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论丑

来源：《河北学刊》(石家庄)2014年1期 

作者：罗孝廉/彭萍

尼采是处于19—20世纪转折点上的思想家，他开启了西方现代主义美学之门，提出了诸多美学问题，留给现代美学以丰厚的精神遗产。遗憾的是，尼采有关“丑”的论题在中国美学界并未受到应有的关注，为我们留下了进一步探究的理论空间。

尼采在其著作中多次论及“丑”的问题，留下一连串的思想踪迹。他以反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价值重估的解构策略，打破传统的美丑标准，建立现代美学形态的“丑”概念，揭示了“丑”的差异性内涵。尼采在使用“丑”这一概念时，通常涉及丑的两种意义，进行差异性的逻辑划分，这一划分同时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差别。

一方面，尼采从价值论意义上描述了积极丑的状态和内涵。他认为，主体的强力意志代表一种生命的非理性冲动，隐匿着酒神狄俄尼索斯精神，尽管这种精神寄寓着盲目的、横行无忌的原始欲望，甚至带着某些恐怖和残酷的色彩，表现为对事物所施加的变形、重构、颠覆的活动，以及对现实性的摒弃和对世界可能性的求证。尼采指出，正是这种不可抑制的原始欲望所构成的强力意志，代表了如洪水猛兽般的力量与势能，是主体深处的内心独白和情绪宣泄。这种“丑”，具有积极的价值内涵，是尼采肯定和推崇的精神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自我的审美规范和理想追求。另一方面，尼采认为，凡是缺乏生命意志的对象，诸如衰败者、软弱者、堕落者，它们是消极丑的象征，因而是负价值的呈现，可以从审美范畴之中予以剔除。这类丑具有“消极”的内涵，表现出强力意志的衰退和否定。其一，它是生理学意义的生命衰退迹象，使人“油然而生”“一种憎恶之情”，一种“出于至深的族类本能”[1](P322—323)的憎恶，憎恶它作为人的类型的衰落。其二，更是美学意义的生命价值的消解，表现出人的族类生命的衰退。显然，这是尼采极其焦虑和担忧的问题，表现了他对于人类命运的悲剧意识。在内心深处，尼采渴望强力意志获得张扬和肯定，人类激发起本能深处的原始欲望和生命冲动，肯定生命的价值与意义，从而确证自己的美学理想。所以，在尼采的美学观念里，积极丑表现强力意志的不断增强，消极丑则表现强力意志的跌落，两者形成鲜明的价值对照。

尼采关于丑的概念，呈现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体现了尼采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对人的存在意义的高扬。丑被规定在生命存在的领域，关联到人生的存在价值。消极丑是生命摒弃的对象，而积极丑是生命肯定的对象。前者表现为负价值和负能量，而后者表现了正价值和正能量。对艺术与美而言，它必须以后者为核心和表现对象，揭示其内在的价值与意义。从这个意义来说，理想的艺术类型，必须以生命意志充盈的主体为表现对象。换言之，只有生命意志或强力意志充沛的主体才可能成为艺术家，才可能创造出理想的美的艺术，从而确证一种有价值的人生。

从审美心理看，尼采认为主体面对丑的意象，必然产生两种痛苦情绪：一种是生命力过剩的痛苦，这种痛苦需要酒神精神的张扬和宣泄，在“沉醉”的痛苦意识中，主体获得形而上的慰藉，感受到神秘的强力意志和超人情怀，从而进入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的境界，获得生命价值的实现。另一种是生命力贫乏的痛苦，强力意志受到外在压抑或者自我衰退，想象力和创造力双重的萎缩，其精神的自由度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因此很难进入艺术创造的疆场。尼采认为，具有强力意志的超人会以苦为乐和以死为美，因为它们能够磨砺心灵，主体能够超越丑，在痛苦体验中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和力量。所以，尼采极力张扬积极意义的丑，它是酒神精神的象征之一，显然，它具有人生价值和美学意义，有益于美感的生成和艺术创造的可能。

