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蒂丨美国当代哲学的状况

罗蒂著，草纯译 / 原载《国外社会科学》 1982年第4期 P3-9页

如果在一个科学部门中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就必须为这个学科写一部修正史。

汉斯·赖辛巴赫所著的《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1951年英文初版)就是为分析哲学写的这样一部历史。在这本书中,他在阐明奎因的丰富见解的同时对传统进行了考察。他认为,人们研究哲学是出于两种原因:或因对哲学史感兴趣,或因对哲学本身感兴趣。赖辛巴赫认为,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去解决由于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而产生的一定数量的问题。赖辛巴赫将其书的主旨概括如下:

“我的书代表这样的看法:哲学思辨是个暂时的阶段,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阶段,只是由于一时提出了哲学问题,却还没有逻辑学方法来作出回答。这种看法认为,哲学中迄今一直存在着一种科学的观点,拜指出,从这一科学观点中怎样产生了科学哲学,而科学哲学又在现代科学中找到了解决过去未能解决的问题的手段。本书还想证明,哲学已不再受思辨的影响,它已成为一门科学”。

赖辛巴赫对哲学史的见解今天已不再为人所接受,这当然是因为他认为实证主义的基本假定是正确的。然而在最近三十年中,这些假定经过维特根斯坦、奎因、塞勒斯和库恩的发挥,已经弄得意义相左,互不相符了。尽管这样,大部分的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家都同意上述引文最后一句中提出的看法,即同意说当代哲学“不再受思辨的影响,它已成为一门科学”。此外,他们还赞成这样的看法:必须把哲学看作一门学科,在这门学科中,有一定数量从前无法解决的问题,相反,在当代则力图用一种迄今不为人知的准确方法把这些问题加以解决。也许,对于哪些问题要解决、哪些问题经过解释仍得不到解决,或者哪些问题应该干脆搁置一边,人们的意见并不一致。

我以为,赖辛巴赫阐述哲学史的方法有点独到之处。但在每次再现重大的历史事件时,不得不删去某些细节。也就是说,如果人们愿意首先把哲学看成是理解自然科学的本质的尝试,其次把它看成一个同自然科学并茂的科学部门,再次把它看成一门现在就能取得使人满意的成果的科学(这些成果促进科学的“发展勺,那就必然这么认为,仿佛“哲学问题”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才第一次得到清晰的表述,那是一个刚刚兴起的自然科学成为哲学家主要兴趣的时期。哲学问题在当时主要涉及认识自然科学的本质和途径,也就是涉及到认识论的问题。

对哲学史作这样的阐述,本身就清楚地表明,如果人们由于库恩的论证而确信科学并不首先是方法问题,又由于奎因的论证而确信使赖辛巴赫惊叹的“哲学成果”大部分不过是教条而已,那么,人们也可以持这样的看法:哲学形成于自然科学的自我反思;把不是在自然科学内部产生的知识理解为知识的任何做法都必须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来检验;哲学现在终于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了。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分析哲学家都持这种看法。如果有人想以这样的方法来给“哲学”概念下定义的话,我不反对。我认为,如果把“哲学”解释为是一门学科的名称,或者是大批的研究计划,或者是一个独立的文化领域,这样的定义是对的。完全可以肯定,十七和十八世纪有一系列显然是哲学方面的问题,就最广义而言,这些问题具有认识论的性质。这些问题之产生,是由于想使人们对科学获得一个科学的概念。现在由于自然科学家本身具有了较好的自我理解能力,这些问题全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我确信,一般的实证主义,尤其是赖辛巴赫,都为美国的哲学作了大量的工作,因为他们在作为阐述或扩大(自然)科学知识的哲学和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哲学之间划分了明确的界限。尽管如此,对于分析哲学和哲学传统之间的关系,我还想提出两个问题:

(l)分析哲学是否能够把赖辛巴赫对过去的阐述连同对当前和未来的描述一起接受下来?分析哲学在文化方面是否还起着重要作用,或者承担着任务?

(2)“完全不同的另一种哲学”本身是什么意思,是指那些没有提出“解决哲学问题,或者“具有非自然科学知识”的要求的哲学家们的工作吗?欧洲竞争本身又是什么意思呢,是指海德格尔、福柯和他们十九世纪的先驱者之间的竞争吗?如果我们将他们从哲学史中除名,我们将失去什么呢?

