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启念丨和谐马克思主义：一个被长期遮蔽的视域

哲学基础

长期以来一直流行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这样一种看法，似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只讲斗争、冲突、暴力革命，他们的思想与妥协、共存、和谐是格格不入的。其实这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重要误解。

马克思恩格斯有着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不仅有大量关于阶级对立、阶级冲突、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论述，而且也有许多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因素之间相互和谐的思想。一百多年来，人们从批判和埋葬资本主义的实践需要出发，着重强调了他们哲学思想中的前一部分内容，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战斗性。但在今天，由于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倒是他们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因素之间相互和谐的思想，更具有现实意义。还不仅如此。如果站在今天的高度梳理和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我们会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所看重的实际上不是冲突、斗争，而是和谐，追求和谐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特征，冲突斗争只是实现和谐的手段之一。以往我们之所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阶级冲突、暴力革命的理论，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谐的理论视域被遮蔽起来了。当今的时代在呼唤“和谐马克思主义”。

一、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在的激烈冲突催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在讲到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时，以往我们主要强调它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之后从事阶级斗争的需要的产物。大体上看，这样说是不错的。但是略加考察就可以看出，它把问题大大地简单化了。马克思主义是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理论。它的问世是因为人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深刻的异化状态，而异化状态的出现又是因为人在那里陷入了无处不在的激烈冲突之中。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和谐、无处不在的冲突，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产生。

马克思主义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之中。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不合理之处，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工人阶级处于资本家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之下，陷入绝对的贫困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同时代的许多人做了大量论述，我们已经耳熟能详。

然而阶级斗争并非资本主义所专有，它古已有之，与人类文明史一样长久。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在于不但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存在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恩格斯说：“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单枪匹马地冒着风险工作，每一个人都在竭力使自己发财致富，根本不理会别人在干些什么。这样就谈不上合理的组织，谈不上分工。相反，每一个人都想超过别人，都想寻找一个好的机会来谋取私利，他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想一想，他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一切人的利益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各个资本家同其他一切资本家进行斗争，各个工人同其他一切工人进行斗争；所有的资本家反对所有的工人，而工人群众也必然要反对资本家集团。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种到处都很混乱、到处都在剥削的现象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质。”[[1]]这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往往被宗教、道德说教或者亲情所掩盖、淡化，受到它们的阻挠，但“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诚、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2]]资本主义是人自觉地、公开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竞争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冲突，是人与人最基本的关系，充斥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如霍布斯所说，在这里“人和人是狼”。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便是资本主义世界人与人冲突的产物。

为了利益的最大化，人必然无限制地掠夺自然、改造自然。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且存在人与自然的冲突，人与自然的“战争”。封建社会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之上，农业生产基本上是人对自然界的顺应。资本主义社会属于工业文明范畴，而工业生产的特征就在于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制造出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来。这是人对自然界的自觉能动的改造。以往备受称赞的培根的口号“知识就是力量”，已经表明征服自然是工业文明的实质所在。对自然界的征服必然遇到激烈的反抗。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资产阶级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在与自然的战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但是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人类进行了报复。他告诫人们：“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3]]人与自然界的冲突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基本特点。

以上所说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各个行业、各个地区之间的冲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冲突等等。

这些冲突由来已久，许多人对它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出现就与这些认识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主要是马克思，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把这些冲突放在更大的历史背景中，而且是从更深的层次上，做了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上冲突的存在表明人类还和动物一样处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中，还没有最终脱离动物界。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指出：“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死存亡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个体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4]]他和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社会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之后，人类才最终结束了生存竞争，真正告别动物界，开始了人的历史。

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冲突的分析达到了前人所不可企及的深度。他们认为，无论是人与自然界的冲突，还是人与人的冲突，说到底都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是人的本质自身内在的冲突。按照他们的看法，劳动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第一需要，它的特点是自由自觉。[[5]]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作用，劳动产品成为资本家奴役工人的凭借，与工人做对；劳动活动不再是工人自由自觉的活动，成为工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痛苦。这表明劳动这种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了。

人的本质的异化有多种表现，人与自然的对立与冲突是表现之一。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也只有依靠自然界才能生存。自然界，也包括人化自然，即人的劳动产品和被他改造过了的自然界，是他的肉体生命以及生产劳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人与自然界应该是和谐共存的关系。只是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归资本家私人所有，生产不是为了满足人的自然需要，而是为了使财富无限增殖，才有了人对自然界的毫无节制的改造、征服，使得自然界不堪人类对它的改造和破坏，通过生态危机、资源危机等形式向人类报复，产生人与自然的冲突。同时，工人生产的产品，也即人化自然，也与工人相异化，成为资本家借以奴役工人的物质力量。

