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关系研究70年

佛教进入中土之后，便与本土的儒学相互攻讦、相互赞美、相互排斥、相互吸收，从而演绎出绵延千余年错综复杂的儒佛关系史。如此，儒佛关系便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课题。20世纪上半叶，儒佛关系研究已积累了丰硕成果。20世纪下半叶至今，也就是建国70年，学界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推进，在研究角度、深度、广度等方面都有新的杰出表现。继往方能开来，故笔者不揣谫陋，将建国70年儒佛关系研究之情状综述于此，以求教方家。

一、以思想观念为中心展开的儒佛关系研究

以思想观念为中心展开的儒佛关系研究，是儒佛关系研究的主要方面。建国以来，儒佛思想比较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发表了浩若烟海的论文，而且推出了系列论著。如下根据我们搜集到的文献，对以思想观念为中心展开的儒佛关系研究进行概述。

（一）儒佛思想观念比较研究。梁漱溟认为，儒佛两家的根本差异点在于儒家属于世间法，佛家属于出世法，两家修养功夫不同，存在显而易见的差别。但是两家同属于“对人说的话”（佛家说话对象不止是人，但人仍是其主要的），同是生命上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大方向是一致的。而彭华则以“尊母”概念来融合儒佛，认为在儒佛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儒家的“尊母”观念对佛教中国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赖永海认为，儒佛二者既相互斗争、相互排斥，又相互吸收、相互融摄。一方面，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儒学在思维模式、修养方法等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另一方面，东传之佛教在中国传统的学术氛围中也逐渐被儒学化。崔大华认为，论理学之消化佛学作为一种异质文化思想观念的佛学，被中国文化所固有的儒学理论消化，曾经是一个十分艰难复杂的过程；这一过程的最终完成，应该说是在理学形成的时期。理学形成与消化佛学实际上是互融互动的：理学观点在儒学消化吸收佛学的理论观点的基础上形成；而儒学正是援依理学观点去批判、消化佛教。