下面我想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首先我将谈谈分析哲学当前的状况,即:在赖辛巴赫的书出版后的三十年来,分析哲学的状况如何。我要指出,分析哲学再也不能根据表面的“成果”下定义了,它不得不满足于对共同风格取得自我理解。最后我将说明赖辛巴赫在叙述十九世纪历史时对“欧洲”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否可取。

大约在赖辛巴赫的书出版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年代初期,分析哲学便流行于美国的哲学界。著名的政治流亡者卡尔纳普、亨普尔、弗格尔、赖辛巴赫、贝格曼、塔斯基受到了重视。他们的学生被派到最有声望的学科领域中去,在那里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哲学专业领域如不刹住这种趋势,它就会失去威望。1960年前后,哲学界推行了新的做法,也规定了一种新的哲学研究制度,随之而发生的是,不再讲授上一代的偶象(比如杜威和怀特海)的观点;大大忽略了哲学史;逻辑学取得了如同以前掌握外语所占有的地位。现有的中学教师和高等学校的哲学教师的绝大多数是按赖辛巴赫的哲学史计划培训的。

按照第一代逻辑实证主义者们的希望,新的一代应该开辟合作和在已有成绩基础上意见一致的新纪元。但是,1981年的今天在美国,如同1920年在德国一样,对哲学问题的方法,见解很少一致。也许当时每个人不同程度上都是“新康德主义者气然而占统治地位的学院风气却是:每个正教授都有他自己的体系,并且都使他的学生把这个体系的问题视为“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当今美国哲学专业领域中的情况与此完全相似。它既没有一个为所有大学公认的哲学活动的标准,也没有“关键性问题”的标准。

“哲学”的本质是什么,这很难说。依我看,人们应该放弃编造所谓哲学高于其他科学部门的这种陈腐定义了。我们必须承认,赖辛巴赫恰恰认为这么做是可能的,而分析哲学也长期习惯于认为它可以根据这种可能性而存在。因为在赖辛巴赫看来,哲学之所以成为哲学,乃是由于有着一大堆的问题,也就是有着一大堆有关科学认识的本质和可能性的问题,以及科学认识同其他文化的关系问题。分析哲学家始终认为,存在的一些问题就是哲学的本质问题。

当我说“分析哲学”只是一种统一的风格和统一的社会思潮时,我不会同时认为,它是什么坏东西,或者认为它的情况不佳。我只想说,它与我们在其他人文科学的专业领域中发现的专业是同一种专业,不过在其他人文科学的专业领域中对“精确性”和“科学性”没有提出过、或者至少很少提出过要求。我们应该象我们历史科学和文学的同行那样,头脑冷静一点,并且承认,我们同自然科学的区别正是在于,我们既不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也不需要提出同一性范畴,这些范畴将告诉我们,我们是不是象我们的祖先那样去研究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天才只是发现问题和计划,而不是通过事物本身或用“当前的研究水平”去印证这些问题和计划。

我们应该头脑冷静一点。我所说的冷静就是,我们不必绞尽脑汁地去想:分析哲学是否保持了赖辛巴赫所说的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性”,也不必煞费苦心地探究我们和别人所从事的工作是否也是“真正的哲学”。我们应该让百花齐放,在花儿盛开的时候去欣赏它们,并由下个世纪的精神史学家去保养它们。但是大多数的分析哲学家没有这种冷静的态度。说得确切些,他们仍然坚持认为哲学家由于某种特质而不同于其他的科学家。这种特质并不象赖辛巴赫所认为,是由于哲学家研究大量的问题,而是在于他们具有一种特殊的精神素质一分析哲学家们以为,他们比任何一个德语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或医学家要聪明。他们很少把解决了问题看作是对哲学的贡献,他们认为,只有聪明贡献才大。我想说,应该想到有一种完全真实的才能和有一种特别的、对哲学家来说是典型的智慧。如果有人问,这种叫做“哲学能力”的精神素质到底是什么,大概可以这样回答:一个有能力的哲学家应该善于用任何论据来认识可能出现的错误。此外,如果这些论据与哲学不是同一领域的,他也应该能做到这一点。他也应该能够为任何一个论断找到尽可能确切的论据。理想中的哲学能力就是识别所有可能的论断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且能够提出以及批判每个可能应用的论据。

