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丨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

一

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中的人和人伦”。昨天我讲“性道合一论”，说明人性表现为人道，人道根据于人性，此“性道合一”四字，是否可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悠久的形成，说出一所以然来，我也不敢确定，只当是一种试探。今天要继续讲性道合一在中国文化中的具体表现。

文化本是人造的，没有人，就没有文化；但文化也能回转来创造人。任何一种文化，其本身必然有一种内在的理想，而且也该有一种力量叫人随着此理想而发展，而成为此文化体系中所理想的一个人，此之谓“文化陶冶”。今天我要讲中国文化中所理想的人，即是根据中国文化理想而陶冶出来的中国人。要讲中国人，该先讲中国人对“人”的观念，即什么才叫做人？在此方面，我们中国人却抱持一种特殊的观念。

简单的讲，中国人认为人应该在“人群”中做一人。从事实看，没有人不是在人群中做人的，每一人都不能脱离社会。此一事实，似乎是无可怀疑，无可争论。但如我们今天都要讲独立，试问怎么独立呢？还是脱离人群而独立，抑还是在人群中独立呢？那就有问题了。又如讲自由，是在人群里自由，抑是脱离人群来讲自由呢？又如要讲平等，也是一样。抑是在人群中争取平等？还是怎样般的平等呢？西方自法国大革命以后，提出了“独立”、“自由”、“平等”这几个口号，人人要争取，好像成为人类最高理想，谁也不能否认。但那些实际上都是要在人群中来争取。我今所讲，则是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与上述意义有些不同。

在民国六、七年以后，有所谓“新文化”运动，大家认为中国人旧有的一套要不得，只有西方人讲的对。北欧有一位文学家易卜生，写了一本小说，小说中女主人娜拉，不满意她的丈夫，不满意她的家庭，离家出走，对她丈夫说，从今以后，她再不想在家里做一个妻，要到社会上做一个人。那时我们把此小说竭尽宣扬，认为娜拉所说，便是最高新人生的指示。但我要问，她跑进社会做一人，如何般做法？或者跑进医院当看护，或者跑进学校当教师，或者跑进任何政府机关商业机关中做事，她还是要在人群中做人。人不能凭空做，脱离家庭，仍不能脱离人群。不做家庭主妇，还是要做看护、教师、书记等，不能摆脱了一切人与人的关系去做人。不能离开人群，一人独立自由地去做人。只有鲁宾逊漂流荒岛，始是一个人做人，可是他还带了一条狗。他不与人相处，还须与禽兽为伍。那条狗便是他忠实的仆人，与他相依为命。他还得要一把斧头，筑屋而栖。他不仅要与禽兽为伍，还须与草木为伍。鲁宾逊不在社会做人，也得在天地万物间做人。中国人认清这一事实，认为人一定要跑进人群社会里去做个人，这就是人生大道。而且人要在人群中做人，也即是人的天性。鲁宾逊在荒岛，又有另一人跑去，他一定很欢喜。他在荒岛上住了几年，还是要回到人群社会中来。

二

中国儒家孔孟所讲最重一“仁”字。

仁者，人也。

仁就是做人的道理，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又说：

仁，人心也。

人的心就喜欢那么与人相处。只此“仁”字，便是“性道合一”。

中国人把一“仁”字的观念来看人，所以说：

四海之内皆兄弟。

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又说：

中国一人，天下一家。

用中国人的话来讲，如说中国人、外国人，人总是人，不该有分别。又如说日本人、英国人、美国人、印度人，岂不大家都是人？若用其他民族的语言来讲便不同。如用英语，不能说China man，那是侮辱中国人，他们对中国人十分不客气，不礼貌的时候，才会叫China man。他们说Chinese，Japanese，American，English，French，着重在上面的“国别”，不着重在人，“人”字只成了一语尾。若如我们说广东人，福建人，上面只成为一形容词，着重在下边的人字上。若把语言来代表观念，此一分别非常大。如果中国话通行世界，很易使人走上一条“大同和平”的路。

