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丨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之得与失

　　中国古代道德伦理思想都和一定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在儒家看来，个人修养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因而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伦理与政治的结合。有些学者说，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施的是伦理政治，这是有道理的。

　　我们反观历史，可以看到，这种伦理政治有其长处也有短处。从长处看，首先，它提倡“民本”思想。《尚书》中的两句话“民惟邦本，本固邦守”，可说是这种思想的起源。后来《管子》强调：“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孟子把“民本”思想归纳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种思想浸透于古代的哲学、政治和文学著作中。在古代哲人看来，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真正体现了“民本”，就意味着他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因此，道德与行事是联系在一起的。其思维方式是这样的：一个人的道德修养越高，他越是明白事理，他立身处世也就越能顺从民意，并且能够为黎民百姓办实事好事。同样，一个人为百姓办的好事越多，说明他的道德修养越高。这也是古代士大夫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今天看来，伦理政治将道德与行动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好传统。当然，古代所谓“民本”，并不是真正以黎民百姓为本，那时的历史条件做不到这一点，只是在以君主和社稷为主体的条件下来讲民本。封建社会在皇权至上的状况下才讲顺民心、顺民意，这无疑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

　　其次是忧患意识。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孟子也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然后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孟子·告子下》）在他看来，道德君子将忧患留在生时，安乐存于死时;人在逆境中艰苦磨炼才能增加才干，实际上这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子发现了“物极必反”的规则，要人们注意防止事物向坏的方面转化。《易·系辞上》有这样的话：“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在安定中不要忘记危殆，在兴旺时不要忘记失败。努力消除危殆和失败的因素，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谨慎行事，以民心为心，为民谋幸福，这才是长治久安之策。这些都是忧患意识的哲学基础。关于忧患意识，最典型也是最动人的话，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范仲淹在他那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一文中所说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伦理政治中的精粹思想。

　　再就是“和而不同”的观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要在大一统中包容多样性，从多样性中去寻求统一性。“和”，即是多样内容的统一;“同”，是单纯的一致。“和而不同”是在统一中包含多样的内容，而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简单一致。“和”与“同”是春秋时代的两个常用术语。晏子曾对齐景公说，“和”就像八音的和谐，一定要有高下、长短、徐疾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组成一首完整和谐的乐曲。“同”就正相反，如果琴瑟的声调都是一个样，怎么会有动听的声音呢？孔子说过这样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他认为，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盲从附和，而且有自己的思想，小人则反是。“和而不同”的思想观点，对于个人来说，应多方面吸取知识。对于执政者来说，避免独断专行，广泛听取意见，处事公正。这也是中国伦理政治中值得肯定的思想。

　　最后，“身正令行”。中国伦理政治很重视执政者个人的道德修养，主张言行合一，不能双重人格，不能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这里的意思是：执政者自身端正，才能治好国家;如果己身不正，怎能使别人端正？孔子这些话，说出了一个客观真理：治理国家的人，应着重从自身找原因;事情的成或败，往往不在外部而在于自身。

　　以上四方面似可认为是中国古代伦理政治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古代的伦理政治也有糟粕，最有代表性的一点就是封建主义等级制。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其等级是以政治权力为标志的。这就是说，谁的官位大，谁的身份地位就高。而作为国家主宰的皇帝和皇权则是这个权力的核心。统治者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便制定了各种礼制。古代的礼制从主要方面看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的。这种礼制终于发展成为封建主义官僚政治。在这种状况下，道德伦理对于统治者的约束作用便显得微乎其微了。这说明只靠伦理道德来调节政治，那是很不够的。

　　历史早已过去，但是它给后人留下了经验和教训。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其中，经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道德建设则不能离开经济和法制这样的主题。我们提倡道德，不是把它作为一种抽象的学理来探讨，而是把它视为为经济和法制服务的实践活动，其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遵纪守法和勤恳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来源：《春鸟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