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谈到美学，人们都会想到一个古老而素朴的争论：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有一次，我乘地铁上班。从我家到工作单位，要坐一段长长的北京地铁十号线。在途中，上来一位小姑娘，手中拿着一叠复习资料，口中念念有词：朱光潜说，美是主客观的统一；高尔泰说，美是主观的；蔡仪说，美是客观的；李泽厚说，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我听了着急，这么学美学，可不行。想同她谈谈，但还是没有开口。我想，我谈了以后，只可能有两个结果：一是她根本不可能听我的。她又不认识我，凭什么要听我的？二是万一她听了我的，又会怎么样？她显然是去考试，听了我的，是不是就会考不及格？过了一会儿，她到站下车了，消失在人海里。我不知道，她那天考试有没有过关。但是，我能预见一个结果：她此后再也不会学美学了。把美学搞得这么无趣，成了干巴巴的几条，谁见了也会躲。其实，这些年，美学留给许多圈外人的印象，就是如此。有人说，美学过时了。如果美学真的就只是如此，那应该过时。

但是，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吗？从这个问题出发，会不会产生富有成果的思考？我觉得还是会的。看到一朵花，你觉得美。这是花美呢，还是由于人觉得美才美呢？这个问题就在那里，不管你是否承认它。

主张美在客观的人，会说，口之于味，有同嗜也，目之于美，有同观也。见到花，人人都觉得美。觉得它不美的人，是这个人自身的问题：可能是他的眼睛不好，可能是他今天情绪不好，这两种情况都不影响花本身仍是美的。见，或者不见，美就在那里。但是，在同一类的事物中，谁美或者谁更美呢？客观论者认为，是它在这类事物中客观上存在的典型性，而不是欣赏者对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主观选择。也就是说，这朵花比那朵花更美，不是由于欣赏者喜欢，而是由于这朵花长得更“典型”，这里的“典型”可能会被理解成是更完美，长得更饱满，如此等等，总之，美的原因是在花一边，而不是在人一边。由于对象，而不由于欣赏主体。

主张美在主观的人，会说，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花美不美，在于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再美的花，没有欣赏者的趣味或态度，也不能成其为美。这里有着一些复杂的情况。有人说美在趣味：趣味的形成依赖于修养，修养决定了欣赏者对于欣赏对象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因素仍是存在的。美的对象有客观上的规定性，有色彩、形状、整齐、对称，如此等等的特性，只是欣赏者的趣味成为这种对象美不美的最终选择。另有人说美在态度：这时客观因素更少或几乎不存在。同样的对象，可以是美的，也可以不美，完全在于人对它的态度如何。高兴时就山欢水笑，不高兴时就愁云惨月，物皆着“我”之色彩。面对一片大雾，你可以感到烦闷怨恨，也可以悟出诗意，看到事物的朦胧美。一念之别，万象殊异。

主张主客观统一的观点，认为在物为刺激，在心为反应，心物相互作用，产生了审美现象。那么，如果没有反应时，还美不美呢？谁的反应决定了一物之美？这种观点说统一，却在心与物之间摇摆。

主张美的社会性的观点，认为美是客观的对象，但是，这种对象之所以美，是由于社会的原因。有些东西，在历史上并不美，随着社会的发展，会变得美了。一朵花的美，一片风景的美，以至一件艺术作品的美，都是人的社会发展的结果。我们看到，从古到今，美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这个历程说了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美具有社会性，即人的历史决定了美的历史。但是，社会性从何处寻？从物中寻，还是从心中寻？有着进一步研究的空间。

这些研究，是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学大讨论”的结果，在80年代的“美学热”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深化。后来，“美学热”逐渐冷却下来后，研究界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在教学界，则逐渐变成了干巴巴的几条。美学老师们忘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自己不研究美的本质，而让学生们背诵几条现成的结论，将美学的路越走越窄。美学研究者不继续深化研究，而固守现成的结论，逐渐变成了意气用事。因此，伴随着经济大潮等外部原因，使美学这个学科失去了气场，也造成了研究队伍的流失。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合法的问题吗？其实，一个哲学问题的意义，不在于它提供了什么现成的结论，而在于它能否引起思考，并将研究引向深入。