人与人的冲突对立是异化劳动的另一种表现。劳动实践是人的生存方式，但它只有通过人与人的团结合作才能进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人的关系应当是互助合作、相互友爱的关系。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把劳动当作满足自己私欲的手段，工人也就成为他的剥削对象。这样的劳动只能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冲突中进行。人和人的这种冲突表明，劳动已经不是工人自己的本质需要，而是生活强加给他的事情。马克思说：“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跟劳动格格不入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同这个劳动的关系。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6]]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人与人的冲突也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也即异化劳动，生产出来的。

异化劳动也造成了人的本质各个方面之间的割裂与冲突。人的本质是劳动，但劳动聚焦了人的本质的非常丰富的内容。马克思说：“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正像在形式上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7]]具体说，人在实践中以感觉、思维、审美、情感、愿望等多种形式与外部世界互相作用，这反映了人的本质的丰富性。但是由于劳动的异化以及与异化劳动作为一体两面而存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人们把外部世界只看作占有和享受的对象，即作为获得各种感官满足的对象。对此，马克思说：“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因此，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8]]人的本质被绝对地贫困化了。这种贫困化实际上是人的本质中感官满足与众多其他方面的对立、排斥与冲突。然而追求感官满足恰恰是人与动物相同之处，或者说是人的动物性的表现。思维、情感、审美、活动、愿望等等才是真正的人性。它们都被人的动物性压制与排斥了。

总之，资本主义是一个激烈冲突无处不在的社会，正是这些冲突导致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否定，催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些冲突中看到的，是基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的生存条件与人的类本质（自由自觉）的冲突，是人的自由的丧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因此他们关心的不止是无产阶级，而是全人类；不止是无产阶级的贫困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整个人类从私有财产从而从自己类本质的异化状态下的解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整个人类追求解放的事业，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武器是不够的，人类的解放才是马克思追求的目标。马克思主义是追求人类解放的理论。[[9]]

怎样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要实现人类解放必须建立一种能够铲除上述冲突从而消灭异化的制度。这就是共产主义。

二、共产主义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各方面矛盾冲突的真正解决，是充满和谐的社会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指出的奋斗目标，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宗旨。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冲突实质上是对人的奴役，是人的类本质的丧失，而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觉，所以他们理解的共产主义是人的本质的回归，具体而言，是人的自由王国，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内部各方面矛盾冲突的消失，是一种充满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0]]上面这段话有过多的哲学色彩，甚至有费尔巴哈哲学用语的遗迹，但集中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堪称经典，其中的思想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11]]从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以解读出如下重要内容：

第一，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是消灭私有财产，这种消灭不是简单否定，是对它的扬弃，要保存其在物质、精神、制度等一切方面创造的积极成果，而且这一切是通过人来完成的。

第二，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是人的本质向人自身的回归。这是异化的扬弃，是人道主义的实现，它的目的是人。

第三，这种回归首先表现为向社会的人的复归，即人的社会性的实现，它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第四，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不仅不再对立，而且融为一体。

以上内容中，第一条是讲共产主义的实现途径；第二条是讲共产主义的基本目的；第三、第四条是第二条的具体化，指出：人的本质向人回归的主要表现，共产主义追求的目的，是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人与人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是充满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认为，从根本上讲，从人的本性上讲，人不应该追求征服自然，与自然冲突，二者应该是和谐一致的。他说：“无论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说来就在于：人（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而人比动物越有普遍性，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就越广阔。”[[12]]这是说，人只有依赖于自然界才能生活，人与动物的区别之一是人对自然界的依赖范围更广。这种依赖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理论领域说来，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13]]享受精神生活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是人的生活的重要内容。自然界是人的审美对象和科学研究对象，是人在精神上获得满足所必不可少的。“同样，从实践领域说来，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14]]也就是说，没有了自然界，人既失去了空气、水等等由自然界直接提供的生活资料，也失去了人的劳动活动的工具和对象，物质生产无法进行。无论出现哪种情况，人的肉体都无法继续生存。马克思的结论是：“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5]]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界的关系，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和其他部分的关系，正如人身体各个部分（如头和手、腿和足）的关系一样。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与自然界应该是和谐共存的。