儒佛伦理思想的比较，是儒佛关系研究展开的重要方面。王月清在《中国佛教伦理研究》第五章从中土佛教对待“孝亲”问题的几种方式着手，简要考察中国佛教在孝亲观问题上的理论建树，试图对中土孝亲观的历史和逻辑的进程及其特色进行概述。陈永革认为，儒佛伦理思想上实质是“戒孝一致”。通过对佛教中国化进程中佛教“孝”“慈”观念的思想变迁为考察对象,辨析中国儒家传统伦理在渗透性地影响中国伦理过程中,陈永革指出，同样使佛教中国化地注入更多的人间关怀内容,使之最终归结为“戒孝一致”的伦理思想。黄小石认为，中国的佛教和儒教来看，都具有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都可视为伦理宗教。此外，少数学者对儒佛两家美学、教育学思想的异同给予了关注。关于儒佛美学思想的异同，张文勋通过比较儒佛的审美观念、审美判断、审美趣味，指出它们之间的差异。关于儒佛教育思想的比较，魏承思认为，中国佛教禅宗教育对书院讲学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更是具有直接影响，考察禅林与书院的关系，有利于了解佛教教育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二）儒佛命题比较研究。关于儒佛命题的比较。李承贵通过综合宗密、朱熹、熊十力、牟宗三等关于“作用见性”之“体用义”、“性”的内涵、功夫论等论说，认为朱熹关于“作用见性”的理解，虽然在佛教认知层面存在缺憾，但由于其抓住了同样为熊十力、牟宗三所重视的“理”，因而在儒学义理的建造与扩充上，仍然创建了不朽的成就。丁小平则通过辨析儒佛“内圣外王”的具体内容、侧重点、原因、标准、特征等，来展现儒家与佛教的理论特色。刘聪通过比较宋明理学“格物贯通”与佛教“渐修顿悟”命题上的异同，来重新解读二者之间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关于朱熹“理一分殊”是否等同佛教华严宗的“一多相摄”、禅宗的“月印万川”进行了热烈地讨论。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完全等同。如任继愈认为，“华严宗的‘四法界’说和朱熹的‘理一分殊’说，精神完全一致。禅宗所谓‘一法遍含一切法’，正是朱熹所谓‘一理之实而万物分之以为体’，‘万个是一个，一个是万个’。朱熹自己说‘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好像在说佛教的这些观点符合他的观点，赃证俱在，倒是应该说在这个问题上，朱熹符合了佛教观点。”侯外庐也指出，朱熹所谓“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正是华严宗一多相摄的理论。郭朋认为，程朱理学之“理一分殊”思想乃是对华严宗“事法界”和“理法界”的抄袭。第二种，受佛教影响但不等同于佛教。宋志明也指出程、朱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他认为，“程朱理学接着华严宗‘一即一切’的话头讲，但讲法确是儒家式的”。郑红峰持有此种意见，认为“事实上是他（朱熹）受了佛教的影响。佛教的华严宗大讲‘一即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禅宗也有类似的观点，朱熹所引的两句话就是出于禅宗玄觉所作的《永嘉证道歌》。”然而，马序的《朱熹“理一分殊”辨析》不认同这些观点，认为“佛说惟其一切皆空，才可以‘天月’‘川月’一多惟绝对同一；朱熹唯其承认万物的物质性，故不能不将‘万殊异理’。二者分歧，基于其整个哲学体系的重大差别。我们不可无视朱熹哲学吸收了佛学思想资料，但也不必如历史上一些佞佛者那样，硬说朱熹窃取佛经，毫无创见。”第三种，保持中立，不作评判。郭齐勇主编《简明中国哲学》认为，朱熹解释“理一分殊”时，仅借用“水中月”来譬喻，认为一理散为万物，万物反却皈依一理，宇宙间万事万物保持着灿烂有度的条理存在。姜国柱指出，朱熹是继承周敦颐、张载、程颢的“理一分殊”，但却是“引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理一分殊’的含义”。

(三)儒佛范畴比较研究。关于儒佛范畴或概念比较。陈运宁从本体论、人性论、认识论等范畴出发，动态地阐述了佛教对宋明理学渗透的过程，并指出这种渗透主要体现在理学家“援佛入儒”、“以佛证儒”等方面上。赖永海认为，唐宋以后，佛教受注重人性、心性的儒家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逐渐走上了注重人性、心性的道路，多有以“善”“恶”论性者；儒家受以佛性为本体的佛教学说的影响而出现以人性、心性为本体的倾向，宋明理学家大量吸收佛教的佛性理论，心学家受禅学影响更大更深。徐兆仁通过对脱胎于文化突破期的儒佛修持思想内涵、最终目标、方法实践等的考察，认为儒佛修持实践与核心思想对深入理解中国传统学术内涵、充分认识古代人文资源精粹、系统开发智慧潜质、全面培养文化素养，意义非同寻常，影响至深至远。李承贵通过儒佛本体论、修养方法、心性论等几个范畴剖析，认为宋明时期儒学与佛教并未合一，对于完善对“儒佛合一”观点的具有参考性价值。李霞认为，佛教心法说与理学心物论的异同表现为：在主容体特性问题上,二者均以“心”为主体,都肯定了主体的灵明能思性；但理学之“心”具有先天道德意识,它认“物”为“实”,佛学之“心”则具宗教人格色彩,它认“法”为“虚”。邵显侠认为，“王阳明在反对朱熹理学,并批判、吸收朱熹、陆九渊思想的同时,又正是吸取融入了禅宗的“本心”论思想,从而冲破朱熹理学的束缚,建构起了自己独特的以“良知”为核心的哲学体系。而这种独特的心学体系既把中国古代唯心主义推向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境地,也使宋明理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动向与转折。”李洪卫则从“道”的范畴来比较儒佛异同，认为虽然儒佛之间对“道”的理解有所不同，但是“求道”是他们的共同使命。而从原始儒家特别是心学一系来看，安心是他们的重要方法,而这个方法在禅宗则是贯穿始终的不二法门，只是方法在中间有所变化。

