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丨张岱年先生和《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先生1936年，即二十七岁时，便写成了五十万字的哲学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这是一部自先秦至明清的中国哲学的发展演变史。

张岱年（1909年–2004年），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

张岱年先生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一九九七年张岱年先生担任席殊书屋专家导读系统顾问。

《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 著   商务印书馆

作者张岱年从中国哲学固有的体系出发来研究中国哲学，全书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三大部分。作者指出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变易大流，一切都在变易中，而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无穷无尽的变易历程。书中特别突出了人生论，人我和谐之道的宣示被作者认为是中国哲学的贡献。中国哲学中的致知论颇为简略，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

作者极为重视古代哲学概念的分析和研究，阐发精微。另外，全书引证古代哲学的原始资料极为丰富，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张岱年先生和《中国哲学大纲》

汤一介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张岱年先生最喜欢的两句话。我想，这也是张先生为人为学的宗旨。我是在1956年才认识张先生的，到现在已有48年了。在这48年中，我们一起经过各种风风雨雨，实在是一言难尽。但张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无疑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

1956年秋，我回到北京大学，有幸听张先生的课，这就是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张先生讲课非常认真，不仅简明精要，有条有理，而他对所用材料的解释深刻而有启发性，当时与他同一教研室的同志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那个年月，我们不可能认识张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也不可能认识张先生为人的宽厚平正，因为我们都是处在被改造的大环境中。只是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过程中，我才一点一点认识了张先生，才体会到在他身上所具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张先生尝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说:“宇宙是一刚健的化之流行，因此一个学者应该一生自强不息。”张先生说：“《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体运行，永无已时，故称为健。健含有主动性、能动性以及刚强不屈之义。君子法天，故应自强不息。”(《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于《张岱年全集》第五卷，第42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这样就把 “天”和“人”在“息(自)强不息”上统一起来，使人生有了一个极高的生活方向。

冯友兰先生尝用孔子的一句话:“刚毅木讷近仁”来说张先生的为人。我认为这话非常恰当，张先生确实是一位有自己坚定信念而忠厚的“仁者”。他一生不追求名利，生活朴素，衣着简单，而把道德学问作为人生第一要务。与张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到他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和他讨论问题，他话不多，循循善诱，引导你自己去思考。张先生是位“仁者”，如大地一样承载着万物，真是“厚德载物”了。张岱年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是一位颇有创造性的哲学家。这里我想过《中国哲学大纲》来介绍他学问的博大精深。

我读先生的第一本书是《中国哲学大纲》，它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本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同，它是以问题为纲要把中国哲学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使得读者能对中国哲学的内容及其特点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部书是张先生30年代写成的，到50年代才正式出版。但我们读它没有过时的感觉，甚至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到任何一本书可以代替这部《中国哲学大纲》。每当学生问我，学习中国哲学看什么书时，我定会首先介绍张先生这本书。

《张岱年全集》·增订版（全5册）

张岱年 著

中华书局 北京联合出版社

一、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前有“序论”，总论中国哲学，其后三大部分为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宇宙论分为两篇：本根论和大化论；人生论分为四篇：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人生问题论；致知论分为两篇：知识与方法论；最后有一“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张先生这本书的框架可以说是完整地反映了中国哲学的全貌。关于这部书，我觉得处处可以感受到张先生力图抓住中国哲学的特点来写的。在开头的“序论”中把中国哲学的特色分为六点，认为前三点：合知行、一天人、同真善最为重要。同样在《中国哲学之活的与死的》中，张先生更明确的指出：“中国哲学中向无现代英国哲学家怀悌黑所破斥的‘自然之两分’。中国哲学的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为二事，未尝认为实在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而认为现即实，实存于现……‘自然之两分’是印度既西洋中一些派别之大蔽，而为中国哲学之所罕有的。”在《天人合一》一章中，张先生说：“关于人与宇宙的关系，中国哲学中有一特异的学说，即天人合一论。”在《认识·实在·理想》一文中，张先生明确地说：“哲学是天人之学—关于宇宙人生的究竟原理与最高思想之学”。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特质》中说:“中国文化特质，可以‘一天人，合内外’六字尽之。”（《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1987年卷，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编，三联书店1989年3月出版）如果我们把两位先生的看法综合起来，也许可以说中国哲学最基本的特点是“一天人”，而“合知行”、“同真善”与“合内外”（就“合”为“人”，而“外”为“天”，则亦可谓“合内外”即“一天人”，但“合内外”亦可谓“合身心内外”，则“心”为“内”，而“身”为“外”矣）是由“一天人”派生的。

