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丨《存在与时间》——人总是在可能性中沉沦着

存在（Sein）同存在者（dasSeiende）有别。存在是最高的普遍性，一切存在者都存在。但存在不是族类上的普遍性，因为族类是用来区分在者的，所以，从族类上说，无所不包的普遍性没有意义。存在又是不可定义的，无论我们用什么东西来定义，都会把存在弄成了存在者。最后，存在是不言自明的：存在就是存在，无法证明亦无须证明。但康德曾说：哲学家的事业正在于追究所谓自明的东西。

但如何追究呢：存在不是一种特殊的存在者，不是某一类存在者的抽象共性，也不是存在者的一部分或属性。所以定义法、归纳法、演绎法，都不中用。我们简直不可能离开存在者谈存在，那就得找出这样一种存在者来：对它来说，存在本身是首要的，至于作为什么东西来存在则是次要的。人，就是这种存在者。人不同于其它存在者，因为人在他的存在中同存在本身打交道。只要人存在着，他就对他的存在有所作为，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他就对存在有所领悟，无论明确还是含混。

如果人同他的存在不发生关系，人就不存在了。唯因人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悟、有所作为，人才存在，人才“是”人。人的这种存在称为生存（Existenz）。过问自己的存在是人的特点，追究存在就必须从人着手。
　　

如何了解人？当然要就人的基本情况来了解人。人的基本情况就是——人生在世（In-der-Welt-Sein）。人同世界不能一刻分离，离开世界就谈不上人生。因此，人生在世指的就不是把一个独立于世界的人放进一个世界容器中去。人生在世指的是人同世界浑然一体的情状。在世就是烦忙着同形形色色的存在者打交道。人消融到一团烦忙之中，寓于他所烦忙的存在者，随所遇而安身，安身于“外”就是住在自己的家。人并不在他所烦忙的事情之外生存，人就是他所从事的事业。
　　

传统认识论独独见不到这种浑然天成的生存状态，结果提出了“主体如何能认识客体”这样的蠢问题来。这个问题暗中先行设定了一个可以脱离世界而独存的主体。然而，存在的天然境界无分主客。首先是活动。活动中就有所体察。认识活动只是存在的方式之一，而且是一种次级的存在方式，它把所体察的东西当作静观的对象来作一番分析归纳，这才谈得上各有族类、界限分明的物体。

人对面是种种物体，人自己也成了众物体中的一个物体。于是，生存碎裂成主体、客体等残肢断片，而认识却无能把他们重组为生命，倒反来问“主体能否超越自身去认识客体？”甚至“外部世界是否存在？”先就把存在局限在一部分物体即主体中，存在自然达不到客体了。

但由生而在世的人来提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毫无意义。我们在烦忙活动中与之亲交的世界才是真的世界，知识所描绘的世界则是智性化了的世界残骸。人不在“主体”中，而在世界中，在他所从事的事情中，人于何处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有所领悟，他就于何处实际生存。为了避免把人误解为一个主体物，宜把人称作“存在于此”，或“此在”(Dasein)。
　　

人作为此在不是孤立的主体，人溶浸于世界和他人之中。同样，他人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主体。人都是此在。而就人溶浸于他人的情况来看，此在总是共同此在（Misdasein），在世总是共同在世。即使你避居林泉，总还是一种在世，你的存在依旧由共同在世规定着。共同在世并非指很多孤立的主体物连陈并列，遗世独立也不是指无人在侧。共同在世提供了特立独行的背景和可能。大隐可隐金门，这是在很多人中独在，他人这时以冷漠的姿态共同在世。“在人群和喧嚣中随世沉浮，到处是不可共忧的、荣华的奴仆，这才是孤独！”（拜伦语）