二、以儒士佛教观为中心展开的儒佛关系研究

以儒士佛教观为中心展开的儒佛关系研究，是较晚出现的研究儒佛关系的重要学术动向。虽然以儒士佛教观为中心展开的儒佛关系研究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对于“为什么形成这种或那种的儒佛关系”，对儒家学者关于佛教的真实认识水平和真实态度，缺乏更深的追问。因而儒士关于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便成为完善儒佛关系研究的必须重视的视角。李承贵堪称这一研究视角的开创者，其代表作《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以宋代十三位儒家学者作为研究对象，全面系统地考察了他们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李承贵指出，宋代儒士佛教观是考察、评估宋代儒佛关系的重要坐标，并强调宋儒自觉或不自觉地对佛教存在大面积的误读、误解，宋儒的这种认知主要与其对佛教的批判、吸收相关联。基于此，宋代新儒学中的儒佛关系应该表述为“儒体佛用”。与此同时，李承贵围绕宋代儒士如何处理儒佛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如通过研究叶适“望而非之”“尽用其学”“以其意立言”三个方面的佛教态度，指出叶适对宋儒处理儒佛关系策略的检讨不仅展示了其观念的独特性、健康性和智慧性，而且为理解周孔以后儒学的纯正性、宋儒在整合儒佛关系中的作用及限度、儒学与佛教在宋代新儒学中结合的形式和程度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继李承贵开创以儒士佛教观为视角研究儒佛关系后，学者们沿此视角继续拓展、延伸。崔海东的专著《唐代儒士佛教观研究》，详析白居易、杜甫、柳宗元、韩愈四人，简述王维、孟郊、贾岛、李翱四人，略记刘梦得、宋之问、孟浩然、杜牧之四人，得出“有唐一朝，儒士之佛教观曰佞、曰崇、曰友、曰辟”的结论。但值得注意的是，如何看待关于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孙昌武认为，柳宗元“崇信佛教”，受佛教迷信毒害之深，终其一生没有解脱佛教对自己的精神束缚，客观上做了一种最愚妄、最落后的思想宣传工具。持相反意见的孙叔平认为，“柳宗元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不可能真正信佛”。邹旭光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和柳宗元完整的思想体系有矛盾。第一种意见与柳宗元写作《贞符并序》《断刑论》《非国语》《天爵论》《天说》《天对》等一系列无神论杰作，坚持反对天命、鬼神、符瑞等，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相矛盾；第二种意见与柳宗元“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至死不渝相矛盾。他指出，柳宗元对于佛教的抉择，遵循着“统合儒释”的路线，一旦佛教有违于儒道根本原则，便不含糊地加以拒绝。当然，也有学者将此视角扩展到明代，如王心竹《理学与佛学》，该书以宋明时期主要人物为线索，即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理学家为主线，依他们对佛教批评、融摄之态度来梳理宋明理学家与佛教的关系。认为，理学家虽然在出发点上对佛教充满了对抗情节，但在具体的思想展开过程中则无一例外都对后者或主动或被动地进行了吸收。丁为祥认为，不理解儒佛关系，就无法真正理解宋明理学的崛起。通过对张载立足于儒家价值观自觉所形成的反佛观与罗钦顺在儒佛之辩的基础上从名相概念到理论方法层面所形成的反佛观进行对比研究，丁为祥指出，这两种不同的反佛侧重，不仅表现了理学发展中的宋明之别，而且也促成了清代汉学的形成与所谓汉宋之学的对立。张学智指出，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背景下，张栻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并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继张载、二程辟佛之后，朱熹的排佛立场非常鲜明。所以，刘立夫认为，朱熹是宋代士大夫排佛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儒佛之辩是朱熹排佛思想的一大特色。通过对朱熹关于儒佛二家本体论、心性论、境界论、功夫论和修养论等方面言论进行梳理，刘立夫从多元价值立场对朱熹的儒佛之辩做出了自己的评价。