但中国人在人的中间却有种种不平等的分别。如说圣人、贤人、善人、君子人、大人、小人、恶人、坏人，甚至于说“不是人”。中国人说“衣冠禽兽”，其形是人而根本不是人。后来儒家又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人与禽兽之间相隔甚近，甚至不做圣人贤人，就变了是禽兽。孟子说：

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

“几希”只是那极微少的一点儿，而中国人则特别看重那一点儿。在西方观念中又似乎并不看重这一点儿。如他们讲心理学，把一条狗，一只兔子，一只老鼠做试验，把狗、兔、老鼠的心当作人的心看待。固然狗、兔、老鼠的心也有与人心相类似处，但狗、兔、老鼠毕竟不是人，中间究是有几希之别。

心如此，性亦然。孟子诘问告子说：照你讲法，犬之性如牛之性，牛之性如人之性，这中间没有分别吗？孟子则主张这“几希”之间有大分别。愈能分明此几希之间的便是大圣大贤。这几希之间漫失了，便与禽兽不相差。这些“几希”之辨，当然不重在身体生理上，而更重在“心性”“心理”上。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与兽与兽的相处之道有不同。人道与兽道之不同，主要乃在“人性”与“兽性”之不同。

外国人很少讲性，因此他们讲的道，也与中国人讲的有不同。耶稣说：“凯撒的事凯撒管，上帝的事由我管。”耶稣是上帝派到世上来讲道的，他所讲的是进入天堂之道，讲人死后灵魂如何上天堂。至于社会上一切人事，他不管，由凯撒来管。耶稣是当时罗马帝国殖民地中的犹太人，是凯撒统治下的一群奴隶，耶稣只期望上帝来拯救他们，并也救了罗马人。现实世界的一切，他无可管，所以重在讲人的灵魂。直到西方文艺复兴，由灵返肉，又转过来重在讲肉体生活。中国人则注重讲人与人相处之一番“人道”，因此相互间有不同。

三

要讲人与人相处，便要讲到“人伦”，又称“伦理”。蒋公提倡文化复兴的口号，把伦理放在第一位。人伦的“伦”字，也如丝旁的纶字般，两条丝以上始有纶，两个人以上始有伦。伦是人与人相配搭。一个人跑进社会，不能不与社会中其他人发生关系。

中国古人把此种关系分作“五伦”，即是说人在社会上大要有五种配搭，或说五种搭档。父母、君臣、夫妇、兄弟、朋友称五伦。任何人一离娘胎，生下地，来到这世界，就得与父母作搭档。而且在人未投进此世界以前，这一搭档早已配搭上。上帝不会在荒野无人之地凭空掉下一人来。我们的生命也不是自主自由，由我自己生。生命本身并不独立。而且也不是我要生在这家就生在这家，我要生在这国就生在这国的，因此人生也根本不自由。

在新文化运动时，有人提出“非孝”的理论来，反对中国传统所讲的孝道。因为父母也不是自由自主要生一个我，要生男生女都不知，究竟能不能生一个子女也不知，而偶然地生下一个我来，我和父母之间便可说根本没有什么关系的。这话究竟讲得通，还是讲不通？你且莫问父母究竟是否有意要生一个你，你且问你究竟从哪里来的，你的生命由谁给了你。这且不管，你生下以后，还是不能独立的，还需要父母的养育和照顾。就你一分良心，要报答父母养育，就该有孝道。

中国人讲“慈”讲“孝”，其实还不都是讲的一个“仁”字。这仁字，也可说是我们人类的“心”，同时亦是“性”。其他禽兽同具生命，而或者未具此心与性，相差只在此几希间。中国人很重“报本”，亦即是“报恩”。父母对我有恩，我该报。不仅在父母生前，死后还有祭，这是表示我自己一番情意。父母已死，我的祭，究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我不管。我只自尽我心。祭父母、祭祖宗，乃至祭天地，皆是我这一番报本报恩之心而已。禽兽无此心，人性与禽兽性不同，因此人道也与禽道兽道不同。