如前文所述，人与人的对立同样是异化劳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异化都产生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在私有财产和阶级出现以前，在氏族社会内部人们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共同从事生产劳动，不但彼此享有同样的权利，而且由于大家只有团结一致才能生存而相互间充满友爱与合作，人与人没有利害冲突，和谐共处。私有财产的出现导致了社会的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人与人之间对立冲突，你死我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即共产主义理论，把人与人和谐相处消除对立冲突，作为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甚至最主要的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资本主义被共产主义所取代时这样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恩格斯明确说：最能表达他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解的，就是这句话。[[17]]这表明，他们所向往的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中，首先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其次他们不是孤立的存在，互相联合在一起；最后，这个联合体中没有人与人的对立，相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也就是说，人与人互相友好、互相协作、互相帮助。这正是一幅人与人“和而不同”友爱和谐的美好图景。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只有从事生产劳动才能生存，而任何生产劳动实质上都是人与人的合作，都有社会性，社会性是人的本质特性之一。私有财产的出现造成人与人的对立从而剥夺了人的社会性。在共产主义社会，随着私有制的被消灭，实现了人与人的和谐，人的社会性在自由人的联合体中得到再现。

共产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随着异化的消除人的本质回归于人。它的表现除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外，更重要的是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前面所引《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落脚点是人的“自由发展”。所谓“自由发展”是指排除了一切限制后人的个性的充分发展，也就是人的全面发展。对人的全面发展构成压制使之片面化的，是使人不得不固定地扮演一定脚色的社会分工。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8]]共产主义要消灭私有制，随之而来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9]]所谓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主要不是指人在政治上争得民主和自由，而是指人摆脱了物质利益、金钱对自己的支配，不再奴隶般地服从分工，成为自由的人。[[20]]这时的自由也不再是政治自由，而是人全面发展自己个性的自由。马克思说：一旦人从分工的支配中解放出来，“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21]]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共产主义社会称作“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不再是一句空话的惟一社会”。[[22]]前面已经提到，人的本质有众多的方面，它的实现表现为人的物质的、精神的、审美的、情感的、实践的、认识的等等各种各样的需要。在私有制条件下，人的物质欲望得到膨胀，为了获得物质利益，不得不把物质需要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它压制、扼杀其他需要。从外面看，这表现为人的不自由；从人的本质深处看，这是人的本质内部的冲突，是人的动物性对真正的人性的战胜。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并把这视为共产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正表明他们的全部理论、全部事业，目的都在于人的解放，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就是人的本质的各个方面的和谐发展。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理论中，消灭私有制是中心一环，以致他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23]]但是消灭私有制不是目的。一旦私有财产被消灭，私有观念被消除，自然界不再是人的征服对象，他人不再是人的竞争对手，人也不再为了获得更多的物质财富而压抑自己的丰富个性，一切都处于和谐之中。这才是马克思恩格斯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三、阶级冲突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

追求人的解放，也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的本质各方面之间的和谐，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目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他们的著作中讲得最多的是阶级斗争，是发展和扩大生产，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例如，马克思恩格斯于1879年写道：“将近40年来，我们一贯强调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一贯强调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24]]有人因此批评马克思主义，认为它主张“仇必仇到底”。[[25]]其实这是一个重大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特别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冲突，是因为他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一直认为，上述冲突是人类走向和谐的必由之路。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科学之处。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也就是他们一再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恩格斯曾多次指出，超越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他和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贡献。[[26]]空想社会主义只是表达了对资本主义非人现实的道德谴责，表达了实现人道主义理想的愿望。它不懂得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因而沦为空想。恩格斯说，马克思有两个最主要的历史贡献：第一是创立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第二是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由于第一个发现，人们认识到：社会历史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任何社会都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并将因为不能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它的障碍而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经济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由于第二个发现，马克思恩格斯找到了志在埋葬资本主义制度的物质力量――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日益贫困化，一旦了解了资本家剥削自己的秘密，就会起而斗争。资本主义不仅因阻碍生产力发展而应当灭亡，而且培养出自己的掘墓人，不能不灭亡了。由于这两个发现，社会主义不再是对资本主义的道德谴责，不再是理论宣传或者典型示范，它的实现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由空想成为科学。

第一个发现，也即唯物史观，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保证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这样的生产力，资本主义就不会丧失历史合理性，不会培养出成熟的无产阶级，不会有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7]]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所需要的物质生产力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宗旨的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肯定资本主义在发展生产力为共产主义准备客观条件方面的积极作用。

然而发展生产力，创造极大丰富的物质财富，正是人与自然界的“战争”，是人对自然界的征服。

第二个发现，也即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其主要意义是为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和历史意义找到理论上、道德上的依据，从而也找到了使历史规律变为现实的物质力量。“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28]]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就是这样的物质力量。可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只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也即人与人的冲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追求的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但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它是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只能经过人与自然界的斗争、人与人的斗争来实现。这是它与一切社会主义空想的不同之处，是它的科学性之所在。但是，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和谐是追求的目的，冲突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和谐高于冲突。

