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及其广义认识论构建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及其广义认识论构建

[摘要]  本文是对卡西尔文化哲学的总体把握，即将其定位成一种广义认识论的体系建构。围绕着他的“符号形式哲学”，本文简要分析了卡西尔是如何从康德哲学中吸取思想方法，并结合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主张，提出了以“形式因素”为基石的认识论反思路径;进而围绕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讨论他关于语言、神话、艺术、科学等符号诸形式的全新观点，从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从理性批判走到文化批判”;文章最后强调了卡西尔文化哲学的建构主义原则，并将其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进行关联。本文的基本论点是肯定卡西尔文化哲学所开启的广义认识论之路径，表明卡西尔的文化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预示和开启了当代认识论的演变进程。

在当代哲学的理论版图上面，文化哲学应该是一个最年轻的和最不确定的哲学学科。依照卡西尔的说法，“文化哲学肯定是我们目前在哲学体系中所区分的全体分支中最有疑问和最富争议的一门学科。目前，这个概念远未严格界定，它的含义也未被普遍赞同”。(Cassirer，2004，p.1，下引卡西尔文献仅注年份和页码)尽管如此，文化哲学为挽救传统哲学的衰落而施行的“洗心革面”之举，还是给当代哲学带来了超越传统的全新理论形态。从一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讲，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英美的后分析哲学和新实用主义，德国的新解释学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等，均可视为这种文化哲学的具体演变路径。事实上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无疑也是在企图打造一种广义的认识论，即一种深化的和延展的“认识批判”。论及当代哲学的这种扩大化的认识论路线，很有必要回溯到卡西尔所创建的“符号形式哲学”，并对他在认识论问题上的“符号学转向”给以应有的评价。“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是卡西尔力图构建其“人类精神形态学”的基本理路，并且预示了当代哲学演进的基本走向。西方哲学的存在论反思，逐渐地从实体性的逻辑走向关系性的逻辑，认识论问题不再驻足在单薄的经验和抽象的理性上面，而是扩展到更为深厚和广博的“文化”上面。由此文化成为一种替代性的哲学基本概念，这个概念不仅支撑着当代哲学的各种存在论反思，而且也左右着当代哲学的广义认识论进程。

卡西尔的文化哲学以其“符号形式哲学”为基础，初步建立起一种别开生面的广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继承和发挥了康德的先验形式学说，将人类认识活动的符号性特征突显出来，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当代认识论中的建构主义趋向。同样是出于科学认识的方法论反思，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思想为经验所限而愈加狭隘化，反之卡西尔盯住科学认识中的“符号形式”，强调了科学语言的抽象化和形式化。他注意到一些理论学科权威的符号化倾向，如赫尔德的历史哲学、洪堡的语言学、希尔伯特的数学逻辑、赫尔姆赫兹的心理生理学和赫兹的物理学，这些理论家开始摒弃认识摹写论而走向认识符号论的立场。(cf.Hamburg，p.144)“每一门科学的基本概念，作为用来提出问题和形成公式的工具，不再被看作是经验之物的被动图像，而是作为由理智本身所创造出来的符号”。(1955，p.75)当代科学活动愈发证明，科学认识决不是直接的经验感知，而是凭借其符号公式而进行的中介化活动。科学活动的前提不是对象本身，而是认识的形式。事物不是认识的最终决定条件，相反事物只是被决定的，只是相对于某种观点而被认识。这些认识论主张直接推动卡西尔得出了他的符号建构主义:“认知、语言、神话、艺术，它们都不是一种单纯的镜子，都不是一种简单反映内在或外在感觉材料的图像;它们不是无关紧要的媒介，而是真正的光源，是理解的先决条件，是一切认识理论的源泉”。(ibid.，p.93)尽管人不能创造实在，但实在是要由人来解释的。人不是照镜子式的被动地接受实在，而是在主动地建构一个经验世界。

从当今哲学的思想演进来看，卡西尔的这种符号建构主义不仅在他同时代的哲学家身上有所体现，如柏格森、怀特海、皮尔斯、詹姆斯、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杜威等不断强化的符号学思想，而且在随后的语言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均有发展。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哲学主流观念，大体呈现出一种符号建构主义的思想逻辑。这种逻辑旨在放弃各种实证论、反映论、摹写论的认识论立场，以期消除传统形而上学的实体论死结，由此最终化解主观与客观、思维与存在、形式与内容、内在与外在、实体与功能、个体与普遍之间的对立。

从某种意义上说，卡西尔的符号学取向与当今哲学认识论的趋势是契合的。他极力推进的“文化批判”似乎起到了一种思想前奏曲的作用。他明确提出的“每一个时代的知识形式决定了这个时代的现实观”(Moynahan，p.62)的思想立场，几乎可以同福柯知识考古学中提出的“知识型”(episteme)完全对接起来。进一步地说，我们可以将福柯和德里达等所展开“理性批判”看作是一种广义认识论，而且与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的方法论原则基本一致，只不过他们已经没有了卡西尔骨子里的启蒙哲学情怀及其自由主义理想。在“主体去中心化”的视角下，他们看到的只是“理性酷刑”以及个体受到的驯化，而不是人类可以获得自由的历史进程。按照鲍德里亚的论断，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从过去依赖于“冶金制造术”转向依赖于“符号制造术”，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的“消费狂欢”更多的是一种“符号狂欢”，消费者完全陷入符号迷狂之中而不能自拔。(cf.Baudrillard，p.185)然而，卡西尔始终抱着科学进步论的乐观思想，坚持人类文化的创造之举乃是人类最终走向自我解放的正途，肯定语言、艺术、科学等皆可助力人类的自由事业。尽管在战争阴影和法西斯主义的震动之下，他最后撰写有《国家的神话》来解释政治神话的欺骗性及其灾难性后果，但总体看来他还是较少从文化批判角度去检讨现代社会的危机性问题。因为他对于人类的文化创造是充满自信的，在他的理论视野里面缺少一种现代性批判的反思维度，这也是哈贝马斯和施特劳斯等当代政治哲学理论家们批评他的一个主要理由。(cf.Moynahan，p.213)

认识论问题在今天依然是一个哲学难题。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家们的认识论反思更多地朝向了人自身。“认识批判”已经从实在论的传统中摆脱出来而专注于语言问题，“语言学的转向”或者“符号学的转向”大体构成了当代认识论反思的主导性路径。当代哲学所展开的广义认识论探讨，目标直指“人类精神的形态学”。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力求涵盖各种人类文化现象，而将认识论批判变成一个集合性的文化批判。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和难以完成的理论工程，所以他承认这种文化哲学“不可能也不打算成为一种传统意义上的哲学体系，它所做的一切只是为未来的文化哲学提供一个导论。而且，只有当哲学与人文科学不断携起手来，才有希望完成这个文化哲学的任务”(Hamburg，p.56)。这段自白或许可以用来评判其理论意义。他凭借广博的知识涵养而为后人搭建了一个构筑文化哲学体系的脚手架，因此我们在其“符号形式哲学”中看到的只是一个广义认识论的雏形。当代文化哲学的演变趋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广义认识论的一个推进过程。

原文节选自《哲学研究》

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