由于慈孝而推广到人与人相处的一番“亲爱”之情。人群中必需有此一番“亲爱”，始能相处得好。此一番亲爱的心需要培植，最好从家庭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情意上培植起。子女对父母能孝，才会对其他人有亲情爱意。从人道上讲，孝不尽是为孝，不专是为自己的父母，这乃是人道之根本所在，这是中国人观念。西方观念有些不同。

近代西方社会里，做父母的一开始就教子女独立，经济分开，子女有子女的一份。长大以后，要他单独自立，有一个职业。我曾游美京华盛顿，看到美国很多议员的子女都在街上奔波作派报童。他们家应有钱，不必赖子女送报为生，其目的就要教他们懂得要独立，这是对的。如果子女始终只懂得依赖父母，父母老是抚养他子女，这决不是办法。但天下事不能单从一头讲，遇到双方相异处，该有个比较，知得其间有得有失。人与人之间多有一番亲情爱意；此与各人生活能独立能自由，把人与人的关系分开得远一些，当他是一小孩时，便让他知道要独立要自由，一方偏向在理智上，一方偏向在情感上，那是不同的。但不能一方全对，一方全不对。

中国文化重仁亦重爱。分别此一番心情又可有等级。最先第一级是“爱”，如爱动物，爱花草树木，西方人教导小孩也很重这些。爱的进一步始是“仁”。仁是对人与人而言，此一种心地则较高。更进一级是“亲”，亲比仁更进，人可以有爱而不仁，也可以能仁而不亲。所以说：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这三个字在中国人用来分量不同。若只说“博爱”，却用不到父母身上去。人对父母须懂得一“亲”字，连仁字都不够。这些分别，须从各人自己心情上去体贴，空讲无用。中国人看重“父子”一伦，讲孝道，其主要用意在教人懂有“亲”。能亲自能仁，能仁自能爱。这里可以奠定人们做人的基础，养成他一种良好而高贵的心情，然后推而至于对家庭，对朋友师长，对社会国家，对于全人类，到达一个理想的“为人之道”。

“君臣”一伦，现在是民主时代，似乎已经没有了。其实君臣关系仍然是有的。没有了皇帝，有大总统，一样是君臣。除了政治上的君臣关系之外，学校有校长，在学校当教师、当职员，他们和校长之间也是一种君臣关系。公司里有总经理，军队里有总司令，工程团体有总工程师，社会上各种行业组织都有上司下属，亦即是君臣关系。就使是无政府主义者所理想中的社会，仍然有君臣关系的。君臣一伦，不是教我们服从，而该是讲一个“义”。中国古书上说：

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掩恩。

君臣一伦，主要在讲“义”，讲应该不应该。所以说：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社会上一切事，总该有一个出令的，叫别人去做，这样就成了组织，发生了君臣关系。这种关系该建立在义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都是义。在此君臣关系之内尽可有自由。你在这个公司做事不满意，可以退出。在这个学校做事不适合，可以走。在这个政府做事不称心，可以辞。不做官可以去做生意，不做生意可以去教书，任你便。所谓：

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又说：

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

古尚如此，今更当然。此与父子一伦不同。大家也许听过这样的话，说：“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骂定此两语是中国人从前的封建思想，所以“孔家店”就该打倒。其实此语既非孔子所讲，也非孟子所讲，又不是孔孟门徒儒家所讲，而系出自《战国策》齐人王斶所言。其实此言亦非不合理。社会上历史上，自有忠臣，自有烈女，只要合情合义，忠烈只该有歌颂，不该受诽笑。

