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则须疑”：李大钊对顾颉刚的学术影响

对于李大钊的学术定位，过往学界一般认为他是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开创者。但事实上，李氏不仅属于唯物史观派，还对史料考订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只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才能更为“近真的”估定李大钊在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这里必须说明的是，这一论断决非推测之辞，而是有一定依据的。比如，作为史料考订派的头面人物，顾颉刚的“疑古”思想就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关于这一点，过往学界已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①但是，这些研究成果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在观点上，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确实不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但认为二者的学术关联仅限于“古史观的共同性”，也不能成立。第二，在材料上，主要以《顾颉刚日记》为依据，未能参考《顾颉刚书信集》和《顾颉刚读书笔记》中的相关资料。因此，关于这一课题，尚存在进一步开拓的空间以及辨正的必要。

李大钊与顾颉刚的人生交往始于北京大学。李大钊于1918年1月进入北京大学，接替章士钊，担任图书馆主任。在此之前，当时正在北大求学的顾颉刚即得到了这个人事变动的消息。1917年12月17日，顾颉刚在致好友叶圣陶的信中说：“行严先生未能忘情政治，政界中人亦不能忘先生，故虽在学校，而政务殷繁。初闻有南行之说，近已将图书馆主任开去，易以李守常，亦《甲寅》杂志记者也。”②由此可知，顾颉刚十分关注李大钊接替章士钊的这次人事变动，故在写给好友的信中专门提及。

关于李大钊与顾颉刚的交集，张京华先生首先注意到了顾颉刚的《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其言曰：“1918年3月，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了十几天(1918年3月4日至16日)，专门批评图书馆工作”。之后又说：“其后到1920年7月，顾颉刚毕业后在北大求职，求职单位正是图书馆”。但是，“顾颉刚没有直接找李大钊帮忙，而是转由胡适推荐，表明了他与李大钊、胡适二人关系的远近之别。”③若以此观之，顾颉刚在进入图书馆之前，与李大钊的关系并不密切，甚至还存在一些过节。

但事实上，这位论者的叙述尚须进一步的讨论。首先，根据顾颉刚的《致〈北京大学日刊〉》与《西斋读书记第一册》，《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并非写于1918年3月，而是写于1917年11月。至于此文之缘起，顾颉刚在《西斋读书记》中进行了说明，兹转引如下：

十月中，章行严先生接任图书主任后，即下通告，谓馆章预备改订，所有阅书时间、书籍分类、取书方法及其他应改良之处，学生诸君如有意见，尽可开列送交本馆，以便择取，云云。予笃好书籍，而于本校图书馆踪迹颇稀，由其取书不便也。因草条陈若干则，而馆中随时改变，予陈即不得不随时窜易。④

由此来看，《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是响应章士钊的“通告”而作，绝非是有意针对新上任的李大钊。

其次，在进入图书馆之前，顾颉刚与胡适、李大钊的关系确实有“远近之别”，但这个区别有待于解释清楚。第一，李大钊进入北大的职务是图书馆主任，故顾颉刚与其没有直接的交往，用“远”来形容二人的关系似乎都有些牵强。第二，与李大钊相较，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略为密切。根据《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胡适进入北大不久，即开有“中国哲学史”一门课，而顾颉刚正是台下听课的学生之一，并受到了不小的启发，故二人有一定的师生之谊。⑤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顾颉刚与胡适的关系并不是很“近”。否则，当顾颉刚毕业在北大找工作，便不会由罗家伦代为推荐，而是自己亲自去找胡适帮忙。如此来看，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前，顾颉刚与李大钊的关系是相当的“远”，但与胡适的关系也不是很“近”。

