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 | 第二性：女人是什么？

我对是否要写一部有关女人的书，很久以来一直犹豫不决。这个题目并不讨人喜欢，尤其是对女人而言。而且这也不是个什么新题目，有关女权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现在我们还是不说为妙。不过人们到今天还在讨论，因为上个世纪的谬见虽然车载斗量，却没有说明问题。那么，问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世界上真有女人存在吗？永恒女性论当然有其信奉者，他们会悄悄对你说：“就是在俄国，女人也毕竟是女人”；还有一些学识渊博的人（他们有时也有这种看法）感叹道：“女人要走上邪门歪道了，女人要消失了！”人们都在怀疑今天是否还有女人存在，如果存在，不论其存在是否和入们的意愿相符，她们在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样的位置？她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位置？有家最近停刊的《弗兰西斯》杂志问道：“女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但是我们先要问：“女人是什么？”有人回答说：“Tota mulier in utero，女人就是子宫。”然而在谈到某些女人时，权威人士却说她们不是女人，虽然她们和别的女人一样，也有子宫。大家都承认并且同意女性是人类的一部分，至今她们仍占人类的一半。可也有人告诉我们，女性现在正处于危境，于是他们劝告我们，可要当个女人啊，要永远当个女人啊，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女人啊！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成为女人。要被人看成女人，就必须具备大家所公认的女性气质，而这种气质作为现实是既神秘又令人信服的。那么，这种气质是卵巢里的某种特质，还是柏拉图式的本质，亦即哲学想像的产物？仅凭女人沙沙作响的裙子，就可以把这种本质带到人间来吗？尽管有些女人热衷于体现这种本质，却很难说只有她们才具备这种本质。人们常常用一些好像是从先知那里学来的、含糊不清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词汇来描述它。的确，早在圣·托马斯（St.Thomas）时代，人们就认为本质被明确限定过，这就和鸦片的麻醉力被明确限定过一样。

但是，抽象的概念论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不承认存在着决定某些特性的固定不变本质，而人们曾一度认为，女人、犹太人或黑人应当具备这些特性。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女人”是不是就没有特殊含义了呢？理性论者、启蒙学者和唯名论者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他们认为，女人就是“女人”这个词所指明的那种人。许多美国女人尤其会这么想：现在世界上的确已没有女人什么位置了。如果哪个落伍的女人还把自己视为女人，她的朋友就会劝她去做精神分析，以便摆脱这种想法的纠缠。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在谈到《现代女人：失去性别的人》这本书时（这本书的其他论点让人恼火）写道：“对那些把女人当做女人来对待的书，我无法做到态度公允。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不仅是女人还有男人，都应当被看做是人。”不过，唯名论这种学说还不完备，反对女权的人曾毫不费力地指出，女人和男人根本不一样。诚然，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但这个命题是抽象的。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单一的分离体。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而这种否认也并不表明这几种人己经得到解放，宁可说是在逃避现实。有个著名的女作家，不许把她的照片放在女作家的肖像集里，她希望自己能进入男人的行列。为了得到这种特权，她竟然利用了丈夫的影响！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男人的女人，实际上仍在要求男人给予照顾和尊重。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在一次热闹非凡的集会上，有个托洛茨基的女崇拜者在讲台上准备大打出手，尽管她实际上是柔弱的。她不承认自己作为女性是柔弱的，因为有个好斗的男人在夸奖她，而她希望和他平等。许多美国女人的对抗态度表明，她们往往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意识。其实只要出去走走，睁开眼睛看看，就可以发现人是分为两种人的，他们的衣着、面貌、身体、笑容、步态、兴趣和从事的工作都明显地不一样。这些差别也许是表面的，也许是要消失的，但目前明显存在却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给女人下个“女人就是发挥女性功能”定义还嫌不够，如果我们也不想用“永恒的女性”去解释女人，如果目前我们还需要承认女人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女人是什么？