在欧洲，美学上的客观论，长期一直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希腊美学从柏拉图开始，就是主张美是客观的。美在“理念”（Idea），朱光潜译成“理式”，它是事物的范式，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分享了这种理念之美。此后的亚里士多德讲事物的“形式因”，中世纪讲美在上帝，都是客观论美学的各种表现。鲍姆加登讲“感性认识的完善”，立足于“完善”说。完善说认为，一事物之美，在于它在同类事物中是最完善的。鲍姆加登之前就有这种观点，而他的独创之处在于，有一种感性的完善。在诗歌中，这特别可以看出。诗歌不仅要有所表达内容的美，而且要有所使用的词语和韵律的美。这后一种从属于“感性”，“感性”有着它不同于理性内容的独立的完善。由此，鲍姆加登坚持了美的客观性。主观论美学的大潮是从英国经验论美学开始的。从夏夫茨伯里开始，有一种观念开始出现，即事物的美，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特质，而是由于欣赏者对它取一种无功利的态度。美的对象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性质，例如博克认为，小的是优美，大的是崇高，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美的对象，归根结底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他给人提供什么样的经验。这种观点后来发展成为休谟的趣味说，认为美在于人的趣味，趣味的高下由于欣赏者的教养和训练。这种观点后来传到德国，在康德那里得到发展。康德发展出系统的审美无功利的观点，认为美在于人的知解力与想象力的和谐运动，是人的官能决定了事物的美。欣赏者觉得一事物美，只与该事物的外观有关，与对事物本身的科学的理解和功利的理解，都没有关系。这真有点像这种说法：我喜欢你，与你无关。朱光潜曾形象地表述过这种美学观。他说对待一棵古松，有三种态度：科学家致力于认知，弄清属于哪一纲，哪一目；木材商人眼中看到的是木材有什么用；而画家不管这些，眼中看到的只是形象和姿态。美成了人对世界的单相思。

是主观还是客观？其实在20世纪的哲学中，美学也在困惑着。然而，正是这种困惑，引导着美学向前行。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提出了一种超越主客观的观点。他认为，我们可以用“经验”来超越主客二分。人与外在环境相遇，于是就产生了经验。经验是第一性的，不分主体与客体。只有在此之后，才有对经验的反思和认知，区分出自我与对象。因此，主客二分的做法，是一种错觉。主体与对象之间，总是存在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他认为，人与世界的第一性关系，是人与环境的关系。人生活在环境中，环境是人的环境，人又是环境的一部分，人与人之间又互为环境。在实践生活的刺激下，我们形成了认知的需要，于是将一些事物从环境中分解出来，成为认识的对象。这时，才产生了自我与对象的意识，以及相应的认知活动。因此，认知是建立在主客互渗的基础上的。世界作为对象，是一个对象化过程的结果。认知行为要挣脱主客互渗，将环境对象化，以求达到对事物的客观认识。因此，认知行为归根结底来源于这种主客未分的状态。这不是主客统一，统一是将主客已分的状态统一起来，而经验论致力于说明，有一主客未分状态的存在，它成为认识的前提。

杜威的这种思想，是对主客二分哲学的一种改造。但是，他仍然要面对这样的问题：人的认知与行动的二分。眼与手无论要怎样结合，仍不能避免这一简单的事实，眼是眼，手是手。于是，杜威提出了经验的“作”(doing)与“受”(undergoing)两面。

强调“作”的一面，是杜威超出许多经验主义美学家之处。经验主义美学重视“认识如何可能”问题，认为它来源于经验，而杜威则提出，除此以外，还有人的行动，人在行动中也产生经验。杜威提出了一种观点，认为有一种经验通向审美经验，这就是“一个经验”。“一个经验”就是一个完整的，不被打断，有其发端、发展、高潮、结束的经验。平淡的生活流中，大量的经验平淡无奇，自身也不完整，因而不能产生美，只有这种“一个经验”，才能产生美。

