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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贯穿张岱年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是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旨趣之一。张岱年先生不仅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界定，而且对哲学概念范畴的古代表达方式也进行了考辨，既说明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历史渊源，又间接回应了对中国是否有哲学的质疑。基于对哲学概念范畴内涵的界定，张岱年先生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哲学中的每一个重要概念范畴，并对每一个重要概念范畴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程进行了厘定，彰显出了四个方面的理论特质：一是特别注重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问题研究，将其纳入到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背景之中，把对哲学问题的阐述建立在对概念范畴的阐释上，为概念范畴的研究找到了体系化的切入视角。二是特别注重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分类研究：一方面，在概念范畴所指称的哲学意谓上，把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分为自然哲学的概念范畴、人生哲学的概念范畴和知识论的概念范畴三大类；另一方面，在概念范畴所提出的形式上，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分为单一范畴和对偶范畴。三是特别注重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历史研究，突出表现在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历史渊源、变迁历程等进行了梳理和考察。四是注重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对比研究，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古今新旧对比研究和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中西对比研究。
张岱年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的研议与思考。在对中国哲学史进行研思的过程中，张岱年先生十分注重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分析和考察，全面厘定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类别，深刻揭示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发展、变迁历史，为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做出了极为突出的贡献。因此，探讨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既能体认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考察和诠释，又能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神韵、中国气派的哲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从而推动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概念范畴是中国哲学思想体系建构和理论思维形成的基础，是确立中国哲学话语体系的前提。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探赜和研究不仅能够发掘和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演变规律，而且对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和体系建构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作用。张岱年先生通过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细致考辨和深入研究，夯实和筑牢了中国哲学得以建立的根基，确立了中国哲学的理论形态。张岱年先生在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之前，首先明晰了概念范畴的基本内涵，认为二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分性。所谓概念就是“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类型的名词”[1]5“事物的本质的反映”[2]49及“对于客观事物的类型和规律的反映”[2]49。范畴则是“表示存在的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1]5“关于世界事物的基本类型的概念”[2]49。在张岱年先生看来，概念和范畴都是表示对事物的本质、类型的反映，都是理性思维的逻辑表达形式，具有一定的同一性，然而，二者也是有区别的，即范畴是基本的概念，是概念的更高级的抽象表达和反映。但是概念和范畴的内涵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概念与范畴，不是凝固了的，而是有柔韧性的，常随经验之发展而改易其内容与意谓。”[3]189在张岱年先生看来，概念和范畴的内涵并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有“韧性”的，即具有可以改变的特质的，是随着“经验”而改变的，也就是说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家诠释和理解的不同等都会促使概念范畴的含括内容、意谓指向不断发生改变。所以，在张岱年先生的研究场域中，对概念和范畴的研究并不是彼此独立进行的，而是有意并重的。概念和范畴是来自西方的翻译名词，在中国哲学中并不存在概念和范畴二词。