学界围绕陆王心学是否受佛教禅宗的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知道，刘宗周称心学为“阳明禅”，李贽、黄宗曦等人也批评陆王心学为禅学。那么现代学者对此又如何看待？张忠利、孙学慧认为，陆九渊学说的这种“儒体禅用”的实际状况，使得其显现出近禅不是禅而是儒学的本来面目，是吸收了佛禅思想的儒学思想。黄海涛认为，阳明心学具有浓厚的佛教色彩。通过考察王阳明研习儒佛的学术经历，揭示他所创立的心学内涵对佛教理论、禅学思辨、修炼途径的继承和发挥，进而认识明代儒佛交融的文化趋势，黄海涛得出王氏心学是这一时代特征产物的结论。李承贵也认为，王阳明心学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李承贵发现，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片面的，而其心学实质是“儒体佛用”。

从学派的角度来研究儒佛关系，学界就“颜李学派”对佛教态度给予重点关注。姜广辉在其《颜李学派》中就关注到了颜元反佛思想，认为颜元揭露了理学家世界观的佛老因缘。但对此展开比较集中讨论的是胡彬的硕士学位论文《颜元思想发展历程研究》，该文有一章专论颜元从忠、孝等人伦角度批评佛教“空”“静”的不可能而且无用。陈斯怀则将颜元的辟佛思想总结为“破空斥静”。他认为，反对佛教的言行在注重事功和实践层面是颜元实用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关于“乾嘉学派”大儒戴震与佛学的关系。陶武在简要回顾清朝前期佛教现状基础上，对戴震的佛教观进行了探讨，认为戴震既主张“老释同质论”，又反对儒释调和论。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了明末清初时地方儒者的宗教问题。吴震认为，中国“不发达地区”文翔凤、王启元、谢文洊、魏裔介等地方儒者宗教化的原因有三：一是他们积极主张“事天”“尊天”“畏天”“立命”，其中甚至有人企图建立“孔教”“儒教”；二是他们对“天”“上帝”等宗教问题的观念表述，是晚明清初儒学与宗教互动格局的一种生动反映；三是应对外来天主教的态度各异，或从传统宗教或理学本位的角度来排斥或评价外来新宗教，明清之际的这些思想新动向足以提供许多深刻的省思。

探讨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对佛教的态度，也是了解儒佛关系的一个切入点。学界关于现代新儒家的佛学观的研究成果不是很丰硕，最早关注到佛学与现代新儒家的关系，应首推卢升法的《佛学与现代新儒家》。该书第四编“佛学与现代新儒家”,通过对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唐君毅和牟宗三等几位现代新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在建构其思想体系时有得于佛学并对佛学进行改造，阐述了佛学与他们的密切关系，以表明现代佛学与现代新儒家是当代社会“现代化”的产物，同属于现代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更为集中讨论现代新儒家与佛学关系的则是徐嘉《现代新儒家与佛学》。该书探讨了第一代新儒家梁漱溟在其文化哲学中对唯识学的驳杂运用，熊十力以唯识学为基础所重建的儒家形上本体论；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牟宗三以西学的基本方法，在重新阐释传统哲学中对佛教义理更加深入和相对客观的研究，并将佛学作为自身学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就个别新儒家与佛教哲学的关系而言，张云江的《唐君毅佛教哲学思想研究》对唐君毅的佛教哲学思想论述更为详细、深刻。该书是首部系统、全面地研究民国时期重要思想家唐君毅佛教哲学思想的专著，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唐氏以哲学进路对般若学、天台宗、唯识宗、大乘起信论、华严宗和禅宗等佛教思想进行了阐释；二是从现代儒佛关系角度论述了唐君毅的儒佛判别与融通之道；三是将唐君毅佛教哲学思想与宋明儒者、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等人在思想形态上进行了比较；四是对唐君毅佛教哲学方法论的反思。还有学者关注到现代新儒家佛学观对比研究，例如韩焕忠通过与虚室先生的对话来论述现代新儒家代表唐君毅、牟宗三佛学观上的差异。在韩焕忠看来，他们最大的差异是唐君毅对佛教中国化非常赞赏，而牟宗三则否定有所谓的佛教中国化。