我认为，叙述这一个问题就已经提供了初步答案，而提出问题的本身就很有意义。男人决不会想到要写一本书，去论述男性的特殊处境。但如果我想介绍自己，就必须先说：“我是个女人”，所有的讨论也必须以此为前提。男人在介绍自己时从来不会先介绍自己是什么性别，他是男人，这是不言自明的。以“男性”、“女性” 这两个词来分类仅仅是个形式，如在法律文书就是如此。实际上，两性关系和两种电极不尽相同，因为男人既相当于阳性又相当于中性，人们通常用“男人”（man）这个词泛指一般的人。而女人只相当于阴性，她为这个有限尺度所限定，并不也相当于中性。如果进行理论讨论时听到一个男人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这当然令人恼火。可我也懂得，我唯一的自卫方式是说：“我这么想是因为事实本身就是这么回事”，这样就把我的主观自我排除在讨论之外。我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可能这么回答：“你的想法之所以和我相反，是因为你是个男人。”因人人都觉得做个男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就是说，古时候人们用垂直线测量倾斜的东西，而现在男性就是人类的绝对标准。女人有卵巢和子宫，她在主观上受到这种特殊限制，因而把自己局限在本性之内。人们常说女人用腺进行思维。男人由于优越感忽视了他的身体里也有腺，如睾丸，这些腺也能分泌荷尔蒙。男人相信他的身体同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正常的，认为他的认识是客观的，同时却认为女人的身休是障碍和禁锢，处在它所特有的东西的重压之下。亚里士多德曾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至于圣·托马斯，则说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创世纪对此有一个象征性说法，说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

所以，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米什莱 (Michelet)写道：“女人，是个相对的人……”本达（Benda)在《于里埃勒的报告》里说得更肯定：“男人身体的重要性和女人身体的重要性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无关紧要的……男人没有女人也能够考虑自身，可女人没有男人就不能考虑她自己。”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他者这个范畴同意识一样原始。在最原始的社会，在最古老的神话，都可以发现二元性的表达方式——自我（the Self）和他者。这种二元性并不是一开始就属于两性分化，也不是由任何经验事实决定的。它出现在格拉内（Granet）论中国思想和迪梅兹尔（Dumézil）论东印度群岛的著作中。女性要素既包括在善与恶、吉与凶、左与右、上帝与魔鬼这些鲜明对比的概念里，也包括在阴与阳、优拉纳斯与宙斯、日与月和昼与夜这些成双成对的概念中。他性（Otherness）是人类思维的基本范畴。

所以，任何一组概念若不同时树立相对照的他者，就根本不可能成为此者（the One）。如果火车上有三个旅客碰巧占了一个包厢，其他旅客会因此成为隐怀敌意的“他者”。在小镇上，所有不属于当地的人都被当做“陌生人”，他们都是可疑的。对于本国人，所有别国的人都是“外国人”。犹太人对于反犹主义者是“他人”，黑人对于美国种族主义者是“劣等人”，土著人对于殖民主义者是“土人”，无产者对于特权者则是“下层”。

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在他论述原始社会诸种形式的一部深奥著作的结尾处，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自然形态到文化形态的转变，以人类把生物学关系当做一系列参照物来观察的能力为标志；二元性、交替性、对立性和对称性，不论是以明确的还是以含糊的形式，与其说构成了需要加以解释的现象，不如说构成了社会现实的根本而直接的既定论据。”如果说人类实际上是基于团结和友谊的一种Mitsein或伙伴关系，那么这些现象就是无法解释的。反之，如果我们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在意识本身当中发现了对其他所有意识的敌意，那么事情就会变得一目了然。主体只能在对立中确立——他把自己树为主要者，以此同他者、次要者、客体（the object）相对立。

但别人的意识、别的自我也会提出相应的权利要求。到国外旅行的本国人会惊愕地发现，他自己也被外国人视为“陌生人”。实际上，在部落、国家和阶级之间进行的战争、庆典、贸易、签约和争夺，都近于让他者概念失去其绝对意义，以证明其相对性。不论是否愿意，个体和群体都必须实现它们关系的相互性。那么，这种相互性在两性中不曾得到承认，对照的一方被树为唯一的主要者，否认相关的另一方有任何相对性，并将另一方界定为纯粹的他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女人为什么没有对男性主权（male sovereignty）提出异议？没有一个主体会自觉自愿变成客体和次要者。并不是他者在将本身界定为他者的过程中确立了此者，而是此者在把本身界定为此者的过程中树立了他者。但如果他者不打算重新获得做此者的地位，他就必须十分顺从地接受这种异己的观点。就女人而言，这种顺从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无疑存在某个类别在某段时间可以完全支配另一类别的其他情况。这种特权往往依靠人数的不均等，多数人依靠数量优势对少数人进行支配，或者加以迫害。但女人同美国黑人和犹太人不一样，她们不是少数，地球上女人的人数和男人的同样多。而且我们说的这两个群体最初是独立的。他们以前可能没有意识到对方的存在，或者他们也许承认对方有自主地位。但是，种种历史事件的结果总是强者征服了弱者。犹太人溃散四方，美国引进了奴隶制，帝国主义到处征服，这些例子都是很说明问题的。在这些事例当中被压迫者至少保留了对往昔的记忆，他们有着共同的过去和共同的传统，有时还有着共同的宗教或文化。