在尼采的美学观念中，丑密切关联于主体的强力意志，表现出昂扬与衰竭的两极。“强力意志”，国内学术界也译为“权力意志”。“强力意志”或“权力意志”当然不是指社会学、政治学方面的意义。从存在论意义上考察，它表征着主体潜在的不可抑制的生命本能，是一种征服、主宰、统治对象的原始力量。尼采倡导人应当具有旺盛的“强力意志”，而它是保证平常成为“超人”的必要精神素质，也是从事精神文化创造的逻辑前提。尼采的美学理想是人应当扮演生活强者的角色，他提倡复活古希腊的神话精神，其深刻的思想诉求之一在于，试图借助于神话精神的复活，重建主体的强力意志，使其获得美学价值的确证。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以激情昂扬的笔墨、诗化的语言，呼吁复活古希腊神话的精神[1](P89)，甚至认为音乐理应作为复活希腊神话的重要对象和工具。在这一意义上，神话包含着强力意志的生命源头，包含着美学的丰富内涵。而神话中所具有的丑的因素，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和源泉。所以，尼采认为，最理想的艺术家应当成为具有充沛的“强力意志”的心理主体，必须潜藏着狄俄尼索斯精神，使情绪处于激动亢奋、痴狂迷醉的状态，从而使自我的原始冲动得以表现[2](P91)。在尼采看来，酒神精神充分弘扬之际，就会呈现为一种审美活动的醉境状态。在这一境界，主体感受到个体与万物浑然一体，深藏于自我生命中的原始生命力释放出来，主体感到有一种强大的创造力，获得沉醉的极度快乐，尼采称之为“形而上的慰藉”[3](P35—36)。在醉境中，“肉身化”的生命意志，即人的个体感受到的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的力量充盈，滋生汪洋恣肆的审美灵感和创造激情。尼采对醉境进行逻辑划分，认为“醉”有几种表现形态：首先是“性冲动的醉”；其次是“酷虐的醉”；再者是“破坏的醉”；最后是“意志的醉”，表现出一种集聚高涨的意志沉醉，也是醉的最高形态。醉的实质是力的提高和充溢，是精神将肉体中的各种力量和势能，声势浩大地动员起来[2](P98)。醉的状态是生命的圆满，是理想的审美状态，也是艺术创造的最高境界。尼采认为，人们欣赏悲剧是因为主人公在战胜苦难的过程中，使接受者感受到生命力的强大和深厚，从而带来精神上的慰藉，这也正是悲剧产生审美快感的缘由。那些充满强力意志的人，面对现实的苦难和毁灭不是害怕与退缩，而是渴望战胜和超越它们，从而获得英雄般的不可战胜的喜悦和兴奋。正如强健的生命渴望疾病和痛苦的检验，勇士渴望战胜强大的敌人一样，对于充盈酒神精神的艺术家来说，即使面对着悲剧和丑，他同样能感受到生命的快乐和美感。如此，尼采就把具有强力意志的创作主体诗意化了。他从生物学和美学的角度，高度赞美生命意志的充盈强大，肯定它的生活意义和艺术价值。在这一美学意义上，强力意志即是一切生命的本源，是一切创造力的本源，也是美感和艺术的本源。

尼采是非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他从诗意的视野领悟到强力意志本身具有非理性、黑暗和吞噬一切的可怕性质，它潜藏着丑的内涵。在尼采的美学观念里，强力意志首先是生命力的漫溢，本来就无所谓善恶，它超越于道德之外。任何道德的设定和认识的规范都是对它的束缚及败坏，也都必然是无效和虚无的。其次，强力意志具有强大的悲剧力量。它既是创造者，也是破坏者，像是一团极度燃烧的火，永不停歇地恣纵着自己，具有破坏性和毁灭性。再者，强力意志具有强权暴力的倾向。它处于永恒斗争的漩涡，在悲剧冲突中表现自己的伟大与坚韧。最后，强力意志显然隐匿着恐怖和带有恶魔魅力的性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意志具有丑的内涵。然而，尼采认为，丑的内容可以升华并转化为美的形式，成为美的象征和隐喻，酒神狄俄尼索斯即是如此，是一种外表丑陋却暗藏着精神的华美崇高。所以，它可以被称为“积极的丑”。尼采以诗意的笔触表达这种审美信念：高扬酒神精神力图使人们在歌舞酣醉的迷狂中忘记人生苦难，求得人生解脱，以证明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这也是一种理想和审美的人生态度[4](P322)。如果说崇高是在显示人的精神本体及其自信的美，积极的丑显示的则是生命力的旺盛勃发，这是丑的内涵，但可以获得一种审美的形式。从这个辩证的意义上看，尼采的强力意志包含着丑的因素，却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与意义。