但这不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没有所谓的概念范畴。张岱年先生认为，在中国哲学的原典中，与现代哲学中概念、范畴大体相当的是“名”和“字”。《墨经》中将“名”分为“达、类、私”三类。就“达名”而言，它指的是一切物体的“名”，与荀子所说的“大共名”相同，即反映事物最普遍属性的概念。“类名”指的是一类事物的共同属性，相当于荀子所说的“大别名”，即反映一类事物共同属性的概念。“私名”所指的是对个别事物的称谓，不属于概念。在与现代哲学中概念内涵相当的“达名”和“类名”中，“达名”相当于范畴。张岱年先生还以公孙龙的指物问题为切入点，说明了概念的含义，认为公孙龙所说的“指”就是概念的专名。张岱年先生进一步指出，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概念范畴与“字”的基本内涵大体一致，南宋陈淳的著作《北溪字义》、清代戴震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均是凭借对概念范畴的阐释来介绍朱熹和孟子的思想的，所以，所谓的“字义”就是对哲学概念范畴的阐释，而“字”就代表了概念范畴的意思。张岱年先生的上述观点证明，在中国哲学中尽管没有所谓的概念范畴之称，但是确实存在着一套概念范畴体系。张岱年先生对哲学概念范畴的内涵诠释和原典考辨赋予了哲学概念范畴以清晰明了、准确无误的本质界定。张岱年先生于1933年发表了探讨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论文《谭理》，之后完成了著作《中国哲学大纲》（1937年完成初稿，1958年正式出版）、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若干基本概念的起源和演变》（1957年）和《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范畴体系》（1985年）两篇论文，并于1987年完成了系统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著作《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综上，关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贯穿张岱年先生的整个学术生涯，是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的重要学术旨趣之一。不仅如此，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彰显出了鲜明的学术特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的首要理论特质就是将其置于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之中，把对哲学问题的阐述建立在对概念范畴的阐释上，为概念范畴的研究找到了体系化的切入视角。这一理论特质集中体现在《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先生以哲学问题为纲，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看作是诸多哲学问题衍变、流转的历史，书写了一部中国哲学史。在这部书的《自序》中，张岱年先生特别强调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四个方法论原则，而其中的“析其辞命意谓”原则就是对哲学问题中概念范畴的确切内涵进行精密地解析。基于“析其辞命意谓”的原则，张岱年先生梳理和诠释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基本涵义，考察和辨析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演变历程。这就是说，对哲学问题的把握，还必须建立在对概念范畴进行精密解析的基础上，因此，张岱年先生对于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实质上是沿着“概念范畴”——“哲学问题”这一理路进行的，建构起了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整套体系。把解析概念范畴作为出发点开展中国哲学研究，与张岱年先生早年所秉持的治学方法——“逻辑解析法”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张岱年先生指出：“解析法之要义在辨意谓，析事实：汰混除淆，削减含忽，而以清楚确定为目的。治哲学之基本功夫，实在于解析；厘别不同的意谓，剖分复杂的事实。哲学有所说，必须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欲自知其所说之确定意谓，则必有假于解析。”[3]269逻辑解析法就是要揭示“哲学所说”的确定意谓，而对概念范畴的解析是理解“哲学所说”、哲学问题的必要基础途径。所以，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进行确切的解析和把握才能深刻理解中国哲学问题。在对中国哲学问题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张岱年先生分别从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大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国哲学的重要问题，并运用逻辑解析法对中国哲学的概念范畴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宇宙论中，张岱年先生在《本根论》和《大化论》两章中，对道、太极、阴阳、气、理、心等概念范畴进行了历史梳理。在《人生论》中，张岱年先生以天人关系、人性论、人生理想论和人生问题为切入视角，对包括人、天、性、仁、兼爱、无为、有为、诚以及义与利、命与非命、兼与独、自然与人为、损与益、动与静、欲与理、情与无情等概念范畴进行了论说。在《致知论》中，张岱年先生着重讨论了知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论及了包括知、真知、格物、穷理、名等在内的概念范畴。在对每一个哲学问题进行考察时，张岱年先生既对哲学问题进行了阐释和总结，又对哲学问题中所涉及的每一个概念范畴的发展演变、意蕴变迁等进行了梳理，突显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与中国哲学发展的一致性，彰显了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揭示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精髓。