倍倍尔对妇女和无产阶级所做的比较是很有道理的。他认为两者从未处于少数地位，也从未在人类当中形成过一个分离的集合体。不论是解释无产者作为一个阶级的地位，还是去说明该阶级妇女作为特殊个人的这个成员身份，都只能根据历史的发展过程，而不能根据单一的历史事件。然而，无产者并非一直就有，而女人却始终存在。她们由于自己的身体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综观历史，她们始终从属于男人，所以其依附性不是某个历史事件或社会变化造成的，即不是偶然发生的。他性在这里似乎是绝对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不具备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偶然性或依附性。在某个时期形成的地位，在另一时期也可能被废除，如海地和其他国家的黑人情况就是如此，然而凡自然形成的地位，似乎不可能发生变化。但是，不论是历史现实还是事物本性，实际上都不是一次性给定的，因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果说作为次要者的女人永远成为不了主要者，那是因为她本身无法产生这种变化。无产者之间称“我们”，黑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把自己视为主体，而把资产者和白人视为“他者”。但女人除非在女权会议上或在类似的正式示威游行中，一般不说“我们”。男人说“女人”，而女人在谈到自己时也用这个词。她们确实没有表现出主体的态度。无产者和黑人分别在俄国和海地完成了革命，印度支那人民也正在为革命的胜利而斗争。然而女人的努力只不过是些象征性的骚动而已。她们所得到的仅仅是男人想赐予她们的，她们什么也没有争取，只是在接受。

由于女人不具备具体手段，没有把自己组成一个可以和相关整体相对抗的整体，所以才出现了上述情况。她们没有过去，没有历史，也没有自己的宗教，而且还没有无产阶级因工作和切身利益而产生的共同责任感。她们甚至没有不分等级地住在一个地方，从而有一种社区感，而同一社区的犹太人、圣丹尼斯和雷诺工厂的工人却都有这种社区感。她们散居在男人中间，由于居住、家务和经济条件及社会地位等原因，而紧紧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丈夫，其程度甚至大于对其他女人的依附。假如她们属于资产阶级，就会认为自己同本阶级的男人利益，而不是同无产阶级的女人利益息息相关。假如是白人，她们就会忠于白种男人，而不是忠于黑人女人。无产阶级可以提出彻底消灭统治阶级，极度狂热的犹太人或黑人也可以梦想独自占有原子弹，让全人类都属于犹太人或黑人，但女人根本不可能去设想如何灭绝男人。把女人和她的压迫者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其他任何纽带所不能相比的。两性分化是个生物学事实，而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男性和女性虽处于原始的Mitsein[伙伴关系]但他们相互对立，女人还不曾破坏过这种状态。夫妻两人是由两个相互吸引的一半组成的基本整体，沿着性别界线把社会分成两部分是不可能的。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女人的基本特性：她在整体中是他者，而整体中的两部分是相互不可或缺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相互性也许会促进妇女解放，当赫丘力斯（Hercules）坐在奥菲丽（Omphale）脚边帮她纺纱时，情欲使他变成了她的俘虏。但她为什么没能赢得持久的权力？美狄亚（Medea）为了找亚宋（Jason）报仇，不惜杀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可怕的传说似乎在暗示，由于男人爱自己的孩子，女人对他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里西斯特拉塔》放肆地描写了一群女人，这些女人从军是为了利用男人的性要求去实现某种社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一出戏剧。在有关萨宾女人（the Sabine woman）的传说中，她们很快就不打算再用不育去惩罚强奸她们的男人。实际上，女人还不曾用男人的需求——性欲望及其想有后代的欲望，在社会上得到过解放，虽然这种需求的满足常使男人依附于女人。

主人和奴隶也由于相互需求结合在一起，可这种经济需求同样没有让奴隶获得解放。在主奴关系中，主人并不看重自己对对方的需要，因为他有权用行动去满足这种需要。相反，由于处于依附地位，由于希望和恐惧，奴隶则完全意识到自己对主人的需要。即使两者实际上都迫切需要对方，这种需要也总是有利于压迫者而不利于被压迫者。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解放运动才一直发展缓慢。

