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祖陶丨由逻辑学出发深入探索黑格尔哲学

敝帚千金，千虑一得。在我进行学术回顾时，曾经启蒙我，教导我，鼓励我的恩师们的学识、风采、甚至音容笑貌都不时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可能是年纪老了容易怀旧，想起过去的美好时光，有时竟然情不自禁地湿润了眼睛。我想自己在黑格尔哲学探索的道路上，哪怕有一点点自己看重的、并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迅速消声匿迹的心得，特别是为学态度上能得到学界认同，那都是水有源，树有根的。

令人难忘的是，60年前的1949至1950学年，在贺麟先生班上学习黑格尔《小逻辑》和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过程中，我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就逐渐集中到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来了。与此同时，我在广泛阅读马列著作中，已树立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不了解马克思就不能真正懂得黑格尔真谛”的朴素信念。这时，我心目中指的正是辩证法：没有黑格尔辩证法，就没有马克思辩证法，而不了解马克思辩证法也就不能真正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的真谛。这样，我在贺麟先生引导下学习逻辑学时，也就特别注意其中的辩证法思想。

众所周知，正是黑格尔把在近代早期哲学那里声名狼籍，被目为玩弄骗人假把戏的辩证法改造成为一门具有严整的规律和范畴的关于思维、存在和认识的辩证发现规律的学说，一种与对象一致的客观的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我不停地问自己，那么，黑格尔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关键何在呢？我以为，这就是他把逻辑学、存在论、认识论和辩证法四者统一起来，使之成为一门科学。

关于黑格尔逻辑学是逻辑学、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四者的统一的观点是贺麟先生1956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演黑格尔逻辑学时首次提出和发挥的，我并没有直接聆听过先生的讲演，有意思的是，我是从当时供批判的“内部材料”（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资料室编：《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参考资料》第五集，商务印书馆1958年12月）看到的。当读到这篇讲演稿时，从不趋炎附势、不跟风的我，不仅完全批判不起来，反而如获至宝，引起我的沉思，完全为先生的真知灼见折服了。

于是，我向自己提出了从理论上来论证这一真知灼见及其对于改造和发展辩证法的重大意义的课题，这对我来说可以说是自己挑战自己，无异是去啃一个坚果。时间一下子过去了25年，学术环境也有了根本的改变，在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了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会议，规模不是很大，有数十位领域专家学者出席。我终于有机会向会议提交了题为《黑格尔关于逻辑学对象的观点及其在发展辩证法中的历史作用》的论文（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这个长长的论文题目就已表明，它是从黑格尔逻辑学对象——“理念”本身的性质来阐发和论证黑格尔逻辑学是逻辑学、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四者的统一，而黑格尔把四者统一起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和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一方面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关于一切发展的辩证发展规律的学说；另一方面就是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作为认识方法和思维方法的辩证方法。黑格尔辩证法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科学的最直接的思想前驱和理论来源，它以惊人的速度把人类认识史推进到了即将发生空前大革命的前夜。

在肯定黑格尔逻辑学是逻辑学、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四者统一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就是：黑格尔的这个逻辑学体系是在那些方法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关于这个问题我从贺麟先生上述1956年的讲演稿中得到了很多启示。贺麟先生明确地指出黑格尔的“四统一”的逻辑学是以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和逻辑东西与历史东西的统一这两条基本原则为基础的；而在讨论黑格尔逻辑学的具体性质的根源时，除了逻辑学与哲学史一致这条外，又提出黑格尔逻辑学“以精神现象为准备”和“逻辑学中的最一般性的原则都是对自然科学及自然科学发展史的概括”这样两条。贺麟先生的这些见解都是我认真学习供批判的“内部材料”上得到的，它使我领悟到，为了理解黑格尔逻辑学的建立必须立即挤出时间，下苦功夫研读一番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