实际上，人生所在的日常世界就是这种炎凉世态。在日常生活中，此在总得烦神与他人打交道。人们无情竞争、意欲制胜，结果都要被他人统制——被公众的好恶统制。“一般人”（das Man）实施着他的真正独裁。“一般人”如何做、如何说、如何喜怒，此在就如何做、如何说、如何喜怒。甚至“一般人”如何“与众不同”，此在就如何与众不同。每个人的责任都被卸除了，却没有哪个“一般人”出面负责，因为人人都是一般人，人人都要一般齐。
　　

这个“一般齐”看守着任何挤上来的例外。一切优越状态都被不声不响地压住，草创的思淹没在人云亦云之中，贪新骛奇取代了特立独行的首创精神，不知慎重决定自己的行止，只一味对事变的可能性模棱揣度——这些东西组成了此在的日常生存模式：沉沦。沉沦并不是一种堕落。从没有一个纯洁的人格堕入尘寰那回事。

人总沉沦着。人的日常存在寓于日常世界，从日常世界来领悟自己。但领悟自己并非是对一个固定空间中的现成事物的认识。人首先在现身于世之际领悟自己。人活着，虽然人们不知为什么。此在在，而且不得不在，这一现象首先在情绪中开展出来。

情绪是基本的生存状态之一。哲学却一向轻视情绪。虽然人生在世总带着情绪，甚至静观认识也带着情绪；虽然情绪比认识更早地领悟着存在。情绪是此在的现身：不知从何处来，往何处去，此在已经在此。至于对情绪的反省认识，则不过浮在存在物的表面上打转，达不到情绪的混沌处，达不到存在的深处。
　　

情绪令此在现身，把此在已经在此这一实际情况显露出来。只要人存在着，就不得不把“已经在此”这一实际承担起来，无论他是怨天尤人、随波逐浪，抑或是肩负着命运、敢作敢为。存在哲学把这种无可逃避的生存实际称为被抛状态(Geworfenheit)。人并不创造存在，人是被抛入存在的；人由于领悟其存在而得以存在。人看护着他的存在。
　　

最根本的情绪是畏，因为畏从根本上公开了人的被抛状态。畏不同于怕，怕总是怕具体的坏事，而畏之所畏者却不是任何存在者。其实，当畏来临，一切存在者都变得无足轻重，只剩下一片空无。

无由而畏，无所为畏，去迷转悟，终悟“万有毕竟空寂”。一旦登达此无何有之乡，便聆取人生在世的真谛了。

怯懦的世人怕直面空无，唯大勇者能畏。此在日常沉沦着，他做工、谈情、聚闹、跑到天涯海角去游冶。他在逃避：逃避空无，逃到他所烦忙的事物中去，逃到使他烦神的一般人中去。这却说明，他逃避的东西还始终追迫着他。他到底逃不脱人生之大限——死。

死就是空，畏就是直面死亡。畏从根本处公开了被抛状态：人归根到底被抛入死亡。生向着死。躲避死，也依然是沉沦着向死而在。存在同死亡联在一起；生存之领悟始于懂得死亡。死亡张满了生命的帆，存在的领悟就是从这张力领悟到存在的。
　　

人因他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而得以存在。鲜明或含混地领悟着方生方死的背景，人来筹划他的存在。人永远在可能性中。人不是选择可能的事情，人所选择的是他本身。人是什么？那要由他自己去是。正因为人就是他所将是的或所将不是的，所以他才能说：成为你所是的！存在的领悟，存在的筹划，即人的生存本身，永远领先于人的现成状态。人在成为状态之际已经超越于状态了。

所以人只能说：“我是”，而说不定“是什么”。浮士德不能喊出“请停留一下”，一旦停留，他的生存就完结了。

于此可以提出存在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存在先于本质（der Vorrang der Existenztia vor der Essentia)。拘于字面，这话可译成：是，先于所是。这意思是：如果竟谈得上人的既成状态，那么这一既成状态也必须从人的不断领先于自身的能够存在（Seinkoennen）得到了解。即使只为保住现成状态，也总要从可能性方面来作筹划。而在由畏公开出来的抛向死的境况中，不断领先于自身的存在之筹划就突出醒目了。此在先行到死来筹划他的在此。