现在当然不好说女人是男人的奴隶，但她们始终依附于男人，男女两性从未平等地分享过世界。即使在今天女人也受到重重束缚，不过她们的处境正在发生变化。几乎在任何国家，她们的法律地位都和男人不一样，常处于恶劣境地。甚至在她们的权利得到法律的抽象承认时，由于习惯势力，也很难在社会习俗中得以充分实现。在经济领域，男人和女人几乎形成了两个等级，就算在其他方面是平等的，如果新来的竞争对手是男人，他们也总是有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有较多的成功机遇。男人在工业和政治领域，占据了许多高级职位，最重要的岗位为他们所垄断。此外，他们还享有传统威望，而对这种威望，儿童教育在各方面都予以支持。这是因为，现在是过去的发展，而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女人目前虽参与世界事务，但这个世界仍属于男人。对此男人深信不疑，女人也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不想成为他者，不想成为交易中的一方，对女人来说将意味着要放弃同男人这个优越等级结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男君主会为女臣仆提供物质保障，会为她的生存进行道德上的辩护。于是，她既可以逃避经济上的风险，又可以逃避抽象自由所带来的风脸，况且这种自由的目的与目标还必须由自己来设计。的确，和每个个体肯定其主观存在的道德冲动一起出现的，还有一种诱惑，使其放弃自由，变成一个物。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他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引向被动、迷惘和毁灭，成为他人意志的造物，其超越将会受挫，其各种价值将会被剥夺。但这条路也容易走，人们在这条路上可以避免真正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男人一旦把女人变成了他者，就会希望她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共谋倾向。所以，由于不具备确定的资源，由于认为把她与男人相连接的纽带虽不可缺少却是和相互性无关的，由于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女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

可是人们会马上问：所有这些是怎么发生的？两性的二元性显然和任何二元性一样，也会导致冲突，胜者无疑会拥有绝对的地位。但男人为什么一开始就能取胜？女人似乎也有可能取得胜利，或者冲突的结果也许会是不分胜负。那么，这个世界始终属于男人，只是到最近才开始发生变化，这又是怎么回事？这个变化是个好事吗？男人和女人会因此平等分享世界吗？

其实这些并不是新问题，以前常有人回答过。但由于女人是他者，人们往往怀疑男人为此作出的所有辩解。这些辩解显然完全受男人利益的支配。在17世纪，有个不出名的女权主义者叫普兰·德·拉·巴雷，她这样指出：“男人写的所有有关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在任何时期和任何地方，男人都自命为造物主，其得意的神情溢于言表。犹太人祈祷时说：“感谢上帝……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可是他的妻子却也顺从地说：“感谢上帝按他自己的意志创造了我。”柏拉图在感谢众神的祷告中，首先感激的是把他造成了一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然后才感激把他造成了一个男人而不是女人。但是男人不可能完全享有这种特权，除非相信它建立在绝对和永恒之上：他们想把自己的至高无上地位变成一种权利。普兰·德·拉·巴雷还这样说：“制定和编纂法律的人都是男人，他们袒护男人，而法理学家则把这些法律上升为原则。”

立法者、教士、哲学家、作家和科学家，都很想证明女人的从属地位是天经地义的。男人创造的宗教反映了这种支配愿望。在夏娃和潘多拉的传说中，男人把女人当做敌人。他们还利用哲学和神学来助威，如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语录就是如此。自古以来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都以揭露女人的弱点为乐事。法国的文学充满了对女人的野蛮指控，对此我们已司空见惯。如蒙特朗就循着让·德·梅恩的传统，只不过兴致略低一些。这种敌意有时也许是有根有据的，但一般来说是空穴来风。不过，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敌意确实成功地掩盖了他们自我辩护的欲望。正如蒙田说的：“指责一个性别比为另一个性别辩护更为容易。”有时候要发生什么是一目了然的。例如当家庭关系变得脆弱，以至要威胁到男继承人的利益时，限制女人权利的罗马法就会指责“女人是愚蠢和不稳定的”。在16世纪，只要单身女人据认为有管理自己财产的能力，人们就会为了维护已婚女人的受监护地位，求助于圣·奥古斯丁这位基督教神学家和哲学家的权威，而他宣称：“女人是个既不果断又无常性的造物。”蒙田很清楚派给女人的命运有多么专横，多么不公正，他说：“女人不接受为她们制定的准则是正常的，因为男人在制定时没有同她们商量。所以，阴谋和冲突此起彼伏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如此，他还是没有去支持女人的事业。