古人又说：

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

此所说男女有别，并不是指男女授受不亲言，乃指男女结为夫妇才是有分别。这是说，这一对夫妇要和其他别的夫妇有分别。中国古人又说：

人伦之道，始乎夫妇。

因有了夫妇，始有父子，人与人有了相亲之意，才能讲到义。近代西方也一样，也认为夫妇该有别，离了婚才可以再结婚。禽兽也有雌雄，但无婚姻，无夫妇，即是无别。

西方人亦讲夫妇有别，但没有中国人讲的严格。一个家庭可以有五六个孩子是两三个父亲所生，或者是两三个母亲所生，这就不如中国家庭的单纯。但中国家庭似乎偏于看重了“夫”的一面，乃受今人訾议。如中国古代有“七出”之法，可以作离婚的理由。丈夫可以在七个条件中离婚，“一不顺父母，二无子，三淫，四妒，五有恶疾，六多言，七窃盗。”第一条当然最重要。南宋诗人陆放翁夫妇情感很好，可是放翁母亲不喜欢她的媳妇，放翁就只好跟她离婚了。可是陆放翁一直还怀念着她，所填《钗头凤》一词，流露了他的感情。此因中国人把五伦会通作一个道理看，主要在不以此伦害彼伦，贵乎能以此伦通彼伦。所以说“孝衰于妻子”，是以此伦害了彼伦，便不好。又说“事亲孝，可移于事君忠”。同样是一种性情流露，便是以此伦通彼伦了。其他六个出妻的理由，都为着顾全家庭。多言有害家庭和睦，所以被出。但亦有三个条件不得出妻，“一是有所取，无所归。二是与更三年丧。三是前贫贱，后富贵。”当你娶她时，她有家，你和她离婚，她仍可回娘家，仍可再嫁，那不要紧。若她没有了娘家，无可归了，便不该离。你娶了她，如你父母丧亡，她和你同守三年之丧，你不该在你父母丧后再和她离。第三个理由，当初你娶她时，你还是个贫贱人，现在你富贵了，便不该离。古人说：“糟糠之妻不下堂”，她陪你同吃过糟糠，你有良心便不该和她离婚。以上三条件，皆是人的“良心”问题。良心不许可，不待再讲法律。单从男的一面讲，有可离的条件，也有不可离的条件，这也不算得太过不平等。若说为何“七去三不去”只从男的一方讲，没有从女的一方讲，那是古今社会不同，却不是故意太看不起了女的。

第四伦是讲的“长幼”。长幼该有序，如进食堂，后到的让先到的先吃。上车让女人、让老弱先上。社会该有个秩序。教人守秩序，最好从小孩时在家庭中教起。从前中国旧礼教，小孩吃一块糖，总是告诉他们，小的让大的先，从他幼小纯洁的心灵里就培养这种长幼有序的观念。现代教育不同了，说要发展个性。小孩在家中最纵恣，一盘糖，可以抢，可以打架。大的应该让小的，这也是一新秩序。但从心理上讲来，从小养成他纵恣习惯，占便宜，大了要变却是难，小的吃些亏，后来逐年长大，却感到舒服。要大的吃亏，愈大愈吃亏，却有些不自然。有人说，美国社会是“年轻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照中国人想法，人到老年，快近坟墓，他已经奋斗过一场，该让他较舒服些。人生有一好收场，这也是人人内心所要求。中国人总是讲要尊敬老年人，老年人舒服些，也不见得小孩会进地狱。小孩没有教育，尽在天堂，他从来不知“弟恭”之道，长大了也不一定能“兄友”。中国人的“兄弟”一伦，也有它理由的。

“朋友”一伦重在“信”。我信你，你信我，互信才能互助，相亲相爱。

一个人进入社会，有此五般搭挡，但也不尽然。我们一生下来就有父母做搭挡，或许待我该做父母了，未必有子女。所以中国人多讲了子孝，少讲了父慈，此亦是一理由。而且禽兽也能慈，孝则禽兽所不能，“人”“禽”之辨在此。所以中国古人更重讲“孝”，胜过了讲慈。

人性中亦兼有兽性，人性、兽性同出于“天”，同本于“自然”，兽性也不全是坏。譬如开矿，有的在上层，有的在下层。人性中浮在上面粗处的便是兽性，深处乃见人性。此须人自己好好来开发。可能在人性中兽性占了十分之七、八，人性只占十分之一、二。荀子讲人性恶，他只把那七、八分的兽性看重了，却把一、二分的人性看忽了。如放一堆糖，看小孩们抢不抢，他们当然抢。反不如撒一把米在地上，让鸡跑来吃，各吃各的，抢得不如人剧烈。这因人的心智复杂，不加教养，人类中的兽性可比兽类更可怕。