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哲学问题史的著作，也是一部关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史的著作，为日后的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奠定了基础。从概念范畴所指称的哲学意谓上来看，张岱年先生把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自然哲学的概念范畴；第二类是人生哲学的概念范畴；第三类是知识论的概念范畴。如果用中国哲学的传统名词讲，上述三大类分别可以称为天道之名、人道之名和“为学之方”之名。[1]2这一分类与张岱年先生早期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有着密切联系。在早期所著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张岱年先生把中国哲学问题分为宇宙论、人生论和致知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涉及诸多概念范畴。大体来讲，涉及宇宙论问题的概念范畴属于自然哲学的概念范畴，涉及人生论问题的概念范畴属于人生哲学的概念范畴，涉及致知论问题的概念范畴属于知识论的概念范畴。张岱年先生的上述分类方法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所指向的意谓直接明了地呈现出来，也为每一个概念范畴找到了“身份归属”。同时，这种分类方法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致性与续承性。然而，张岱年先生指出，尽管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可以分为自然哲学的概念范畴、人生哲学的概念范畴和知识论的概念范畴三大类，但是三类概念范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有联系，“这三大类亦有交参互函的密切联系，有些关于天道之名亦有关于人道的含义，有些关于人道之名亦有关于‘为学之方’的含义，都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但为叙述清晰起见，不得不略加区划，分别归类。”[1]2从概念范畴所提出的形式上来看，张岱年先生将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分为两大类：一类称作单一范畴，另一类称作对偶范畴。其中，单一范畴就是指单独提出的范畴，对偶范畴就是指成对提出来的范畴。单一范畴还可以区别为三种：一种叫最高范畴，一种叫虚位范畴，还有一种叫定名范畴，三种范畴总计78个。最高范畴是体现世界本原或最高实体的范畴。虚位范畴与定名范畴源自韩愈在《原道》中对“仁与义”“道与德”范畴的区分。定名范畴就是具有确定内涵的范畴，而虚位范畴就是不同学派可以对其内涵进行动态诠释，不存在某一确定内涵的范畴。在对偶范畴中，张岱年先生依据中国哲学“一天人”的特点，分别罗列出了天道范畴、人道范畴与知言范畴，对应探讨的是天道、人道和知天知人的问题，总计48对。考察概念范畴产生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流变的历史是张岱年先生开展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研究的又一理论特质。这一视角体现在对中国哲学范畴发展演变的历史梳理考察上。在历时性梳理中，张岱年先生以哲学概念范畴出现的历史顺序为依据，系统提揭了从先秦至明清的主要哲学范畴，具体包括：两周至春秋时代的概念范畴；孔子哲学范畴；孟子哲学范畴；《周易大传》中的哲学范畴；荀子哲学范畴；《礼记》中的哲学范畴；老子哲学范畴；庄子哲学范畴；《管子》与法家的哲学范畴；墨家、名家的哲学范畴；汉儒所常用的补充范畴；魏晋玄学的范畴；隋唐佛学的范畴；周敦颐哲学范畴；张载哲学范畴；程朱学派的范畴；陆王学派的范畴；方以智哲学的概念范畴；王夫之的哲学范畴；戴震的哲学范畴[1]8-11。上述概念范畴含括了中国哲学各家学派的核心内容。在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进行历时性的发展演变的总结和考察中，张岱年先生提出了如下看法：第一，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哲学家被赋予了不同的涵义。张岱年先生以“道”和“气”为例，说明了上述两个范畴在先秦和宋明时期的不同，“如‘道’，在老子庄子，指超越事物的普遍原理；在张载和戴震，则指客观世界的总过程”[2]50。这说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并不是一经提出就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对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必须是动态的。张岱年先生看到了哲学概念范畴是随着哲学思想或哲学问题的不断发展而演变的，对哲学概念范畴体系的梳理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总结，揭示出了概念范畴是确定性和发展性的统一。第二，对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而言，有些概念范畴是某一哲学家首先提出并且进行了阐释的，还有的一些概念范畴虽然并非是某一哲学家首先提出的，但却对这些概念范畴首先进行了阐述，例如“仁”“气”“理”“性”等范畴皆是如此。第三，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原生期，先秦以后各个时期的哲学概念范畴均可或多或少地在先秦的哲学概念范畴中寻找到根源。基于此，张岱年先生对先秦以后各个时期哲学概念范畴与先秦哲学概念范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张岱年先生指出：“先秦时代，儒、墨、道、名诸家各有一套范畴。秦汉以后，墨、名中绝，儒、道交融。汉魏以后的主要哲学范畴大多来自先秦的儒家和道家。魏晋之时，玄学有一套范畴，基本上是依据先秦儒道两家的范畴加以提炼而成的。”[1]7这说明，两汉和魏晋时期的哲学概念范畴是先秦时期儒道哲学概念范畴的彰显和凝练。至于隋唐时期外来佛教的传入而带来新的哲学概念范畴，张岱年先生认为，这些伴随外来佛教一并传入中国的新的哲学概念范畴虽然在内容上与中国本土的概念范畴有所区别，但它们中的一些（例如体用、事理等）“不能说没有受到中国固有思想的影响。”