只是后来到了18世纪，确实主张民主的男人才开始客观思索这个问题。狄德罗极力证明女人和男人都同样是人，后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热衷于为女人辩护。不过，这些哲学家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表现出了异常公正的态度。到了19世纪，女权争论再度成为党派之争。由于工业革命使妇女加入了产业大军，女权主义的主张也从抽象变为具体，因为这时有了经济基础，而反对她们的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此时地产在某种意义上失去了力量，但资产阶级却仍旧墨守陈规，认为巩固家庭是私有财产的保障。随着妇女解放变成真正的威胁，命令女人重返家庭的呼声也愈加严厉。即使工人阶级中的男人，也在极力限制女人的自由，因为他们开始把她们视为危险的竞争对手，而由于她们常做低工资的工作，这种危险也就变得愈发严重。

为了证明女人的劣等性（inferiority），当时反对女权的人不仅利用宗教、哲学和神学，还动用了生物学、实验心理学之类的学科。他们顶多愿意给另一个性别“有差别的平等”，而这个有利可图的术语大有文章。它和针对北美黑人制定的歧视性法律中的“平等但要隔离”如出一辙。众所周知，这种所谓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只会带来最极端的种族歧视。我们前面提到的相似性不能归之于偶然，因为不论把一个种族、等级和阶级，还是把一个性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证明其正当性的方式都是相同的。“永恒的女性”同“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实际上都属于同一个类型。的确，犹太人问题一般来说和其他两个问题不完全相同——犹太人对反犹主义者来说不完全是个劣等人，宁可说是个敌人，当然不能在世界上让他占有一席之地，种族灭绝是他必然面临的命运。不过，女人的处境却同黑人的处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如今都是从家长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以前主人阶级都想强迫“他们的言行符合他们的谦卑地位”，即符合为他们所指定的地位。不论是对有着宁静、天真和快乐灵魂的“好黑人”，即具有顺从美德的黑人，还是对有着“真正的女性气质”（轻浮，幼稚和无责任感）的女人，即具有顺从优点的女人，以前的主人都会给予慷慨而多少有点真诚的赞扬。此时支配者阶级把论据建立在自己一手造成的情势之上。如英国作家、哲学家肖伯纳指出的，实际上，“美国白人先把黑人贬到擦皮鞋男孩的地位，然后又据此得出结论说，黑人除了擦皮鞋什么用处也没有。”这种恶性循环，在所有类似情况当中都可以碰到。当一个人（或一群人）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处境，实际情况就只能是他是低人一等的。然而“是”（to be）这个词在这里必须正确理解。这个词确实如黑格尔所说有“变成”（to have become）之类的动态含义，只有不实在的人才会认为它具有静态价值。诚然，一般来说女人是低男人一等的，这是指她们的处境给她们带来的机遇较少。但问题在于，这种状况还应当继续下去吗？

许多男人都希望能继续下去，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放弃了这种希望。保守的资产阶级在妇女解放中看到的，仍然是对他们道德观念和切身利益的威胁。有的男人害怕和女人竞争，最近有个男大学生在《拉丁周刊》上写道：“走上医学或法律工作岗位的每一个女大学生，都夺走了我们的职业。”他对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没有任何疑问。这里所涉及到的并不只是经济利益。压迫给压迫者带来了好处，连最谦卑的压迫者也会被迫感到优越。于是南方的“穷白人”可以用他不是个“肮脏的黑人”聊以自慰，而那些富有的白人更是趾高气扬。