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绝对不是暴力论者，[[29]]不是阶级斗争决定论者。首先，他们认为暴力只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不可能造出一个新的社会；其次更重要的是，当生活中出现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目的的可能时，他们立即放弃了阶级冲突的手段。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时，19世纪40年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刚刚完成，在法国德国方兴未艾，资本主义处于早期阶段。这时，无产阶级遭受赤裸裸的剥削与压迫，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阶级斗争你死我活。这从根本上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必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重要意义。1871年以后，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和平发展时期，社会民主扩大，涉及劳动保护的各项法律先后出台，阶级对抗趋于缓和。对于这种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立即作出反应。他们淡化阶级冲突暴力革命的作用，重视社会谐调，主张优先考虑以合法的、和平的手段实现社会改造。早在1872年，马克思在强调工人阶级应当摧毁旧制度夺取政权的同时，指出：“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30]]恩格斯目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更多，因而对阶级对抗暴力革命作了更多的分析批判。他在1892年说：与1845年比，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坑蒙拐骗手段资本家不再使用，工人的劳动条件逐步改善，经济危机不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致命问题，工会的力量大大增加，工人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阶级对立趋于缓和，随着普选制的确立社会民主有了重大进步。[[31]]出于这样的认识，恩格斯对他和马克思重视阶级冲突暴力革命的思想作了反思，甚至自我批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突出强调阶级斗争暴力革命重要意义的一部著作，恩格斯在去世前夕为这本书写的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32]]现在情况倒过来了，反对合法手段的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阶级――“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那些自称为秩序党的党派，却在他们自己所造成的合法状态下走向崩溃。……只要我们不糊涂到任凭这些党派把我们骗入巷战，那么它们最后只有一条出路：自己去破坏这个致命的合法性。”[[33]]

针对以上情况，恩格斯曾经说：“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得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了。他们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34]]资本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放弃了与工人的阶级斗争，呼吁和平与协调，也即呼吁和谐了。恩格斯的态度呢？第一，他认为资本家这样做“是有很充分的理由的”；第二，他反对继续热衷于暴力革命，主张走合法斗争的道路。恩格斯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目标，没有放弃阶级斗争，但是斗争方法有了根本的改变，变成在法律的框架中以和平的手段获得政权并对人与人的关系加以协调了。

这一改变给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启示。首先，阶级对抗、暴力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在实现全面和谐的道路上，在资本主义早期，迫于形势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仅此而已。一旦出现以合法的、和平的手段达到目的的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会立即毫不犹豫地放弃它们。其次，革命不是社会进步的唯一途径，在和谐状态下也可以实现社会进步。所谓和谐，是指不同事物之间配合适当、和睦相处、稳定有序的状态。在社会生活领域，它的基本保证是民主法制。和谐并不是说没有矛盾，而是说矛盾的斗争可以不发展为冲突对抗，可以通过法律的调节和制约达到妥协甚至解决。矛盾在变化，矛盾各方的力量在此消彼长，但是一旦有了民主协商机制，社会规范、法律制度可以相应地发生变化，社会稳定则在它们的调节下始终得到保持。社会和谐本身是一个不断自我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工人阶级的目的可以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实现。

以上考察的马克思恩格斯在人和人的关系上由冲突向和谐的转向，已经包含着人与自然冲突的结束。因为按照他们的思想，人与自然的冲突和人与人的冲突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一旦人与人之间实现和谐，人与自然的对立也将结束。在20世纪，人对自然的“战争”已经由于生态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出现而使人类的发展是否可以持续成为问题。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马克思恩格斯看到了这种变化，他们一定会为人与自然的和解和谐找到新的更有说服力的理由。

四、和谐马克思主义视域被遮蔽的历史原因

我们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实现和谐是目的，冲突与对抗只是在一个特定时期提倡使用的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在当今世界人们只要一讲到马克思主义，立即会想到俄国的十月革命，想到中国的解放战争、反右斗争以及“文化大革命”，想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把它与冲突、对抗、暴力联系起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关于和谐的思想长期遭到遮蔽？其直接原因是因为俄国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都是暴力冲突的产物，也因为从列宁到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作用作了长期的不遗余力的宣传。但其深层的、真正的原因，则在于俄罗斯以及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