我认为,实际上恰恰是分析哲学家特别具有这种能力。一个一般水平的分析哲学家或许比一个一般水平的律师能更好地提出论证。他也能比一般水平的文学家更好地提出论证。在美国,一个大学生如果不具备这种精神素质,教授就几乎不会鼓励他去研究一门有声誉的哲学专业的。如果有人没有这种论证的本事,却又喜欢读柏拉图、奥古斯丁、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等人的著作,那也不会有勇气去研究这样的专业,结果只好研究比较文学、政治学或历史。因此,分析哲学家为自己所塑造的形象肯定是清晰的。按照这样的形象,他们虽然不是某一科学研究领域中的专家,但却是一个中坚团体,与其说这个团体集中了能人,不如说是集中了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同解决了的问题。

所谓“哲学在当今是科学的,不是思辨的”这一说法,对当代分析哲学来说,与当时对赖辛巴赫来说,其含义完全不同。今天“科学的”就如同是“论证的”。科学的形式要求明确地提出前提而不是建议,要求用定义而不是隐喻来阐释概念。

如果一个学科没有大致确定的课题范围,也没有为所有大学所公认的功效标准,形式的标准必然无法确定。我认为,这种情况同近三十年来分析哲学从实证主义阶段向后实证主义阶段过渡时的情况正好一样。我并不认为这是诽谤。我不想劝哲学家们去干他们不想干的事。因为我不相信,哲学有一种本质或一种信息。我也不想断言,分析的方向偏离了它原来的范围,或者没有实现它的希望。

当前的分析哲学继承了三十年前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要求:要有一种富有启发性概念的明确程式。但是分析哲学实际上没有什么程式。并没有找到可以取代实证主义程式的程式,即使是某种类似的也没找到,更谈不到为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家所共同认可的程式了。如果近几十年中我们对概念学到了一些什么的话,那也不过是:有一种概念与能够运用一个词没有什么不同;能够掌握概念与能够讲一种语言没有不同;语言归根到底不是发现的,而是创造出来的。我们应该抵制我们对某些超级概念有理解能力的说法,超级概念也就是这样的概念,它们不是出自某一时期、某种职业、某一部分文化,而是以任何一种必然的方式存在于一切次要的概念之中,并能被用来“分析”这些次要概念。所以我们不要再沉酒于旧的、由柏拉图和赖辛巴赫所梦想过的梦幻(维特根斯坦把我们从这样的梦幻中唤醒)—也就是这样的梦幻:哲学是科学的科学,它知道(自然)科学认识的本质,也是对一切研究的本质进行卓有成效的研究的结果。

维特根斯坦曾告诫过我们,找出一个论据的前提(从这些前提中得出结论)并不就是找出“真正存在于提出论据的人的头脑中的东西“。这一告诫帮助我们摆脱赖辛巴赫的观点。维特根斯坦还告诫我们,在人们讲述有关自己的事情时,不一定要去发现问题、动机或目的。一个科学论据的构思同文学故事的构思是同样有价值的。但问题不是发现一个已经存在的、只等通过“分析”或“反映,发掘出来的现实。近三十年中分析哲学领域内部所发生的一切,帮助我们看到了赖辛巴赫想使哲学研究去适应的那些构思和那些科学发现之间的差异。

过去,我曾说过,分析哲学由于它内在的反实证主义的辩证法而被迫放弃自我理解,因此,它是一门科学,它取得了成绩,而现在应该这么来理解:分析哲学只是自由地—有人几乎想说“思辨地”—施展它的论证本领的。“思辨”就是意味着“不受臆造的区别或问题范围的限制”。如果赖辛巴赫死而复生的话,他大概会对美国当前哲学界不够审慎、乱发议论以及问题庞杂和计划过多的状况大吃一惊。当然他也会赞叹哲学界的风格,赞叹坚持论证的做法和辩证考察的敏锐性。他会同意哲学家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风气,即轻视“那些精通文学和历史、但从未掌握精确的数学方法的人。他可能与有名的分析哲学家的意见一致。他们认为,“精神的纯洁”要求人们既不读德里达,也不读福柯写的东西。然而这种观点在学院范围中造成了某些实际向题,这些问题在谁来讲授黑格尔的问题上最为突出。下面我想谈谈这些问题。