而死亡是每个人自己的无可替代的可能性，所以，领悟着死来为存在作筹划，就是从根本处来筹划各种可能性了。进入畏之境界，万有消溟，人也就无存在者可寄寓；唯悟到人无依无托，固有一死，才能洞明生存的真谛：立足于自己来在世。
　　

人本身就是可能性。他可以选择自己：可以获得自己，也可以不获得自己，或者失去自己。唯因人天然可能是本真的人，才谈得上他获得自己或失去自己。立足于自己来在世，这一决断令人返本归真。但本真的存在并非遁入方寸之间，或遗凡尘而轻飏。只要人存在着，他就总在世界中，总烦忙于事物，烦神于他人，总对他的存在有所领悟、有所作为。

决断反倒是要把人唤出，挺身来为他的作为负责，脱乎欺惘，而进入命运的单纯境界。唯畏乎天命的大勇者能先行到死而把被抛状态承担起来，从而本真地行于世，有其命运。无宗旨的人只在偶然事故中打转，而且他碰到更多的机会、事故，但他不可能有命运。综上所述，可见此的存在包括三个主要环节：1．领悟着的筹划；2．被抛入状态；3．沉沦。

第一点是决定性的。如前所述，若对其存在无所作为，此在就丧失其存在了。而筹划总是先行于自身从可能性方面来筹划。此在从可能性、从“先行到死”，来归自身。换言之，此在首先在将来中。“是，先于所是”。没有将来的能够存在，就谈不上存在的既成状态。
　　

人对其存在有所筹划，但他不创造存在。人是被抛入存在的。人已经在了。筹划就是从可能性方面来把存在的被抛状态承担起来。“已经存在”是从将来的可能方面出现的：此在在将来仍如其曾在；我将依然故我。所以，此在的曾在，共同此在的历史性，都是从将来方面展开的。
　　

人从将来的筹划承担起他的历史而寓于当世。人只要存在，就必烦忙种种存在者，他正沉沦于存在者之中，从而把筹划着的历史性现在化了。通俗观念沉沦于当前而不自知，于是它把此刻突出出来，把生动的时间性敉平为一连串前后相继的此刻。这种“一般齐”的时间之流对生存漠不关心，只不过在我们身外均匀流逝着。存在哲学则主张，时间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将来，时间性对存在来说性命攸关。死生亦大矣，而死生的意义都要靠时间来说明。时间烛照着生存，照明了人的生死整体——烦(Sorge)。
　　

人生在世，烦忙也罢，烦神也罢，总是个烦。沦落于大千世界，自不免操持百业，逐人高低；就算收心得道，忘去营营，也还要以本真的自我来作决断。说什么出世、无为，总还是在世，总还是无不为。

烦是生存结构的整体。这个生存整体是在时间的地平线上呈现出来的。若吾生也无涯，人如木石悠悠无尽，又何烦之有？在烦中，将来突出出来作为生存的首要意义。为现在烦，为历史烦，归根到底是为将来而烦。于是烦也就指明了生存整体的那种无功无就，死而后已的情形。
　　

《存在与时间》立旨以人为本来阐释存在。人就在而且就是人。没有一条神诫或自然法则指定我们应当怎样是一个人，天上地下并无一处把人性规定下来。人性尚未定向，它始终还在创造着。人性既非制成品，也不是尚待实现的蓝图，那我们何从察知人性呢？——我们已经在了，在种种努力之中；已经烦着，并领悟着烦。烦在设身处地的情绪中现身，在筹划中领悟，在语言中交流，在存在中展开着存在本身。但什么都无法把定烦。

烦永不是定形的局面。烦之领悟也不是。人性问题或者存在问题的答案，不似方程的根，求出来便摆在那里。思领悟着在，并始终领悟在。它不提供“结论”，而只是把存在保持在“存在的疏明”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