叔本华、尼采之前是理性昌盛的时代，理性是区分美丑的根本标准。符合理性的就是美的，反理性的就是丑的。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美，实质上就是人类理性绽放的花朵；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赞美，就是对人的理性的赞美。但自叔本华、尼采开始，西方一些哲学家树起了反理性主义的大旗，尼采控诉了理性主义的四大谬误：第一，理性主义把感性世界理性化，妄图脱离现实而重建一个新的世界。他们的理想世界实质上与基督教的天国没有不同。第二，理性主义对因果规律抱有偏至，把人视为被逻辑支配的动物。第三，对绝对主义的迷信。他们认为理性是社会的立法者，符合理性就是正确的，否则便是谬误。理性以绝对性的力量限制了人的地位和作用，压制了生命本能的创造性，使人反受物的支配。第四，理性倡导的科学限制了个性的发展。理性主义者强调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征服，过分追求物质欲的满足，忽视了人的心灵和情感的需求，使人变得心灵空虚、精神萎缩。其结果是造成物对人的挤压，人沦为物的奴隶，造成严重的精神危机。尼采认为，科学与真理的本能是不断追求和没有止境，正如一个匠人要凿穿地球一样，两者都沉溺于物质的追求和功利的满足。这种以工具理性和实用理性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其悲剧结果必然使人单向度、片面化和机械化，窒息了人的感性生命和想象力，压抑了主体的创造势能。尼采痛感现代社会这一压抑人生的境域，推出了与之抗衡的策略，即张扬酒神精神，释放出强力意志，从而把握人生真谛，并且要像艺术家那样，将人生艺术化，在充满生活热情的艺术化生活中寻求人的解放[5]。

在上述意义的规定下，尼采提出了审丑的美学意义，认为这一精神活动具有解放人性和摆脱理性宰制的功能与意义。

首先，审丑可以产生一种精神解放感。尼采认为，对丑抱有喜爱与欣赏的态度，这是具有酒神精神的艺术家的本质特征之一。承载强力意志的艺术家会以痛苦、悲剧、死亡为乐，因为这些能磨砺意志，增强力感，激化生命的旺盛能量，并可能激发灵感和创造才能。因为对可怕或丑的事物怀抱喜爱态度、具有酒神精神的艺术家们，刚强到了以苦为乐的境界。相反，惧怕丑与畏避丑，只是对外表秀美的对象表示喜爱与赞美，是欣赏者生命力衰退的表现[6](P253—254)。酒神精神旺盛的艺术家，当他的原始生命力释放出来的时候，就能获得一种沉醉的极度快乐。这样，主体与自己恶魔般的非理性——人的另一半达成了契约，把这种原来被理性和道德放逐的另一部分重新收归己有并且加以欣赏。在审丑的心理活动中，我们实质上是在欣赏人的来自无意识深渊的非理性力量。而在欣赏艺术文本中丑意象的时候，它能使我们产生并提高接受危险东西的能力。尼采认为，只有强人在遇到危险事物的时候，才敢于去逼近它，产生征服它的强大力量。由此，审丑活动能够使人的生命力得以昂扬，使人内在的被压抑的非理性结构得以显露与表现，从而产生精神的解放感。