在现代新儒学和佛学关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围绕着熊十力《新唯识论》的争论，是近代以来儒佛关系史上最大的公案之一。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对佛教唯识学进行大面积的批评，但又以“新唯识论”自居，这引来了一大批学者的批评，如刘定权著《破〈新唯识论〉》。就连其师欧阳竟无也有专文或书信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指责熊氏在佛学学术上的空疏。然而，李广良却指出，其问题的实质在于，熊十力是打着“新唯识论”旗帜的儒家，其核心思想是儒家而非佛教，乃是“阳释阴儒”。由此问题而引发的唯识学与儒学的辩论，应首推王俊杰的《唯识学与儒学的双重变奏》，因为该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唯识学与儒学之辨的著作，主要以王恩洋为近代儒佛之辨的枢纽，系统地对大乘起信论论辩、熊十力新唯识论论辩、吕澂熊十力儒佛根本问题论辩、欧阳竟无的孔佛一如观、王恩洋与唐君毅关于唯识与宋明理学的论辩等加以研究，阐明了近代儒佛之辨的两大中心问题即本体论之争和心性论之争。但不能忽视熊十力《新唯识学》对学者思维方式的反思。郭齐勇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其不自觉的表现还可以上溯至明末王船山、方以智、傅山的注目佛学。……说明17世纪以来，伴随着中西文化的交融，中国学人借助唯识学来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尝试着走出中世纪。”此外，还有些学者开拓了以往尚无的“梁漱溟与密宗关系”研究。例如，陈来认为梁漱溟的思想与密宗有很大的关联。

三、以高僧儒学观为中心展开的儒佛关系研究

以高僧儒学观为中心展开研究是儒佛关系研究领域另一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佛教进入中土之后，皈依佛门的高僧大多是饱读经书的，对中国思想文化、特别是先秦思想文化有深刻理解和体悟，从而为中国哲学与文化所熏陶。因而当佛教与儒学发生冲突的时候，这些高僧既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协调儒佛关系，而对儒学知识、义理和价值与佛教知识、义理和价值进行比较与沟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

韩毅的博士论文《宋代僧人与儒学研究》就是从此视角研究儒佛关系的代表之作，该文主要选取了宋代几位最具代表性的僧人——智圆、契嵩、宗杲、志磐等，从佛学的立场探讨他们儒学化的过程及其对儒学的认识和态度，以及对僧人群体“新儒家先觉”的作用。之后，学界对此视角的研究进行了扩展与延伸：一是高僧群体对象的择取上，如代玉民的硕士论文《宋代僧人儒学观——以智圆、契嵩、惠洪、宗杲为中心》，该文选取了孤山智圆、明教契嵩、惠洪禅师、宗杲禅师的儒学观为对象进行个案研究，旨在以点带面地展现宋代高僧儒学观的整体面貌、特点与意义。二是对佛教中国化问题的回应，如戎川的硕士论文《唐代涉儒僧人研究》将僧人视为“媒介”，突出僧人在两种文化中的媒介作用，是开启佛教中国化研究的一把钥匙，将视角深入到微观的僧人群体，佛教中国化的宏观过程将亦随之尽显无疑。事实上，佛教中国化的进程自佛教传入中土以来一直在推进，而许抗生将自己关于佛教中国化的论文集结，其《佛教中国化》也是这方面的重要成果。

