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与犹太人问题：向希特勒发怒也是不明智的

维特根斯坦曾在一篇札记中写道：“甚至向希特勒发怒也是不明智的。何况是向上帝发怒，那就更不明智了。”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20世纪最有创造力的哲学家之一，也是出了名的怪人。他曾要自己的老师罗素判断一下自己是否是个白痴，如果是白痴，他就要去做个飞行员，否则就要做个哲学家。罗素说服了他。一战爆发，维特根斯坦上了前线，后又被俘，在战俘营中写出薄薄的一本小册子《逻辑哲学论》，开启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嗣后他认为自己已经解决了世间所有的哲学问题，跑到奥地利小山村做小学教师去了。又若干年之后他重拾哲学兴趣，再回剑桥，认为自己在前一本书中犯了严重的错误，逐渐提出“语言游戏”的概念，在其身后弟子们将其手稿整理成《哲学研究》一书，再一次改变了整个哲学界的走向。

维特根斯坦的父亲是欧洲钢铁大王、维也纳首富，维特根斯坦继承了巨额财富后却宁愿生活在贫困当中，他也没有把财富捐给慈善事业，而是给了亲戚。别人问他为什么，他说钱会使人堕落，而他的亲戚们已经很堕落了，再堕落一点无所谓。罗素曾评价维特根斯坦道：“这是我碰到的最完美的传统观点的天才典范，热情、深刻、认真、纯正、出类拔萃。”

维特根斯坦还因为另一件事情常常为人所提起：他在中学曾经与希特勒是同学。有人甚至传说因为身为犹太人的维特根斯坦曾欺负希特勒，导致后者怀恨在心，后来才进行了犹太大屠杀。

这种传说显然是无稽之谈。犹太人问题是西方世界由来已久的问题。在近代以前的西方看来，犹太人是一群道德上可疑的家伙，他们人数虽少，能量却巨大，曾杀死了耶稣基督，总是在做为富不仁之事。任何时候有什么社会矛盾需要排解，犹太人都会成为最方便寻找到的一个出气筒，反犹行为从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希特勒不过是反犹行为的极端表现。

犹太人也一直在思考自己与西方、乃至与世界的恰切关系，试图在新的基础上重构人类秩序，以消弭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的差别，实现和解。这其中包括斯宾诺莎、马克思、海涅，甚至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大量犹太革命家所做的大量思想与实践方面的努力。但是古怪的维特根斯坦在二战后所做的相关思考再次卓尔不群。

维特根斯坦曾在一篇札记中写道：“甚至向希特勒发怒也是不明智的。何况是向上帝发怒，那就更不明智了。”

要理解这句费解的话，得从后半段说起。所谓“向上帝发怒”，源于圣经旧约《约伯记》中的故事。虔诚的约伯生活富足，上帝与撒旦打赌，即使夺走了约伯的幸福生活，他也仍然会是个虔信的人。得到上帝许可的撒旦遂给约伯带来无尽灾祸，令他家破人亡，生不如死。约伯在痛苦与绝望当中向上帝发怒，指责上帝为何要让自己陷于此种苦境，莫不如当初不让自己生出来。上帝随即现身，痛斥约伯竟敢指责自己，而全然忘了上帝是世间一切秩序与公义的来源。约伯幡然悔悟，痛悔自己的愚妄，于是在灾苦之中继续虔心敬神。

上帝的痛斥和约伯的这种抉择，在非创世论的文明（如中国）看来是完全不可理喻的。这样一个喜怒无常、任意玩弄信徒的神，有什么资格要人继续虔信他呢？但这恰是创世论的犹太教一个核心信念的基础——上帝选定了犹太人做选民，这不是基于什么道理，而完全是基于不受任何限制的神意。上帝要犹太人成为人类的祭祀民族，通过犹太人的虔诚敬神，来使得堕落的人类最终获得拯救。犹太人作为选民的特殊身份，便意味着他们在伦理上要经受更为严苛的要求，信仰的无条件性是一个根本前提。

在犹太人的信仰看来，如果约伯觉得上帝没有遵循善恶有报的基本规矩，于是拒绝再信这个上帝，那么约伯显然一开始就是不信神的，因为他预设了宇宙中存在一些连上帝都不能违背的规矩，而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是不会受任何规矩约束的；因为任何所谓的“规矩”也只不过是上帝的造物而已，上帝没有受自己的造物约束的道理。所以，一旦信仰是有条件的，要以现世的幸福为前提（“善恶有报”所指向的就是这种前提），则犹太人所信的便不是神，而是那个现世的物质回报，他们便也无资格继续做选民了。

犹太人坚信其选民身份，也就坚持自己独特的伦理准则和生活方式。这使得他们虽然流散在世界各地近两千年，各不相识，却仍然能够保持一种看不见的“精神共同体”，以致得以奇迹般地复国，其他远比犹太人更加强大的古代王国，如今都已湮灭在历史之中了。这一奇迹与犹太人对于信仰之无条件性的坚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否则在凄苦的流散生活中，他们早就会放弃掉自己的神，而同化于所在国了。

既然向上帝发怒是不明智的，维特根斯坦便进一步得出推论，向希特勒这种撒旦发怒也是不明智的。集中营当中的犹太人要做的不是向谁发怒，而是要向约伯学习，虚己谦卑，坦然领受神所交给的命运。即便明知明天就将死于非命，今天仍然坚定地信神。

这样一种选择初看上去匪夷所思，简直是难以理喻的阿Q精神。然而，维特根斯坦真正的深刻恰恰就在这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信仰的自由性与人类精神的伟大性——人不是为了现世富足才敬神，敬神只是因为，内心坚信这么做是对的。因此，犹太人通过对自己特殊性的坚持，反倒获得了一种关乎全人类的普遍性意义——他们证明了人类的精神不是受外在的物质福报所决定的，而是能够自主地持守内心的道德确信，从而，人类的精神在本质上是自由的，这是使人脱离动物、成其为人的根本条件。此种无条件的虔信之抉择，也使得希特勒的行为成为无条件的恶。希特勒所屠杀的不再是作为邪恶者的犹太人，而是证明了人性之光辉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所以才可以判定其为“反人类罪”。

维氏所主张的抉择，为人类未来的自我觉醒确立精神根基。它证明了，正是因为身处奥斯维辛，才尤其需要对上帝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