同样，连最平庸的男人在和女人相比时，也会觉得自己非同凡响。对蒙特朗来说，他在女人（和他的意中人）面前显然比他在男人当中充当一个男子汉时，更容易自命为英雄，而在这方面许多女人比他做得出色。1948年9月，法国作家克劳德·莫里亚克（大家都认为他很有创见）在《费加罗文学》发表的一篇文章可能谈到了女人：“我们用温柔而淡漠的语调[原文如此——作者]倾听着……她们当中最聪明的人的见解，我们十分清楚，她的才智多少有些聪明地反映了我们的思想。”这里所指的显然不是他莫里亚克的思想，因为没有人知道他有什么思想。她也许确实反映了男人的思想，但我们知道，就是在男人当中也有人在剽窃别人的思想。我们倒是可以很好地问一问这位莫里亚克，他是否知道，反映笛卡尔、马克思和吉德（Gide）的思想，比反映他本人的思想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而他用“我们”这个词把他本人同圣·保罗、黑格尔、列宁和尼采相提并论，继而站在他们所树起的伟岸地位上，轻蔑地俯视那群想同他平等交谈的女人，这才是应当引起注意的。其实，许多女人都会拒绝忍受莫里亚克的“温柔而淡漠的语调”的折磨。

我之所以久久不能忘掉这个例子，是因为男性态度在这里表现得天真无邪，令人无法动怒。但是男人在许多细微方面，确实从女人的他性和相异性（alterity）得到了好处，于是有自卑情结的人得到了奇妙的安慰。的确，如果男人对自己的生殖能力感到忧虑，他们会对女人更傲慢、更具攻击性和更藐视。不害怕受男同类支配的男人，更想在女人身上认出一个同类。但由于诸多原因，女人和他者的神话即使对他们也是十分有用的。没有人会由于他们不想完全舍弃从这个神话得到的好处而责怪他们，因为这些人虽然认识到如果放弃了自己想像中的女人，将会失去些什么，却没有认识到他们会从未来的女人那里得到些什么。拒绝把自身树为主体，即唯一的和绝对的人，需要完全否定自我。况且绝大多数男人也没有提出这种明确要求。由于今天民主思想把他们浸透得太彻底了，以至于不得不承认大家都是平等的，他们并不要求女人成为劣等人。

孩子们在家里会认为，女人的社会地位似乎和成年男人没有什么两样。后来，年轻男人在追求和恋爱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了他所追求和热恋的女人的反抗性和独立性。他在婚后把女人当做妻子和母亲予以尊重，在婚姻生活的具体事务中女人以一个自由人的面目出现在他眼前，这时他可以认为社会的两性从属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一般来说，尽管男人和女人是有差别的，但她此时仍是平等的。但男人也看到女人劣等性的某些特点，而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她不适于从事某些职业，不过他认为这是自然原因造成的。他和女人的关系如果是和睦融洽的，抽象的平等原则就会成为他的主要话题，此时可能存在的不平等，不会构成他表态的前提。但如果发生了冲突，情况就会大不一样，此时现存的不平等将会变成他的主要话题，甚至会成为他否认抽象平等的正当理由。

所以，许多男人会由衷地认为，女人是和男人平等的，她们根本没有理由吵吵闹闹；同时他们也会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和男人平等，她们的要求是徒劳的。让男人看到社会歧视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是很难的，这些歧视表面上无关紧要，但对女人的道德和智力造成的结果却十分严重，以至人们认为这些后果是源于女人的固有本性。即使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男人既然急于捍卫他们的特权，而这个特权的范围连他们自己也难以估量，我们就没有理由完全信任他们。因而我们不应当被女人受到的大量激烈攻击所吓住，不应当被那些别有用心地赞美“真正的女人”的颂歌所迷惑，也不应当指望从男人对女人命运的热情中会捞到什么好处，因为他们对女人命运根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然而我们应当用同样的怀疑去考察女权争论，因为其目的常常让争论的价值丧失殆尽。如果说“女人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那是由于男性的自负使它变成了“争吵”，而人们在吵架时是无道理可讲的。人们想努力证明女人比男人优越或低劣，或者女人和男人是一样的。有人说，女人是在亚当之后造出的，所以她是次要者。另一些人则针锋相对地说，亚当只是个粗制滥造的人，到上帝造出夏娃时，才成功地造出了完美的人。女人的大脑要小一些；这不错，不过它相对来说还是要大一些。基督可是个男人；这也不错，但这也许是因为相比之下他还是很谦卑的。总之，每一种论据都会马上让人联想到相反的论据，而两种论据往往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想真正认识问题，就必须摆脱这些成规，必须抛弃优等、劣等和相等之类至今把每次讨论都搅得含混不清的模糊概念，并且重新开始。