除开部分学位论文研究成果，学界在此方面研究也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从僧人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注疏来看，如焦桂美认为，可以概括为：佛徒讲习并注疏儒家经典、佛教论难以儒家经典为指导、佛徒认同并遵从儒家伦理等方面。佛教对经学的渗透则表现在该时期经学家的思想，儒经注疏的内容、语言,儒家讲经、注经的形式、原则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之浸染。再如耿静波通过对《辅教编》进行细致的分析探讨，还原理学兴起背景下的北宋儒佛之辨，指出这有助于理解佛教如何适应并融入中华文化，有利于把握儒、佛在义理内涵与为教方式诸方面的异同。此外，还有学者从高僧与“三教关系”的角度来处理儒佛关系，如洪修平通过论述明代四大高僧云栖祩宏、紫柏可真、憨山德清、澫益智旭的主要思想及其特点，指出从四大高僧对儒学的态度和看法中，也能反映明代儒佛关系的走向。与前两个角度不同的是，有学者选取了具有双重身份的姚广孝的儒学观来研究儒佛关系，如许潇指出，既是佛教学者又是名臣的姚广孝对以程朱为代表的宋儒排佛之论展开了回应，他批评宋儒因私废公，排斥佛教却并未真正明了佛教义理，而是出于私心，是邪诐之辞。

以近代高僧儒学展开儒佛关系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佛学界所提倡的“人间佛教”上。由太虚大师发起，印顺大师确立，星云大师弘扬的“人间佛教”，成为了学术界与佛学界共同关注的时代课题。在佛学界，中国佛家协会第七界代表大会提出“契理契机”契理是指契合佛教缘起之教义、觉悟之真理、解脱之佛法、三法印、八正道等正确的道理；契机是指契合各种时空因缘，对不同根机的众生传播佛教方便之法门。地弘扬“人间佛教”思想。其成果颇丰，不仅有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印顺大师的《人间佛教论集》，更有前不久在南京发布的《星云大师全集》（2019年，简体中文108册）。而在学术界，香港中文大学在2005年成立“人间佛教”研究中心，并推出《人间佛教研究丛书》，成为研究“人间佛教”的重镇。但也出现了对提倡“人间佛教”的大师与儒学关系的研究，如欧阳镇认为，太虚法师经过有选择地吸收儒家思想,使其人间佛教理论得以发扬和传播。这主要表现为：一是用儒家重人生及人之德性的内容，诠释人生佛教的意义；二是借儒家的伦理观念，张扬佛教人乘善法的理念；三是引儒家成贤成圣之路径，阐述佛教济世利他的大乘思想。再如黄家章认为，印光坚持佛法本位论，提倡儒佛融合则美，是因为儒家重日常人伦，佛教重明心见性，务求佛教所追求的出世信仰能水乳交融在儒学所推崇的入世言行中，以求教化人生、净化人心和有益社会的效果。此外，李远杰的《近现代以佛摄儒研究》，则从佛教基本立场、观点出发，对儒佛关系的处理，主要包括以佛释儒、摄儒入佛、以佛统儒三个方面等。

总之，建国70年间，儒佛关系研究虽然历经曲折，但仍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研究视角言，在以思想观念为中心的基础上，更多地从概念、范畴、命题的角度研究儒佛关系，从而为深入、准确认识和把握儒佛关系提供了更为有益的帮助；“儒士佛教观”研究视角的开辟，由儒士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考察、研判儒佛关系，促使儒佛关系研究进入新的里程碑，而“高僧儒学观”研究视角，由高僧对儒学的认知、理解和评价研究儒佛关系，与“儒士佛教观”交相辉映，成为了更全面、更准确认识、把握儒佛关系的新坐标，并极大地完善以往关于儒佛关系的论断。无疑，基于此三大视角展开的更广泛、更细致的儒佛关系研究及其成果，亦将成为未来儒佛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学术资源。

李承贵（1963—），男，江西万年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

钟纯（1990—），男，湖南醴陵人，南京大学哲学系2018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儒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