1920年7月，顾颉刚正式任职于北大图书馆，开始了与李大钊的交往。对于这一交往，周文玖先生根据《顾颉刚日记》进行了扼要的分析。他首先指出：“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顾颉刚对李大钊是很尊重的，在日记中一般称‘守常先生’。”但是，“日记内容显示，他们除了工作上的联系，似乎没有特别的私交和学术沟通。”此外，他还对“《顾颉刚日记》所记的有关李大钊的内容”进行了分类。其一，“属于工作请示和工作安排”。其二，“对李大钊的不满”。其三，“对李大钊鼓吹革命，从事反对北洋政府活动的责备。”⑥总之，顾颉刚在进入北大图书馆之后，虽然与李大钊有了正面交往，但也仅限于工作关系。

其实，较之《顾颉刚日记》，《顾颉刚书信集》更能反映出二人的这一微妙关系。《顾颉刚书信集》收录了顾颉刚致李大钊的四封书信。若仅从这四封书信来看，顾颉刚对李大钊还是颇为“尊重的”。⑦不过，顾颉刚在致其他人如蔡元培、沈兼士等人的信中，但凡有提到李大钊的地方，几乎是清一色的负面评价。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次批评，莫过于他于1922年6月19日写给刘经庵的一封信。其中有言：

我是在北大图书馆服务的，图书主任是李大钊先生，他是主张布尔希维克主义的人，是外边大家知道的。在我们想，他既是主张劳农，必定是一个痛恨“不劳而食”的人，一定是一个不肯“敷衍职务，攫夺薪金”的人。因为他既然主张这一种主义，自然他的性格是应当合于这一种主义的。但一看他的行事，真使人悲观到极步。图书馆的事情，他什么都不做。逢到有人说图书馆里那件事不好，他便招了几个事务员吩咐道：“外边怎样说我们，我们还是改一下罢!”等到外边不说了，这件事就无形消灭了。⑨

总之，在顾颉刚看来，李大钊的“行事”与“主张”是不一致的，其在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也是不称职的。

1922年7月22日，顾颉刚致函李大钊，“正式请求解职”。⑩二人在北大图书馆共事的经历遂就此结束。此后，二人虽还均在北大工作，但见面的机会则越来越少。

总之，顾颉刚与李大钊虽然有一段共事的经历，但二人的关系则是颇为疏远的。若用一个习语来形容这一关系，不相为友或是一个恰当的写照。

然而，唯不能因此而忽视二人的学术关联。张京华先生认为，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11)对于这一观点，周文玖先生提出了质疑，主张二者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12)不过，他也不否认“李大钊与顾颉刚在古史观的共同性”。因此，关于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关联问题，目前学界尚存在不小的争论。

从现有资料来看，李大钊的“解喻”史观与顾颉刚的“疑古”思想之间确实不存在“一种内在的因果照应”或“直接的关联”，但认为二者的学术关联仅限于“古史观的共同性”，则会产生类似过犹不及的问题。

大体来看，二者之间的这种微妙关系，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武军先生曾指出，李大钊“对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嬗变，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不仅体现在他创立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中国史学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体系，还在于他首先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研究，为后人作了示范。”仅就中国古史的研究而言，李大钊的研究主要有三方面，其中之一即是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的批判。(13)

按之李大钊的相关论述，他对“黄金时代”说的批判主要体现在1922年1月的《今与古》一文之中。其中有言：“在历史学上进化、退化的问题亦称争论。”“中国唐虞时代，今人犹称羡不置，一般崇古的人，总是怀想黄、农、虞、夏、文、武、周、孔之盛世，但此是伪造，亦与西洋所谓黄金时代相同。他们已经打破黄金时代之说，我们也须把中国伪造的黄金时代说打破，才能创造将来，力图进步。”(14)由此来看，李大钊之所以敢于提出“打破黄金时代之说”，主要有赖于西方进化论的接受。

不久之后，顾颉刚也认识到了上述问题。1923年5月6日，顾颉刚在《读书杂志》第9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并在该文的“按语”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说”。此文一经发表，宛如“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整个人文学界“不禁哗然起来”，(15)一场你来我往的古史大讨论就此拉开帷幕。