在这里，我是多么怀念在上世纪50年代，我的老师洪谦先生要我首译《精神现象学》序言和贺麟先生要我翻译《精神现象学》末章的情景，以及王太庆学长对我的帮助。这使我在先生们的指导和指引下受到了认真读原著、翻译原著的严格训练，因此，不止一次地重点深入再读《精神现象学》。由于《精神现象学》论述的是从尚无主客之分的感性确定性（感性意识）通过主客对立统一认识过程的长期发展，最后达到绝对知识、即主客绝对同一的纯概念（逻辑学的对象）的产生的“经验发展过程”。这正是我所探求的，也就不止一次地领略到什么是苦中有乐、乐在其中了。这也为我在1987年武汉大学哲学系举办的“现代认识论研讨班”上讲“黑格尔哲学中有关认识论研究的一些方法论原则”的专题的临时任务作了最好最充实的准备。这个专题过去没有讲过，它为我论证“四者统一的思想”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因为我在这个专题报告中把黑格尔关于认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归纳为这样几条：

（1）“认识论研究必须与逻辑学的、本体论的、方法论（辩证法）的研究合为一体”。在这里，我进一步考察了这四门哲学学科相互关系的历史演变，认为黑格尔是通过批判地继承亚里士多德以来所有思想家关于这几门学科相互关系的见解和鉴于哲学史上这些科目的分裂给哲学本身带来的严重危害而形成和提出“四者统一”的思想的，这一历史追索表明，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身就是逻辑学、存在论、认识论、辩证法四者统一的逻辑学，这是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出发点。

（2）“认识论研究必须以纯概念（范畴）是主体性和客观性的同一为前提。”

（3）“认识论研究必须以感性意识到纯概念的意识的经验发展为基础”。作为主客同一的纯概念的真理性的证明不能求之于个人经验、个人心理或所谓先验意识，而只能求之于意识本身的低级到高级的经验发展的必然性。而意识从最低级的“感性确定性”到最高级的“绝对知识”（纯概念）的经验发展过程正是《精神现象学》的主要内容。很显然，我之所以能够在这里提出和论述“认识论研究必须以感性意识到纯概念的意识的经验发展为基础”这样一条黑格尔关于认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完全是由于在贺麟先生的启迪下认真钻研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书的结果。

（4）“认识论研究必须走纯概念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彼此参照的道路”。

（5）“认识论研究必须自觉地、能动的与经验科学保持一致”。黑格尔提出的这条认识论研究的方法论原则，是建立在他所发现的哲学发展的顺序、阶段总是与经验的实证科学发展的顺序、阶段相平行或一致的规律之上的。一方面，对于认识的一般本性和发展的研究来说，只参照哲学史是不够充分的，还必须从总结经验科学的发展中找到准绳和依据。另一方面，哲学认识论本身的范畴，除哲学史提供的一些可资利用的以外，也主要是从对经验的实证的自然科学提供的范畴进行哲学的加工与改造而来。因此，认识论研究也就应当和必须自觉地、能动地与经验科学保持一致。（根据这次专题讲授形成的《黑格尔哲学中有关认识论研究的若干方法论原则》一文，发表在《外国哲学》第12辑，商务印书馆1993年2月第1版。）

由于黑格尔逻辑学和认识论是融为一体的，因此他关于认识论的方法论原则也同时就是他关于逻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只不过考察角度稍有不同。在为张世英先生主编（我也忝列为副主编）的《德国哲学》撰写的论文《黑格尔建立逻辑学体系的方法论原则》中，我对这些方法论原则做了更深入、更充实、更精密的阐发。黑格尔是根据他周密制定的和相互内在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建立起逻辑学、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辩证法）相统一的逻辑学体系的。我对这些方法论原则做了这样总结和概括：

意识的经验的发展和思维与存在或主体与客体同一的纯概念的发展相一致，这使逻辑学体系得以建立在人类实践史和认识史的基础上的根本原则。纯概念的自身运动是纯概念系统的自构成或自组织的原则，它为逻辑学体系准备了骨架。纯概念的各个规定在理念中逻辑推演的顺序和历史是各个哲学体系的顺序相一致的原则，为逻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唯一可参照的原本和准绳。逻辑学和经验科学的一致，是逻辑学体系借以获得充实的、新的内容和对它的评价的原则。这里提到的意识的经验发展和和主客同一的纯概念的发展相一致的原则，我认为是逻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原则。

这一原则是蕴含在《精神现象学》中的，通过艰苦的索求，我从这部著作中将它提炼出来了，并对这条根本原则的最主要的内容和意义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了阐发：