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说：“笛卡尔哲学……他完成了或者说极近完成了柏拉图开端而主要因为宗教上的理由经基督教发展起来的精神、物质二元论……笛卡尔体系提出来精神界和物质界两个平行而独立的世界，研究其中之一能不牵涉另一个。”也就是说，西方哲学曾长期认为，精神与物质是各自独立的，是互不相干的。而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根本不同，它是以“天人合一”立论的。自古以来，中国哲人都以讨论“天人关系”为己任，例如司马迁说他的《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的书，扬雄说：“圣人……和同天人之际，使之无间也。”（《法言·问神》）宋朝哲学家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皇极经世·观物外篇》）程颐进一步说：“安有知人道而不知天道者乎？道，一也。岂人道自是一道，天道自是一道？”(《遗书》第十八卷)朱熹说的更是明白:“天即人，人即天。人至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有人矣。”天离不开人，人也离不开天，盖因人之始生得之于天，即生此人，则天又全由人来彰显。所以“天”、“人”一体。张先生早在30年代就把“一天人”作为中国哲学异于印度和西方哲学的依据，可谓有着极为敏锐的眼光。把握不同民族哲学之相异处或更为重要。这是因为，了解一民族之哲学的特点，就可以自觉发挥其自身哲学之特长，又可以吸收其他民族哲学之优长，以克服自身哲学之短。

《心灵与境界》  张岱年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二、“气”的问题

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有二章专门讨论“气”的问题，他认为“气”是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概念之一，以“气”为根本的学说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如在《序论》中说:“张载(字子厚，世称横渠先生)的学说最为宏伟渊博，他以气及太虚说明宇宙。宇宙万物皆由气所成，而气之原始是太虚。气即是最细微最流动的物质，太虚便是时空，以气与太虚解说宇宙，实可谓一种唯物论。”照张先生看:“张子的宇宙根本论，实可谓宏大而丰富。其主要之义，在于以一切形质之本始材朴之气，解释一切， 认为宇宙乃一气之变化历程;以为空若无物之太虚，并非纯然无物，而乃气散而未聚之原始状态，实乃气之本然;气涵有内在的对立，是气之能动的本性，由之发生变化屈伸。一切变化，乃缘于气所固有之能变之性。”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张先生对张载的“气论”分析之精。基于此，张先生指出学者一般认为宋明有“理学”与“心学”两派，但实际还有“气学”一派，这就是自张载到王夫之的唯物论哲学。从《中国哲学大纲》看，这一派可上溯到先秦，而经两汉又有所发展，到宋明而至高峰。这点在《中国哲学大纲》的《新序》中作了说明。张先生不仅揭示中国哲学史中的重要一派，“气论”唯物论派。而且他自己也认同他是这一派的继承者，例如他尝引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并解释说:“天地本来无心，人对天地的认识就是天地的自我认识，天地在人身，上达到了自我认识。”(见《张岱年全集》第三卷，第503页)这样的解释表现了他的唯物论立场是一贯的。

《中国文化精神》  张岱年，程宜山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三、中国哲学概念的分析

我读张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的第三点体会是，他十分注重中国哲学概念的分析，例如他对张载哲学的分析，他说:“张子宇宙根本论中，最根本的观念有四，即气、太和、太虚、性。太和即阴阳会冲未分之气。太虚即气散而未聚无形可见之原始状态。性即气所固有之能动之本性。此外，次根本的观念又有四，即道、天、易、理。道即气之过程。张子所谓道，与老子所谓道意义不同,老子所谓道，指究竟所以或究竟规律;张子所谓道，则指存在历程或变化历程。天即太虚之别名，易即道之别名，气之变化屈伸，有其规律，是谓理。张子所讲之根本观念虽不一,实皆统于气。故张子之说可谓气论。”如此对概念的分析，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是很少见的。这里张先生不仅清楚明白地界说了每个概念，而且也把各种概念之间的关系说清楚了。

中国哲学向来不注重概念分析，正如张先生在《哲学上一个可能的综合》中指出：“解析似不为中国哲学所注重，中国哲学在此方面颇缺乏。但正因为中国哲学缺乏此方面，现在乃更应注重。”(《张岱年全集》第一卷，第273页)例如“天”有种种含义，但不同哲学家使用“天”这一概念究竟是何意往往不清，甚至同一哲学家使用“天”这一概念就有多种含义。理清这些概念含义并不容易,需要有很好的分析哲学的素养。把中国哲学中的众多概念分析清楚，这正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在这方面，张先生在30年代就自觉地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他在《逻辑解析》一文中说:“逻辑解析可以说是20世纪初以来哲学中最占优势的方法，而也是最有成效的方法。逻辑解析对于哲学实可以说有根本的重要。如欲使哲学有真的进步,更不能不用分析。”综观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可以说能利用分析的方法对中国哲学的概念、命题和理论进行研究的哲学家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张岱年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张岱年先生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和中国哲学史家，他的研究已成为一种范式载入上个世纪的中国学术史中。现在张先生离开了我们，我想对他的最好的纪念就是沿着他开辟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继承他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文化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