与本文主题尤为相关的是，同年7月1日，顾颉刚在该刊的第11期就论敌刘掞藜、胡堇人的批驳进行了初步的回应，此即《答刘、胡两先生书》。在这篇文章中，顾颉刚在“层累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推翻非信史的四个标准，其中第四点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其言曰：“古代的神话中人物‘人化’之极，于是古代成了黄金世界。其实古代很快乐的观念为春秋以前的人所没有……我们要懂得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庶可不受他们的欺骗。”(16)不难发现，这一“标准”与前引李大钊的观点如出一辙。进言之，二人均立足于进化史观，对远古为“黄金时代”说进行了批判。

这是一种学术巧合吗？答案至少不是肯定的。详言之，李大钊的《今与古》最初是其在北京孔德学校的演讲，并由吴前模、王淑周笔记，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从现有资料来看，《晨报副刊》是顾颉刚时常看的一份刊物，(17)故我们有理由推定，他之所以能够提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或从李大钊的论述中得到了一定的思想启发。

不过，顾颉刚的思考并不限于历史观的层面，还初步从历史文献辨伪的角度证明了“黄金时代”说的虚妄。其言曰：“所谓‘王’，只有‘贵’的意思，并无好的意思。自从战国时一班政治家出来，要依托了古王去压服今王，极力把‘王功’与‘圣道’合在一起，于是大家看古王的道德功业真是高到极顶，好到极处。”于是，“异于征诛的禅让之说出来了，‘其仁如天，其知如神’的人也出来了，《尧典》《皋陶谟》等极盛的人治和德化也出来了。从后世看唐、虞，真实何等的美善快乐!”但是，“我们反看古书，不必说《风》《雅》中怨苦流离的诗尽多，即官撰的《盘庚》《大诰》之类，所谓商、周的贤王亦不过依天托祖的压迫着人民就他们的轨范”。(18)由此观之，顾颉刚之所以提出“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与《尧典》《皋陶谟》等典籍的辨伪是密不可分的。

总之，正是由于顾颉刚对“黄金时代”的批判，不仅是“在历史观的层面讲的”，还立足于扎实的历史文献辨伪，故其提出的“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并非如武军先生认为的，“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19)实则其深刻程度较之李大钊的论述，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故，直到顾颉刚，远古为“黄金时代”之说才从根本上被打破。

实际上，关于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关联，并不限于“打破黄金时代之说”，还体现在对于孔子问题的若干认识。

有论者指出，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是著名的“反孔”斗士，“在推倒孔子之偶像上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20)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所谓“独特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对“孔子之本身”与“孔子之偶像”进行了区分。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甲寅》日刊上发表了《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一文。其中有言：

余谓孔子为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闻者骇然，虽然，无骇也。孔子生于专制之社会，专制之时代，自不能不就当时之政治制度而立说，故其说确足以代表专制社会之道德，亦确足为专制君主所利用资以为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为至圣。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称，而为保护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故余之抨击孔子，非抨击孔子之本身，乃抨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抨击孔子，乃抨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21)

换言之，在李大钊看来，所谓“孔子”，一为“孔子的本身”，一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二者决不能混为一谈。此后，李大钊还相继在《史学概论》《史学要论》中将这一观点进一步系统化、学理化。(22)

第二，率先提出了“孔子的学说何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深刻问题，并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进行了回答。1920年1月，李大钊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例如，“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余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配做中国人的‘万世师表’，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余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他是中国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层构造，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换言之，“他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二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因此，“现在经济上发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23)

当然，李大钊在推倒孔子偶像上做出的贡献，决不限于上述这两方面，但这两方面足以奠定他在“反孔”乃至近代孔子研究史上的地位。

继李大钊之后，推进上述孔子问题认识的学者，莫过于顾颉刚。1926年10月3日，顾颉刚在厦门大学做了一次题为“孔子何以成为圣人”的讲演。关于这次讲演的“主旨”，顾颉刚说：“我们在这一讲里，可以知道：春秋时的孔子是君子，战国的孔子是圣人，西汉时的孔子是教主，东汉后的孔子又成了圣人，到现在又快要成君子了。孔子成为君子并不是薄待他，这是他的真相，这是他自己愿意做的。我们要崇拜的，要纪念的，是这个真相的孔子!”(24)此外，在顾颉刚的原稿中还有这样几句话：“孔子哪里止两个，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即在一个时代中也有种种不同的孔子呢。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25)对于顾颉刚的这个看法，我们称之为“孔子变迁论”。此论提出来之后，在当时的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26)