这个思路很好，但是，对于这种“一个经验”还须进一步分解。从“作”的一面出发，“一个经验”要走向“一个实践”。这里对“实践”，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思考不是实践，梦想也不是实践，只有人的现实活动才是实践。有人将认识也看成是实践，这就弄混了。如果认识已经是一种实践，那么还谈论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干什么？只有将认识看成是与实践相对立而存在，才有可能谈论认识与实践的相互促进的关系。实践是动作性的，是在做什么。美感伴随着实践，是在“一个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做一件事，其过程和结果，共同形成一种快感。美不仅仅是过程，也不仅仅是结果，而是两者的结合。“一个经验”，可以是看一场电影，与朋友一次郊游，下一盘棋，但更能代表这种“作”的美学的核心，是像庖丁解牛那样的一次活动，或者将之称为“一个实践”，一次完美的活动，从事者自我愉悦，也使观者看了叹为观止。我们从这样的活动中，可以探究美的根源，它归根结底与人的活动相关。它来自实际的功利性的活动，达到了超越直接功利的水平。

除此以外，“受”的一面，仍然很重要。审美仍是认知，对象依然存在。

我所说世界是人的环境，是在归根结底，或者追根溯源的意义上讲的。当我们审美时，事实上，审美的对象就在我们的对面，我们要通过知觉把握它。这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

审美的对象，包括自然，也包括艺术。这是过去习惯的区分法，并因此而讨论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关系。实际上，这种二分法在当代社会已经遭遇到巨大挑战。谈到对自然的欣赏，有对它的荒野性，即它的未经人的改造状态的欣赏；也有对自然的改造状态，从而展现出的对人的力量的欣赏。欣赏高山峡谷、江河湖海、日月星辰，欣赏道路桥梁、绿草黄花、牛羊成群、以至节奏优美的城市天际线、星罗棋布的城市灯火，各有各的理由。怎样将这些审美统一起来？提出了美学的新难题。这些都是自然美，有的不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有的则直接是人的活动的产物。我们过去有一种想法，认为，这都是“人化的自然”，人在其中直观自身的力量，这是很难说通的。荒野的美，不是由于人的力量，而是由于人要逃避对自然的过度索取。城市以及其他一些经过人的改造的对象，也不是人从中欣赏自身的力量，而是这些对象的形式意义和展现出的生活样态。人的审美，绝不是在自然中找人的踪迹，也不是由于在自然中找不到人的踪迹。正好相反，自然成为美的原因，要从这两个对立结论之外寻找。

至于艺术，在当代则出现了新的情况。这就是艺术与美的分离。当阿瑟·丹托面对杜尚的《泉》而感到定义困难时，他的观点是，用裸眼看待它，从中寻找美，不是正确的欣赏态度。它已经被放到一个历史语境之中，我们所要做的是——结合语境来考察它，给它以阐释。《泉》的意义，必须通过语境来阐释，才能获得理解。

这是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思路。我们在看待周围的一切时，都是在语境中看的。过去，我们说，美具有社会性，那么，这种社会性是如何体现出来的呢？我们不能假想一种空洞的社会性，这不可捉摸。我们也设想过一种心理结构，问题在于，这种心理结构，如果仅存在于个体的心理之中，又怎样解释它的社会性？如果我们超越个体来谈，那这种社会性又体现在何处？那些年，我们匆忙地放弃了美学上的认识论，其实，在审美中，仍然时时刻刻都依赖知识，通过审美活动增长知识，同时有知识增长的快感。这些都给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

当欣赏有待于阐释时，那就在一个新的层次上，重新回到了认识论。在今天，有人在宣言，要向认识论挑战，走向实践、生存、身体之时，我想大声疾呼，回到认识论。

一些抽象的国画、昆曲，都有着这样的情况，不懂它，就不能欣赏。我们看古埃及的画，看欧洲中世纪的画，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当我们没有关于它们的知识时，也不能欣赏。这种知识的学习，同语言的学习一样，背后有着文化性。但是，文化不是一种空洞的东西，它必然要落实在词语和符号之上，这些语言和符号，成为审美的工具。文化是积淀在这些词语和符号之上，然后才能是与心理相通的。

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并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放弃的问题。但是，只有意识到它的复杂性，并且不断利用新的研究成果加入到这个讨论中去，才能获得美学的丰富性。因此，这一争论要向前行，要升级，避免意气，走向思考，让这种争论引导美学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