赖辛巴赫对谁来讲授黑格尔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即使可能,也没有任何人会讲。如果把黑格尔看成是企图研究洛克、莱布尼茨、休漠和康德想研究的同一问题(如何理解自然科学的本质、方法和成绩大小)而又毫无成效的那种人,这个回答显得意味深长。因为这方面肯定不是黑格尔的所长。如果强调《逻辑学》以及黑格尔关于“体系”和“科学”所发表的精湛言论,这个回答也是很意味深长的,但这不是黑格尔著作中对马克思(或更广而言之,对十九世纪的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产生影响的那些部分。产生了影响的,恰恰是同认识新兴自然科学的性质和现象毫无关系、但同人在历史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决定有关的那些部分,即“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和“历史哲学’。对人类历史进程的一系列探索就是从这些著作开始的马克思、尼采以及后来的海德格尔和福柯,都属于进行这种探索的行列。这些哲学家的作品并非就是“哲学的体系”,他们既不力求解决主一客体的关系问题,也不想解决任何一个在赖辛巴赫看来是十九世纪的自然科学已解决了的问题。所以该由“谁来讲授黑格尔:”这个问题只不过是“谁来讲所有提到过的哲学家,讲所有的`欧洲的老家伙’？”问题的缩写而已。

回答显然是:“由那些熟悉这方面情况的人来讲”。这样回答也合适,不过,如果我们能把一系列人为的问题都束之高阁的话,我们就能完全同意这一回答了。人为问题中之一就是:“欧洲哲学家也是真正的哲学家吗’,因为分析哲学家把哲学能力同论证本领等同起来了,而且他们坚信,在海德格尔和福柯的满载货物的车子里是找不到什么唯一的论证的。所以他们捏造,曾经力图成为哲学家的人们(这可不是捏造出来的)必然是无能的哲学家,这同柏拉图是一个无能的诡辩家或一只刺猜、是只无能的狐狸的说法一样愚蠢。黑格尔知道,他对摹仿数学方法和格式的哲学家有什么看法。他认为他们是无能的。但这种相互指责对任何人都毫无裨益。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提出什么才是真正的哲学或谁可以称之为真正的哲学家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事实:欧洲哲学家大概没有为那些能够很好地提出论证的人所读过或讲到过,而分析哲学家大概也没有为那些愿意讲述好听的故事、编织概念系统和反映各种幻觉的人所读过和讲过。

我们的时代既不是那些以研究“哲学妙自诩的知识分子分属于不同集团并争夺地盘的第一个时代,也不是这样的最后一个时代。当前哲学专业领域和数学专业领域之间的争论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一旦有一方断言,根本不该讲授由另一方提供的教材时,这种辩论就变得危险了。

从我的阐述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反对在分析哲学和欧洲哲学之间“搭桥”,但我们也不应期望会变出什么妙法,能把两个营垒中最有价值的东西融合起来。某些人认为,这种事情只有在两个营垒用不同“方法”研究同一问题时才会有结果。可是,第一,不存在共同的问题;第二,正是“选择的方法”这个概念模糊了真正的差别。赖辛巴赫所追求的“强有力的分析武器”的概念,对分析哲学家的实际工作不再有什么意义。所说的强有力的武器只是人们当时已经习惯的那种实证主义的区分。我们所运用的方法任何时候都证明只是暂时的区分。第三,胡塞尔以后的“欧洲”哲学有点儿反对“方法气胡塞尔的现象学对于赖辛巴赫的逻辑实证主义来说是“欧洲的”对立物,也就是反映了同样需要一门科学的可靠过程。这只是短暂地切断了黑格尔—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的可作楷模的欧洲序列。尼采、海德格尔和福柯与黑格尔和马克思不同的地方,正是在于他们日益断然地放弃“体系”、“方法,和“科学”这些概念,而且越来越混淆“各个专业的界限”。

如果有一天我们避而不谈搭桥和共同斗争这类渴望的话题时,我们就会知道,分析哲学和欧洲哲学之间的鸿沟虽是持续的喷火口,却没有危害。我们不要去假定哲学会摧毁这个喷火口。“哲学”不是一种自然行为方式的名称,而至多是把人类文化分配于各行政部门的一种有效方法的名称。无论是赖辛巴赫对所谓“科学的哲学”对象的叙述,还是海德格尔对所谓“本体论”的对象的叙述,都仅仅是把注意力放到人们愿意探讨的题目上去的妙法。如果把这样的随意的分配置于一旁,转而采用一个中立的哲学概念,从而使哲学变成无特定研究领域和特定格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该赞成塞勒斯所下的那样一种弹性的定义了:“应该把哲学看成是在尽可能广泛的意义上阐述各种具有尽可能广泛相互联系的事物气但是这种中立定义的哲学同任何一种“专业抓哲学”本义上的哲学很少有共同之处。因为无论是后实证主义的分析哲学,还是后现象学的欧洲哲学,都不再同赖辛巴赫关于中立概念体系的设想有关系了。