此后，顾颉刚并没有停止对孔子问题的思考。同年11月12日，顾颉刚给被称之为“马列学者的怪物”——程憬写了一封信，此即后来的《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在这封信中，顾颉刚开列了三个自己“对于孔子发生的问题”。第一，“孔子时因经济情状的改变，故政治和道德随之改变，而孔子以保存旧道德为职志，何以他反成了新时代的适应者？”第二，“秦汉以下直至清末，适用孔子一派的伦理学说，何以春秋时的道德观念竟会维持得这样长久？春秋时的时势与秦汉以下的时势毕竟不同，而终不能改变春秋时的道德，这是什么缘故？”第三，“战国以来，创新道德和新政治的人还不少，例如商鞅、王安石、永嘉学派等，何以他们终不能在新时代中立一稳固之基础？何以他们终给传统的儒者打倒了？”(27)此后不久，顾颉刚还就内容大体相近的问题请教了他的好友傅斯年。(28)对于顾颉刚的上述疑问，程憬、傅斯年给予了截然不同的答复。(29)或由于对二者的无所适从，顾颉刚先将这些论学信札发表在《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上，后又将之收录在《古史辨》第二册之中，在当时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通过上面的论述，不难发现，无论是“孔子变迁论”，还是“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问，均与前述李大钊对于孔子问题的认识基本一致。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即二者之间有没有因果联系呢？

从现有资料来看，顾颉刚是否看过李大钊的《史学概论》和《史学要论》尚不得考，但分别刊发《自然的伦理观和孔子》和《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的《甲寅》和《新青年》则是其所熟知、并经常翻阅的杂志，故此两文应该在其阅读范围之内。如果这一推论大体不误，我们则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顾颉刚之所以能提出“孔子变迁论”和“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问，与李大钊对于孔子问题的认识有一定的关联。

不过，这里还有必要指出的是，较之李大钊对于孔子问题的认识，顾颉刚的思考更加成熟、深刻了。就孔子的流变而言，李大钊虽然对“孔子之本身”和“孔子之偶像”进行了区分，但在此之前，梁启超已有一定的认识，(30)故不为空前。至于顾颉刚虽然也受到了前人的启发，但其提出的“孔子变迁论”，则有赖于近代的史学方法——“历史演进的方法”，故于今来看仍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再就“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之问而论，此论虽是李大钊率先在学界发问的，但并没有产生过多大的反响。直到顾颉刚，分别致函程憬、傅斯年，并将这些论学信札发表在学术刊物，此问题才在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基本完成了李大钊与顾颉刚学术关联的再考察。然而，“历史发生的事并非全部值得一写”。本文之作，决不仅在于通过这一课题的再考察，重新估定李大钊的学术地位，以及挖掘顾颉刚“疑古”的来源，更在于以此为基点，进而思考中国近代史学的书写问题。

早在1941年，中国近代史学还未退出历史舞台之际，时人周予同即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率先将清末民国的“新史学”划分为“史观派”与“史料派”两个系统，(31)为此后的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

继周予同之后，海外学者余英时则进一步指出：“在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过程中，先后曾出现过很多的流派，但其中影响最大的则有两派：第一派可称之为‘史料学派’，乃以史料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第二派可称之为‘史观学派’，乃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从理论上来讲，“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但是，在实践中，“中国现代的史料学派和史观学派由于各趋极端，竟不幸而形成了尖锐的对立”。(32)

与余英时的认识相近，王学典先生认为：“如同学界所看到的，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中心的史学群体，从治学路数、学术渊源、为学旨趣、致知门径诸方面看，实际上与清末民初的‘新史学’相去甚远，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内在关联；与此后出现的社会经济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形同陌路。”(33)