[1]7因为在《荀子·富国》中早就有“万物同宇而异体，无宜而有用”的对举之用，王弼在《老子注》中也曾提出“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本体也”，将“体”和“用”连用。对于宋明理学的哲学概念范畴，张岱年先生说道：“宋明理学的许多范畴都可在先秦典籍中找到其根源，但是宋明思想家作出了新的解释，使之成为更明确的、具有深刻意蕴的哲学范畴，他们的理论贡献也是应该充分肯定的。”[1]7“宋明理学家曾经‘出入释老’，虽尝‘入’，却终于‘出’，最后归本于先秦的孔孟儒学。”[1]7在研究中，张岱年先生不仅注重哲学概念范畴发展变迁的历史考察，同时注重对哲学概念范畴的对比分析。张岱年先生对哲学概念范畴的对比研究，既包括哲学概念范畴自身的对比研究，也包括对哲学概念范畴之间的对比研究，具体而言，有如下两个层面：第一，注重古今新旧的对比研究。张岱年先生对哲学概念范畴进行了古今新旧的对比研究，提出了哲学概念范畴的“循旧”和“立新”，并认为有的哲学概念范畴是必须续承使用的，例如宇宙、自然、知行、心等，有的哲学概念范畴是要进行新的诠释的，例如天人、有无、体用、气、理、道器、心物、形神、神化、诚等。对哲学范畴进行新的诠释就是考察和分析概念范畴在发展和变迁中在近代所凝结成的基本内涵。张岱年先生还细致勾勒了《新旧概念范畴对比表》，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作古今新旧的直观对比。有些概念范畴尽管是旧有的，但延续至今是可以使用的，例如精神、矛盾、必然等；有些概念范畴虽新旧的表达有所差异，但是含义是大体相似的，例如德性与理性、对待与对立等；有些旧有的概念范畴已经不适用而被新的概念范畴所替代，例如主体代替了内、客体代替了外、形式代替了文、内容代替了质等。第二，注重中西的对比研究。在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过程中，张岱年先生注重中西的对比研究。张岱年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有一些概念、范畴，与西方表面相似，而意义却有很大区别”[2]128，并以“本体”与“神”两个范畴为例进行了说明。在对“本体”范畴的研究，张岱年先生指出，在西方哲学的视野内“本体与现象是相对的，现象是现而不实，本体是实而不现。中国古代哲学著作中也有‘本体’二字，但是如果用西方哲学中关于本体的流行观点来解释中国哲学中所谓本体，就大错特错了。”[2]129因为，在中国哲学中“本体”不是“唯一实在之义”，而中国哲学中的“本根”才与西方哲学中“本体”范畴的内涵相当。说其“相当”，是指“本根与万物的关系不是实在与非实在的关系，而是根本与非根本的关系”。[2]130“又如‘本体’，现在讲的‘本体’是翻译名词，指现象背后的实在。中国古代也有所谓‘本体’，是本然或原始状况之意。张载所谓‘气之本体’，即气之本然。王守仁讲‘心之本体’，即指所谓良知。”[2]50在对“神”这一范畴进行中西对比阐释中，张岱年先生指出，西方所谓的“神”指的是有人格的上帝，而中国哲学所谓的“神”意指自然界中的微妙变化。在中西对比的研究中，张岱年先生旨在说明的是中西哲学概念范畴虽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是差异性还是较为明显的，在实际中不能以西方哲学所谓的概念范畴来遮蔽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含义，也不能想当然地将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运用到中国哲学中，从而维护了中国哲学独立的合法性形态。不仅如此，张岱年先生进行中西哲学概念范畴的对比研究，其目的还在于“一方面做到有效、合理地使用西方概念范畴的资源，另一方面又清晰地、审慎地界定了中国哲学中概念范畴，达到了一石双鸟、一箭双雕的目的。”[4]413也就是说，张岱年先生的中西哲学概念范畴的对比研究不仅能够在厘清中西哲学概念范畴的差异中，建构起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体系，而且也能以西方哲学概念范畴为参照资源，开展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关于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是张岱年先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运用逻辑解析法考察和厘清每一个哲学概念范畴的同时，也是对中国哲学发展过程中的核心概念范畴的发掘和提炼。张岱年先生把开展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视为进行哲学史研究的基础，“哲学概念哲学范畴是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研究哲学史，必须研究哲学概念范畴的历史。”[2]126也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张岱年先生通过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既解析了中国哲学体系中的核心概念，也提纲挈领式地说明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命题，为中国哲学的体系建立找到了连接的元点——概念范畴，又突出了每一历史时期中国哲学的问题意识。张岱年先生对中国哲学概念范畴的研究，鲜明地指明了要在哲学史研究的大背景下深刻领会和剖析每一个哲学概念范畴的内涵及其对中国哲学问题和中国哲学发展变迁的影响，要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下，考察哲学概念范畴与哲学史发展的互动路径，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典范。[参考文献]
[1]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7.
[2]张岱年.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M].北京：中华书局，2017.
[3]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一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4]刘军平.传统的守望者—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作者简介]李洪杨（1988-），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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