四

中国古人又说：天、地、人，三才。天地能产生万物，人类能创造文化，但人类也从天地自然而来，不能有了人没有天地自然。现代科学发达，人却说要征服自然，人本身即是一自然，自然如何能征服？人类智力到底有限，我们只有因任自然来发展人性。可是人性中夹带兽性的分量多，我们要从大量的兽性中把少量的人性挖掘出，这项工作就要靠“教育”。教育不专限在学校，应有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相辅而行。

中国的五伦，也都是教育。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五条人生大道。这五条大道，对人生讲，一条也少不得。人一生下，就有父母一伦是第一条大道。长大成人，结婚有夫妇一伦，是第二条大道。到社会做事，就有君臣一伦，是第三条大道。在社会上与人相处，普通的是长幼之别，特别的是朋友，这是第四第五条大道。那都是非常具体的。中国古人称之为“五达道”。这五条大道，到处可通，故称“达道”。那些道从哪里来？都从人类天性中发展而来。若不是人类本有此天性，也不能发展成大道。

或许有人会问，既是道原于性，何以有无道之人，有无道之世？则因人性兽性相杂，率兽性为兽道，率人性为人道。人贵能发展人性来主宰兽性，领导兽性，便能从自然中发展出人道。中国五伦之道正是如此。兽性同有生育，“孝慈”则人性所独。兽性亦有交配，“婚姻”则人性所独。若使人群相处有亲、有义、有别、有序、有信，则人道自然昌明。此“亲”与“义”与“别”与“序”与“信”之五者，都是人对外，主要是人对人的行为。行为发动在人，主宰在人。行为不仅影响了外在的对方，亦影响了内在的自己。如你对父母尽孝，父母接受也好，讨厌也好，而自己行道成德，确然成为一孝子，受影响的主要还是你自己。对朋友讲信，朋友信不信你不一定，受不受你影响也不一定，而你自己一定会受到影响，使你自己成为一可信之人。所以一切行为在对外，而影响必然及自身。“德者得也”，行道而于己有“得”是为德。

性由天生，德由己成。如我性喜音乐，本不自知，及在某一场合跑进了音乐的天地，才知自己喜欢音乐。音乐对我有安慰，我对音乐有享受。自己虽不是一个音乐家，却知自己确有音乐的爱好。这一爱好是你的天性，若能常守勿失，也即是你的品德，你是一音乐之爱好者。所以德亦由性而来。

中国人讲道德，都要由性分上求根源。此所谓性，乃指的人性。如饥寒饱暖是身体上的事，此乃人兽所同。道德行为在外面固能深入人心，更有把握的是在内部深入己心。因道德由己心发生，还能深入己心，在心里再生根，这就有了生命，成了德。中国人分人的高下，不在吃饭穿衣上，不在做官营业富贵贫贱上，只在其人之“品德”上。若抹去了品德，仅在法律上求平等，则有财富强力就是优，没有财富强力就是劣。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张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一套理论，只能应用在生物界，却不该应用到人类。优胜劣败是自然，人类有了文化，自应有更高理想，不能仅如一般生物尽来争个优劣胜败。德国人自认他们日耳曼民族乃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应该来统治世界其他的民族，结果引起世界大战。可知人类优劣实应另有标准，不能专把财富强力来分。中国人讲五达道，这一文化理想比较还是高一些。

讲五达道，同时要配以智、仁、勇“三达德”。“智”是智慧知识，“仁”是人与人感情上的厚意，“勇”是勇往直前。古人讲忠孝、讲仁义、讲道德，也未尝不知要讲这些道理实际上会遇到困难。所以要讲五达道，须运用智、仁、勇三达德来求实践。

今天大家要讲独立、自由、平等，但人类社会上平等很难找，只在法律之前，在上帝意识中有平等，此外显然有种种不平等。若只在法律之前有平等，只要不犯法，也就不见有平等。若在上帝意识中有平等，不到死后，也还是无从讲起。若说独立、自由，在专制政治下争自由，在帝国主义压迫下争独立，固是对。在社会不合理状态下争自由、争独立、争平等，这也对。若在合理状态下，人生之真意义、真价值，则并不在这些上。