客观而论，上述学人的论断大体不误，但必须指出的是，若此次来考察两派之中个别史家的学术关系，则难免会出现以偏概全的问题。如同本文所考察的，“史观派”的李大钊虽然与“史料派”的顾颉刚一度供职于北京大学，二人之间的关系虽然并不十分亲密，但唯不能因此而忽视二人的学术共同性与关联性。首先，二人皆立足于进化史观，旨在“打破黄金时代之说”。与此同时，二人还均提出了关于孔子的流变以及孔子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问题。这些观点或看法无不是反传统的产物。其次，但更为关键的是，顾颉刚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些“疑古”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李大钊的启发和影响。总之，探讨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联系，无论是余英时先生的“尖锐对立说”，还是王学典先生的“形同陌路说”，均不完全适用。

不过，最后必须声明的是，本文决不旨在否认“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而是要在提示相关研究者，两派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共同性和关联性。这或许才是“近真的”的历史。

①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上，张京华先后发表过《顾颉刚与李大钊在北大二三事》(《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和《顾颉刚与李守常》(《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之后又将这两篇文章修订收录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一书中。继张先生之后，周文玖先生以《顾颉刚日记》为基本资料，对李大钊与顾颉刚的学术关系进行了考察。参见周文玖：《顾颉刚与朱希祖、李大钊的学术关系——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探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②顾颉刚：《致叶圣陶二一》，《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8页。

③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95-396页。

④顾颉刚：《西斋读书记》，《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5卷，第362页。

⑤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31-32页。

⑥周文玖：《顾颉刚与朱希祖、李大钊的学术关系——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探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⑦顾颉刚：《致李大钊》，《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1-3页。

⑧顾颉刚：《致蔡元培五》，收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145-146页；顾颉刚：《致沈兼士八》收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508页。

⑨顾颉刚：《致刘经庵》，《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113-114页。

⑩顾颉刚：《致李大钊四》，《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3页。

(11)张京华：《古史辨派与中国现代学术走向》，第403页。

(12)周文玖：《顾颉刚与朱希祖、李大钊的学术关系——以〈顾颉刚日记〉为中心的探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13)武军：《李大钊与中国古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关于李大钊的古史研究，还可参看吴汉全：《李大钊与中国古代史研究》，《史学月刊》2002年第5期。

(14)李大钊：《今与古》，《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4-15页。

(15)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164页。

(16)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203-204页。

(17)仅在1921至1922年期间，《顾颉刚日记》即有三处提及《晨报》。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第106、127、299页。

(18)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卷，第203-204页。

(19)武军：《李大钊与中国古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4期。

(20)林存光：《历史上的孔子形象：政治与文化语境下的孔子和儒学》，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418页。

(21)李大钊：《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收入《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1卷，第429页。

(22)李大钊：《史学概论》，收入《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4卷，第463页；李大钊：《史学要论》，《李大钊全集》第4卷，第523页。

(23)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全集》(修订本)第3卷，第185-192页。

(24)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4卷，第12页。

(25)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4卷，第5页。顾颉刚在厦门大学的讲演稿，曾经尤伯熙“笔记”，发表在《厦大周刊》第160-163期，但并无此两句。

(26)李长银：《在“穷变”中“立真”：顾颉刚的“孔子变迁论”及其影响》，《孔子研究》2017年第1期。

(27)顾颉刚：《致程憬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4卷，第13页。

(28)顾颉刚：《致傅斯年间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收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4卷，第19页。

(29)程憬：《答书》，《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3期，1928年1月23日；傅斯年：《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收入《傅斯年全集》第1册，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79-486页。

(30)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梁启超全集》第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68页。

(31)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学林》第4辑，1941年2月。

(32)余英时：《中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收入《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63-364页。

(33)王学典：《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此外，王先生还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

李长银，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中国史系副主任。

《兰州学刊》，2019年第5期，转自历史地理研究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