你说得不错，但我们现在应当如何提出问题？男人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但女人也是如此。我们需要一个天使，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天使呢？就算找到了，他也没有发言权，因为他对问题根本不了解。即使找到两性人，也不会有什么用，因为这里的情况十分特殊。两性人不完全是健全男人和健全女人的结合，他是由男女的某些部分组成的，所以他既非男人也非女人。我认为，归根结蒂还是某些女人最有资格解释女人的处境。我们可不要误入歧途，以为厄比墨尼德斯是个克里特人，他就必然要去说谎。使男人和女人装得真诚或不真诚的并不是神秘的本质，相反，倒是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多少倾向于探索真理。当代的许多女人是幸运的，她们重新获得了与做人的地位相称的种种特权，从而可以提供难得的公正——我们甚至认识到了这样的必要性。我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带有党派偏见，我们基本上赢了这场比赛。联合国在最近辩论妇女地位时坚决主张，现在就应当实现男女平等，而我们一些人也没有必要认为女性气质会给我们带来不便或会成为障碍。对我们来说，许多问题要比特别涉及我们的问题更为紧迫，这种超脱甚至会让我们有希望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但是，由于我们植根于女性世界，我们会比男人更熟悉这个世界，更直接地认识到做女人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而且对这种认识，我们会更关心。我说过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提出“做女人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了什么机会？哪些机会被阻拦了？等待我们年轻姐妹的将是什么命运？她们将向何处去？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时代的女人在写有关女人的书时，一般来说，其动力并不在于希望拥有我们的权利，而是在于努力认识和澄清问题。我们正在离开争论不休的时代，所以作为一种尝试，本书将去证明那个命题。

但是，要用不带偏见的理智态度去探讨任何人的问题无疑是不可能的。问题的提出方式和所假设的观点，均以相对的利益为前提。所有的特性都含有价值，每种所谓的客观描述都含有道德背景。与其掩盖多少被明确暗示的原则，不如从开始就对它们公开予以陈述。于是就没有必要每页都详细说明，人们只可以在哪种意义上使用“优越和劣等，较好和较坏，进步和反动”这些词。如果我们看看论述女人的一些著作，就会注意到，“公众利益即一般利益”是经常采用的观点。当人们希望维护和确立社会公益时，总是用这种观点去表达社会公益的含义。然而，我们认为唯一的公益是保障公民个人利益的那种公益，我们将根据向个人提供具体机会时所起的作用对制度作出评价。但我们不能把“个人利益”和“幸福”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虽然有些人这么看。闺房里的女人不是比有选举权的女人幸福吗？主妇不是比女工幸福吗？“幸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的，更不要说它可能标志什么价值了。根本不存在衡量他人幸福的可能性，把希望别人也能拥有的处境描绘成幸福总是很容易的。

尤其是有人竟在“幸福即休息”的借口下，把笨头笨脑、行动迟缓的人也说成是幸福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我们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观点。每个主体都要十分明确地通过开拓或设计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这种开拓和设计被视为一种超越方式。他只有不断地去追求别的自由，才能够取得自由。我们没有理由为目前的生存进行辩护，除非它发展到无限开放的未来。超越只要再度陷入内在和停滞，退化的生存就会变为“en-soi”[自在]，即受特定环境支配的野蛮生活，而退化的自由也就会变成强制与偶然。若主体同意这种退化，它就造成了一种道德过失；若这种退化是强加于他的，它就会造成挫折与压迫。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每个打算为自己生存辩护的人，都会认为他的生存含有一种不明确的需求，即超越自我、参与自己所选择的设计的需求。

所以，使女人处境变得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是，她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男人打算把她固定在客体地位上，使她永远是内在的，因为她的超越必定要失去光彩，并且必定要被另一个主要的主权自我（良心）所永远超越。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ego）]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个主体都认为自我（s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者。就女人的处境而言，一个人怎样才能得到实现？哪些路对她是开放的？哪些路是封闭的？在依附地位上应当怎样恢复独立？哪些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以及应当怎样战胜它们？这些是我很想阐明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说，我所感兴趣的是根据自由而不是根据幸福，对个人的幸运予以界定。

十分明显，如果我们认为女人的命运必然取决于生理、心理或经济力量，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毫无意义。所以，我将先讨论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女人的见解，然后再准确地去阐明“真正的女性”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即为什么女人一直被界定为他者，以及从男人的观点出发会得出哪些结论。最后，我还要从女人的观点去描述女人所应当生活的那个世界。这样我们便可以在她们渴望取得人类一员的身份、努力挣脱今天仍指定给她们的领域时，正视她们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