神。孔孟虽重立仁道人道，并重尽心知性之修养工夫，然而他们亦末明白否定天或上帝之存在。而孔孟之立身行己与从政施教之事中，亦有一宗教精神。所以我们亦末尝不可说儒家是一宗教或包含一宗教。我们可说儒家之教，是一信天人合德之人道教人格教或人文教。这一种宗教之仪式即表现于各种祭祀之礼中。荀子说礼之三本。一是天地，一是亲，一是君师。而祭祀之礼中，即包含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三者。今民间之神位中，有天地君亲师，是即仍包括祭天地祭祖宗与祭圣贤之宗教道德意识。中国古人之视天地，即一宇宙生命或一宇宙精神。天地之涵义可通于神或上帝。然除天地外，祖宗与圣贤，皆属于人伦世界人格世界。周礼以祖考配天。后人祭孔子，亦以孔子为德配天地。在民间之祭天地祖宗圣贤之宗教道德意识中，亦包含人德齐天，人可与天俱尊之思想。此种思想乃一重视人伦人格之精神之极致。此外道家不信天帝而信生天生地之道，同时又以人得道即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造物者同游，亦是一尊重得道之「人」之思想。由儒道之思想之重人德齐天，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等，故中国以后之道教，即要人实际的修炼成「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之神仙。而佛教之所以得盛行于中国，亦即由于佛教反对婆罗门教之以梵天在人之上之思想。佛教主张人成佛即有无量功德，梵天之德亦不过如此。故要人崇敬佛，而不崇敬梵天。崇敬佛，亦即是一崇敬一种人格。故崇敬佛之宗教精神，亦即一尊重最高人格之精神。佛学到了中国，而有倡即心即佛之禅宗，更表示一尊重人心之意。故我们说中国之天人合德而重人之思想，即佛教之所以能盛行于中国之理由所在。而且从一方面说基督教之最高义，亦要讲到神人合一。神人合一，与天人合德，亦可相通。此亦即基督教能融摄于中国文化之理由所在。不过在佛教中莫有上帝或天，而基督教亦不重祭祖宗与圣贤，且认为人不能对祖宗与圣贤与对天主，有同样之宗教信仰。然而事亲如事天，敬祖如敬天，敬圣贤如敬天，却已是中国儒家之宗教精神之最广大处。 至于说到中国之哲学，则中国之哲学不像西方哲学之重视逻辑知识论自然哲学之讨论。中国之哲学主要内容即中国先哲对于人生意义，人伦道德，人格修养，人文化成之智慧。而对于天道或宇宙最高原理之认识，亦与此一切关于人之智慧不可分。其表达此智慧，言简而义微，恒多用譬喻，而少用繁复之论证。后人常须作亲切的意会体证与实践之工夫，乃能真得意于言外。这些智慧，我们如持与西洋印度之哲学智慧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其特别以平实而亲切，易知易行见长。而且其高明与深远，亦即融于其平实亲切之中。先秦诸子，魏晋名理，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固皆是中国哲学思想之精华所在。而经书与史集中亦同样包含中国哲学之智慧。中国之哲学与其它学术思想，如科学思想政治思想等，恒难截然分开。同时其哲学之精神，亦即表现于整个文化精神之中，我们如能对于上文所论之中国文化之重人禽之辨立人道之精神，伦理道德之精神，学术文化之自由精神，世界和平之自由精神，与文艺宗教之精神，有一大体之了解；则对于中国哲学之精神，亦可有一大体之了解。故今亦可暂不另详。
（五）余论
我们以上所讲之中国文化的精神﹐可说只是我们传统的固有文人之精神﹐亦是我们今日应当加以保存而发扬光大的。但是我们之文化自来不是故步自封﹐关门自守的。汉唐以后﹐佛教与印度文化之一些方面﹐传至中国后之艺术文学及哲学﹐皆受了卽印度文化之一些影响。唐代回教又带来阿拉伯文化之一些影响。明清以来﹐中国开始接受西方之基督教﹐历法﹐天算等科学文明。此一二百年中国人对西方之科学工业技术﹐政治经济之制度﹐与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在尽量的求接受。因为中国人一二百年来自觉国运不振﹐对西方之近代文化之突发猛进处﹐自愧弗如。于是在接受西方文化时﹐常不免只去看西方文化之长﹐而全然忘了自己﹐以至鄙贱自己文化精神﹐而有五四时代以后之非孝非孔﹑全盘西化之文化改革之论调之产生﹐及今而有共党之马列主义﹐彻底改造或推翻中国文化之企图。本来依中国文化之固有精神﹐原是相信天下一家﹐相信道并行而不悖﹐而对于世界一切学术文化之长﹐都当虚怀加以学习的。如是了要学习他人之长﹐一时忘了自己或看不起过去之文化﹐亦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如将数千年之文化精神之价值﹐全不认识﹐而轻易加以鄙贱﹐则是对不住古先圣贤与祖宗﹐亦对不住自己的事。至于马列主义者之欲彻底改造推翻中国文化﹐谓他人父﹐谓他人母﹐则更不是有良心之中国人之可忍。何况依我们以上之所说﹐中国文化之精神之表现于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宗教哲学者﹐都原有极可贵之处﹐而且这些精神扩而充之可作为人类和平﹐世界新文化之创造之一基础呢。所以我们的文化之将来﹐应当是一方学他人之长﹐一方不忘其所本有。温故与知新﹐当同成为我们之责任。中国过去能融摄印度文化之佛教﹐而创出中国式之佛教﹐我们亦必然将能融摄世界之文化﹐以创造中国未来之新文化﹐以对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正是每一中国青年人应当深信不疑而兢业自勉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