任何理论的历史发展都是后来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其创始人思想的选择与运用。实践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原因正在于此。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恩格斯拥有十分丰富的哲学思想，但是从未对自己的宝贵哲学思想做过专门的、全面系统的阐述；[[35]]第二，世界各国在社会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因而不同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实践任务也极为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理论需要。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暴力革命问题上观点的变化，反映了西方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取决于社会是否提供了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的可能。俄国的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热衷于暴力革命，是因为俄罗斯与中国都属于东方的或具有鲜明东方色彩的落后国家，资本主义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罗斯与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时身在其中的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相似，工人的生活得不到任何保障，阶级冲突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20上半叶的中国，资本主义刚刚起步，阶级矛盾比十月革命时的俄罗斯还要突出，而且自古以来就有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阶级斗争传统。这种情况决定了俄国的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强调阶级冲突、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倍感亲切，把它们视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关于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转变的可能的肯定则难以理解，存而不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以及他们的众多战友都是如此。例如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36]]不仅如此，列宁和毛泽东都竭尽全力对所谓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的“修正主义”展开持久的批判。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继承恩格斯晚年的思想，主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放弃暴力革命思想，从实际出发，走“议会道路”。列宁和毛泽东把他们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工人阶级最凶恶的敌人，指责他们阉割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精神。

总之，正是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落后，国内的情况与欧洲1848年革命时相似，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选择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经过前后将近一个世纪的宣传与实践，“战斗马克思主义”深入人心，对抗、冲突、暴力被人们普遍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点。至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谐的思想，由于在这些国家没有实践的需要与可能，则被遮蔽起来了。但是那种因此而把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等同起来的说法，无论从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目标看，还是从他们关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的思想看，都是不能成立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中从另一个角度得到证明。20世纪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社会发展不仅超过俄罗斯和中国爆发社会革命时的水平，而且与恩格斯晚年也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目睹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达和物质生产的繁荣，感受到了这些国家阶级界限的模糊、阶级矛盾的缓和以及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完善。他们中的多数人认识到，不但工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且如何组织社会生活变成一个基于发展物质生产需要的技术性问题，科学技术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功能，科技理性日益取代资本家成为广大工人群众的，也是整个社会的，主要支配者。在这样的情况下，阶级对抗、暴力革命彻底丧失了现实可能性，恩格斯提倡的和平手段、议会道路被他们接受并加以发展。以此为基础，形成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的多数人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社会批判理论，把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作为自己的任务。法兰克福学派的集大成者，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哲学家哈贝马斯，最终彻底放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改造，走上改良主义道路。他提出商谈伦理理论，主张人们通过商谈取得在社会规范方面的共识，化解矛盾，为社会制度的存在与改良提供基础。显然，这里已经把协调和谐作为实现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了。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在俄罗斯和中国被遮蔽起来的那些内容，在西方发达国家被选择并得到发展。

我们可以不同意哈贝马斯的观点，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与其历史告诉我们，一旦社会发展结束了工业文明的早期阶段，妥协、和谐就将取代对立和冲突成为社会进步的主要途径。

结束语：在当今时代，环境危机和资源危机的出现为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画出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翻新与发展以及一个国家内部两极分化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使人与人的冲突必须终结。不仅西方发达国家，整个人类都已经走过了人与人、人与自然激烈对抗与冲突的阶段。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是我们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在这样的时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和谐的思想显得弥足珍贵。历史已经走出冲突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应当从冲突时代的局限中摆脱出来。

时代在呼唤“和谐马克思主义”。“和谐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现成的理论，而是一个崭新的视域，它引导我们把力量集中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和谐的思想上。它也是一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中体现出来的理论精神，过去遭到遮蔽，现在则逐渐显露出来。在研究中，我们会建立起“和谐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将是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它将以崭新的、更加完整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也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发展，因为追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的需要。“和谐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将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开辟广阔的新天地，使它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02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74－275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383－3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624页。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6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00页。

[[7]]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版，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8]]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版，85页。,

[[9]] 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20页。

[[11]] 关于这些观点与马克思恩格斯中晚期著作的一致，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5、121页；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37页；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757－756页；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下），925－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恩格斯：《恩格斯致朱·卡内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30－731页。

我们也不能因为这段话及其出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带有费尔巴哈用语的遗迹而否定它们的马克思主义性质。参见拙著《新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5—60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95页。

[[13]] 同上。

[[14]] 同上。

[[15]] 同上。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294页。

[[17]] 见《恩格斯致朱·卡内帕（1894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730－731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84页。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85页。

[[20]] 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19－451页。

[[21]] 《资本论》第3卷（下），927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