其次，审丑活动可以超越单纯形式的审美活动，产生更强烈、更深刻的美感效果。美的外在形式直接取悦于感官，往往具有直观性和肤浅性。从审美效果来说，外在的形式美提供给人感官快乐和心理愉悦。丑的意象则刺痛感官，激发主体的思索功能，从而使理智渗入，获得比审美更深刻的精神领悟，因此，审丑活动能够使接受者获得更深刻的智慧和诗意。尼采认为，尤其是对艺术的审丑活动，能够使我们想起兽性的生命力状态，性的涌流和漫溢，增强人的生命感，成为了人战胜苦难的兴奋剂[6](P303)。所以，丑的艺术反而能够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令人心灵震撼，“顽石移动，禽兽变人”[2](P114)。

最后，尼采突破康德的“崇高”理论，直接以丑为美。康德在崇高理论中遇到的难题是如何对待丑的问题。康德认为，崇高的对象粗鲁、野蛮、威猛强悍，令人厌烦、恐怖，其实是丑，是对美以及对形式合目的性的否定和颠覆，所以具有“反合目的性”的特征。而要把丑转化为美，需从外部取得审美上的调和。康德于是提出了崇高的另一个判断原则“主观的合目的性”，认为对否定性质的对象进行审视与抗争，能够促使主体的理性在提升过程中获得对自身强大力量的深刻认识。如敌人的强大残酷，更激发出英雄战胜敌人的坚强意志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气概，从而从否定性、无形式、可怖对象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达到“崇高感”。如果说康德面对丑需要经过否定/肯定的辩证模式，使否定性对象进行转化，从而唤起主体的强大理性，才能产生崇高感；那么，在尼采看来，这些可怕的否定性对象本身就是美的，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转化。尼采强调的强力意志本身就包容着许多非理性和暴力的内涵，他对否定性、非理性、恶魔式的对象都持有欣赏与肯定的态度，本身就是“以丑为美”的审美活动。

在叔本华、尼采之前，美学家们所讨论的丑，实际上都可以视为形式上的丑。生活中丑的现象难以被艺术化，如果要进入艺术领域，必须进行转化，或化丑为美，或以丑衬美，或通过对丑的描绘来表现艺术家的智慧和技艺，或通过批判丑和否定丑，以达到肯定美的目的。与此相关，美学家们按照一般理性的方式来对待丑和处理丑，因此，丑被排斥在美学大门之外。但到了尼采这里，他直接欣赏陶醉于强力意志的生成、勃发、摧毁的活动，把道德的和理性的结构排除在外，对某些丑陋的对象不加改造地直接作为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中最本原性的对象，使丑真正进入到美学之中，成为美学中的重要对象，开启了现代主义美学的新时代。因此，尼采所讨论的“丑”，其实就是美的结构与内容的有机体。或者说，尼采认为审丑即为审美。尼采所赞赏的酒神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与理性和道德无涉甚至对立的强力意志的昂扬，审美活动是非理性的生命冲动的直接结果，也是对强力意志的价值肯定。尼采美学思想的现代性意义，在此得以彰显。首先，表征着审美主体论的转换。传统的美学通过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表现出对绝体本体的追怀，艺术表现为对某一客观或主观的本体的模仿。尼采美学则是对生命强力意志的表现和观赏，对审美主体自身的欣赏，使美学和艺术开启了从绝对本体或上帝那儿解放出来的历史进程。

其次，尼采使秉赋强力意志的人成了创造主体，使具有自由意志、横行无忌的“超人”成了审美活动的动力与载体，他把创造的权力给予了非理性的艺术家，认为他们才具备创造活动的势能，是真正意义的创造主体。尼采这一美学思想揭示了现代美学中主体的性质。

最后，尼采认为古典的和谐之美，是人的意志力衰弱的表现。尼采赞赏丑的艺术，实质上就是高扬非理性的美学。尼采认为审美活动就是酒神精神“醉”的表现，是一种形而上的“慰藉”，是原始生命力的自由释放，而欣赏丑的艺术更是获得沉醉快乐的来源。尼采的美学思想影响了19世纪末叶美学向20世纪美学发展的趋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美学、卡西尔的神话理论、存在主义美学以及结构主义美学，都与尼采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2](P115—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