人们可以将我冗长的历史概述归结为以下几点:

(l)分析哲学开始的时候是一种从思辨变为科学的运动,也就是说,哲学从作为一门以研究历史为宗旨的学科变成作为一门以“逻辑分析”为基础的学科。

(2)“逻辑分析”概念转向了它自己的反面,并且在日常语言哲学的评论中以及奎因、库恩和塞勒斯对所谓“科学的”术语的评论中(这些术语赖辛巴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逻辑分析慢慢地、但却是确确实实地开始自行消亡了。

(3)分析哲学由于没有家谱、没有信息内容,也不是超级哲学,因而被抛弃了。哲学研究变成了如法律学家那样的判例研究。

(4)这种发展加深了“分析”哲学与“欧洲,哲学之间的鸿沟,因为在哲学的专业领域内不再读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人的作品了。这些传统作品在现今的美国大学中,只在其他各种专业,如历史、政治学、文学中才学习。

(5)美国的哲学专业领域就固定在人文科学(哲学祖先的故乡)、自然科学(哲学专业领域曾想跨人这个范围,但从未被承认过)和社会科学(现在哲学专业领域谨慎地向社会科学试探)之间的某个地方。老式的哲学教授被淘汰了,他们成了与历史学家或文学批评家几乎相同的人。接班人显然是那种被认为是果断的有分析能力的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把“重视哲学的专业知识刀当作一切,但他们还精通另一领域的知识,他们有专门学问。只是这种自我形象很难保持。哲学向题和计划日益缩小的半衰变期也难于划定自己的领域界限了。其他的大学和文化面临着各种谜,“哲学的专门知识”也可能就在这些谜之中。

人们可以期望,在本世纪末,美国的哲学将克服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困难,并再次开始发展一种明确的自我理解。我猜测,这将是一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的建立不会多于五十年。而且(如果分析哲学此时期没有在欧洲大学中占优势的话)这门学科不会放弃它同世界其他地区以“哲学”名义得到推动的东西的紧密联系,或与之进行斗争。但也可能有许多别的情况。

最后我想说,虽然哲学不能同曾经是完好无损而现在已遭到破坏的东西相比,但对于具有片面观点的思想家的自我理解也是适用的。直到康德,凡具有宇宙观的思想家都把从新兴时期的自然科学中获得的知识视为他生命的内容。十九世纪,象赫胥黎、克里福德和皮尔斯这样的思想家把科学真理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看作是能从道德上与畏惧和崇敬上帝的基督教义相抗衡的力量。十九世纪的这些人物都被赖辛巴赫称为英雄。但是十九世纪也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具有片面观点的思想家,这种思想家不信科学的程度正如启蒙运动完全不信上帝一样。卡莱尔和亨利·亚当斯就是这种新型思想家的代表人物。这种思想家具有一种极端的片面性,因为他们把信仰“科学”或者相信“人类看作完全同过去的宗教一样,是自我欺骗。他们倾向于尼采对科学的见解,根据这种见解,科学只不过是神学的延伸,两者仅仅是“最古老的谎言的表现。这些思想家对“科学的”哲学的态度也是用尼采幽默的论述来表达的:“我害怕,我们永远不能不信上帝,因为我们始终相信语法”。

这两种知识分子之间的鸿沟在我们这个世纪变得更深了。这不仅仅是高等院校政策的关系,它还是被斯诺描写成“科学的文化,和“文学的文化”之间的差别的那种鸿沟。分析哲学家对在文学领域中猖撅的,对理性主义横加指责,而欧洲哲学家则对分析哲学家的作品中缺少“人的意义“感到气愤,于是这种敌对关系便明显起来。这是两类知识分子间的对立,一类相信“使用科学方法等做法”为人类自由展现了最大的希望;另一类则同海德格尔和福柯一样,把“科学方法,视为一种假面具,在假面具的背后隐藏着虚无主义时代的残酷性和怀疑。后来分析哲学家指出种种情况:卡尔纳普被流放而海德格尔委身于纳粹,罗素看透了斯大林主义而萨特尚未看破,或者罗尔斯对法制抱有资产阶级的正常希望而福柯却不抱希望,这时,上述这种对立也就明显起来。这种对立有助于我们阐明,以克里普克、库恩和罗尔斯为一方,以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为另一方的人们为什么而展开论战,虽然他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利益,探讨着完全不同的课题。

转自哲学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