上面说人要在人群中做人。若在一个五达道的社会中，人生应有更高理想，更高向往。争独立、争自由、争平等，都是争之于人，要向外争。奉三达德，行五达道，则贵能“反求诸己”，自尽在我，不在向外争取。道德最自由，谁也不能禁止我。道德又是最独立的，因道德只在己，不靠外面。道德亦是最平等的，有德无德，不论外面条件。讲道德只是讲做人。人人都能做，并由一人自己单独做，所以是最平等、最自由、最独立。要孝便可孝，要忠便可忠，只要你自尽此心。有人说，真理等于一张支票，到银行可以换到钱的是真理，换不到钱就不是真理。像岳飞、文天祥，虽然耿耿精忠，可是他们自身死了，宋朝也亡了，这个忠的意义何在，价值何在？但中国人讲真理，尤其是人生真理，贵从各人心上讲。“自尽己心”，即便是真理。只要人心不死，即是真理常在。这也不是西方哲学中所讲的唯心论。此刻讲的是人生实践。父母冷了，得设法找衣服给他穿，中国人讲这一番理论，说深也很深，说浅也很浅。古人常以射喻，射高了或者射低了，不能怪靶子放高或放低，只是你射的不准。父母就像一靶子，行孝就像射一箭过去，射错了，你虽然在尽孝，可是还挨父母一顿骂，这该怪你孝道没有恰到好处，所以还要反求诸己，尽其在我。我只尽力做到我的一分，外面的不在我掌握中，我可不管。

五

从此深进一层讲，我们就该有一个信仰，那就是“人性善”的信仰。刚才说，人也有兽性，但经过文化陶冶、教育熏蒸，可以变化气质，教人人向善。子孝可获得父慈，兄友可获得弟恭。人心有感应，我以此“感”，彼以此“应”。整个社会从一个人的心感去，不要短视，不要狭看。如岳飞是一个忠臣，在当时，他并没有感动了宋高宗和秦桧，他似乎白死了。文天祥也一样。可是我们当知，人类世代不绝的传下，有些感应，不在当时，而在久远。他们的忠，不曾保存了宋代，却保存了我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之长久绵延。他们的一死，影响到后世，作用太大了。中华民族到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我们虽在当身历尽艰辛，却该有一个信仰，奋发有为。这是接受了长时期的历史教训，黑暗之后必会有光明来临。台风过去，依然是光天化日。别的民族，正为缺乏了这一套深切的信仰，失败了便翻不起身来。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争富争强，在人生大道上就错了，自该失败。失败后只有另找出路，从头做起。中国人这一套文化传统，有时也遭挫折，但可保持它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此种精神，不仅存在于此时此地，也仍然存在于大陆同胞的心里，他们也会相信共产政权必败，黑暗必会过去，光明必会再临。这一种伟大的民族自信，即是我们文化的力量。这一文化，乃从一个一个人的真实伟大的“品德”而汇集积累成为一种不可破之大力。

诸位或会问，中国人是不是过分看重了品德，便不看重事业呢？这也不然。人总是要死，我们不能要求不死，但死了而犹有不死者存。又不是存在在另一世界，仍存在在此社会上。此种不死，中国人称之曰“不朽”。人有“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这三不朽的次序如何排定的呢？“立功”只是一时贡献，“立言”始是万世教训，更高过了立功。“立德”则只在一己。上面说过，只是反求诸己，自尽我心。如岳飞、文天祥，也只是立了德，并没有立到功。但我们讲到大道，立功须有外面条件，有机缘配合。立言更难，所以说“孔子贤于尧、舜”，又说是“天纵之大圣”。那亦有条件，不是人人可能。天生聪明且不讲，如你是一个生在乡村的小孩，没有机会进学校，有的进入小学不能进中学，进了中学不能进大学，大学毕业不能留学，在这些条件下，一步一步被淘汰，难道在外面条件下被淘汰的便都是下级人，或不算人了吗？若你要做一个大哲学家，大思想家，大教育家，社会固然需要，但不能人人能之。做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外交家，大科学家，为社会造福利，建功业，也都要外在条件，但比较易一些。只有立德，是没有条件的，人人能之。所以中国古人把“立德”奉为第一位。

立言何以最难呢？中国几千年只有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他们的言论可以传诸百世，放之四海，但到底是太少了。人不自量，若我们高抬立言，人人想走这条路，到底走不上，徒增许多空言，或有一些完全不对的废言，甚至会如洪水猛兽般为害社会。所以真能立言的人并不多。立功比较实在，人人共见，管仲就受到孔子的赞扬，因他对当时中国社会有大功劳。历史上立功的人也比较多。立德是最基本的，但又大家可能，这才是“人生大道”。

今再问：立德何以能不朽？如孝行，是人生社会永会保留着不朽的，我们的生命与孝行结合，这就是不朽。忠与信与义种种诸德都如此。一个民族文化，亦需要此诸德结合，才能不朽。若仅有生命而无德，那只是兽道，非人道，根本不能望有文化，更不论文化之不朽。中国文化之伟大，为其能建立在人类崇高之品德上。如岳飞、文天祥，他们今天仍然活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若我们把世界人类历史细细比读，作一统计，究竟哪一个民族包涵此种崇高品德的人最多些？我想只有推中国，这也是中国文化传统提倡立德之所致。立德最易，而能最受中国文化之重视，此即中国文化之伟大不可及处。

六

从前陆象山说，“使我不识一字，也能堂堂地做一人”。人能与天、地参，与天、地合称“三才”，能堂堂地做人，便可顶天立地。善人也好，君子也好，大人也好，圣贤也好，做人该是我们人生第一个目标。能做一人，再能做一番事业，更好，但那是第二个目标。在事业中有立言一业，可以立言垂万世，那更好，但只是第三个目标。

现在我们都把中国古人这一次序颠倒了，大家都要求知识，都要发挥自己一套思想理论，要做一个人中最难的立言者。认为不得已而思其次，才到社会上做事，去立功业。立德则被人人看轻了，认为没关系，不值得重视。人人“可能的”不重视，却重视那不可能的，实是颠倒了。唯其太看重了不是人人可能的，于是要向外面争条件、争环境，怨天尤人，而结果还是自己作不了主，徒生苦痛，增不满。此实与中国文化传统背道而驰。把一切责任都推向环境，说环境不好，这也无奈何。

宋朝亡了，元朝入主，一批流亡者在路休息，看见路旁有一棵果树，大家都争去摘果子解饥渴，有一位讲理学的先生，他不肯摘。别人说，那果树无主，任何人都可摘，你为何不摘？他却说果子没有主，我心有主，我不能随便摘。那人便是许衡，后来蒙古王朝请他去教蒙古一辈贵族子弟，中国社会也总算得了一些救。天下大乱，每一人的心可以不乱。天下无主，自己一心仍可有主。不乱有主的人多了，社会自会平息，拨乱反治，由此而起。

照中国人道理讲，每个人好，世界也就好。否则河清难俟，要等世界好了自己再来做好人，只有毕生不做好人之一法。自己不做好人，还要告诉儿女说，世界不好，你也且莫做好人，会自吃亏。如此一代一代传下，人愈来愈坏，社会风气积重难返，如何得了。但仍有一条路，仍只有每一人各自先做好。天下纵乱，那五达道还是摆在前面，你不是依然有父母、有君臣、有夫妇、有兄弟、有朋友那五伦吗？

但要懂得如何行此五达道，便需你的“智”。要肯要愿去行此五达道，便需你的“仁”。要敢去行此五达道，便需你的“勇”。我们要凭此智、仁、勇三达德，始能来实践履行此五达道。让我们各自拿出自己的大智大仁大勇来，在此五达道上向前，国家民族自会得救，我中华文化传统也自会复兴，自会光明灿烂，永无终极。我们且不要舍其易而谋其难，舍其近而求其远，各自就眼前的五伦做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