• （1）意识的经验发展是主客同一的纯概念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 （2）意识自身从感性认识到到绝对知识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绝对知识或主客同一的纯概念自身和形成过程。

  
  

• （3）必须在对意识的经验发展过程的研究中形成与这个客观过程及其规律性相符合的科学概念才能进入对纯概念自身的系统的研究。

  
  

• （4）意识的经验系统和纯概念的逻辑系统有着同一的内容。

经过对第一手思想资料反复进行的概念推理的思维辨析，我终于提炼出来这具有本质意义的上述四点，从这四点可以看出，关于意识的经验发展的《精神现象学》恰好是关于纯概念发展的《逻辑学》必备前提。而这也就决定了《精神现象学》这部著作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这集中表现在黑格尔本人就把《精神现象学》规定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导言”这样一点上。

我在《黑格尔哲学体系问题——试论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创见》一文（这是以我和同窗好友陈世夫的名义提交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为纪念贺麟先生从事 教学、科研、翻译55周年于1986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贺麟先生学术思想讨论会”的论文）中对此进行了多层次的论证。在这里，让我首先来回顾一下贺麟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系统（即体系）两种看法的提出：早在上世纪30年代贺麟先生在《思想与时代》杂志第48期上发表了《对黑格尔哲学系统的看法》一文，以后仍不断有研究，直到1978年为芜湖西方哲学讨论会提供的学术论文《黑格尔哲学体系与方法的一些问题》，将学术界、出版界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两种看法”问题重新鲜明地提了出来。

我的论文就是在贺麟先生思想的启发下展开论证的。我完全同意贺麟先生的观点。认为，《精神现象学》作为整个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导言，直接来说，就是作为其逻辑学的导言。但是，如果说精神现象学体系建立的必然后果是导致以纯概念为对象的逻辑学体系的建立，那么逻辑学体系建立的必然后果就是它的原理和方法之应用于自然和精神的各领域，就是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及其各个分支的建立。

而事实的进程也是这样：黑格尔于1807年出版了《精神现象学》，接着于1812-1816年分三卷出版了《逻辑科学》（即“大逻辑”），然后于1817年出版了由逻辑学（即“小逻辑”）、自然哲学、精神哲学组成的《哲学全书》，在这以后的14年里系统地发挥了自然哲学、特别是精神哲学的各个 特殊部门，从而完成了黑格尔哲学包罗万象的庞大体系。

因此，贺麟先生依据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与通常依据《哲学全书》把黑格尔哲学体系看作由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构成的不同看法，认为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构成是以《精神现象学》为全体系的导言，为第一环；以逻辑学为全体系的的中坚，为第二环；以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为逻辑学的应用和发挥，统称应用逻辑学，为第三环。

贺麟先生关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这一创见深深地吸引了我，促使我一头栽下去探个究竟，弄个明白。经过不断地探索挖掘，我终于对贺麟先生的这一创见作出了系统的论证，进一步认识到贺麟先生这一创见对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最重大的意义之所在。我认为，它有利于拔开笼罩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上的神秘的唯心主义迷雾，使人能够直窥其体系各构成部分之间的内在真实关系。我看到，《哲学全书》所体现的以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为组成部分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一方面由于排斥了《精神现象学》而使人不易理解逻辑学及其范畴从何而来，一方面由于这种唯心主义的形式而使人不易理解诸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学和应用逻辑学的真实关系。

我认为贺麟先生对于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的见解，恰好避免了这两方面的缺陷，它既突出了逻辑学在体系中的中坚和核心地位，又把《精神现象学》作为逻辑学的发生史，把自然哲学与精神哲学作为逻辑学之应用于实在领域这两方面的真实内在关系明白地展现出来了。按照这一见解指引的方向来研究黑格尔哲学，势必易于将其真实内容和合理贡献、失足和迷误作出更加合乎实际的把握和评价（我的这篇关于贺麟先生哲学体系创见的论文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并收入《汇通集》纪念文集）

我对于黑格尔逻辑学的探索由于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而得以深入并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这是由张世英先生主持召开的，筹划阶段当时我正在北京迎接儿子杨铸回国探亲，张先生向我说了会议的主旨意图，再三叮嘱要我准备论文，由于他深知我不喜开会也不大写文章的堕性，他还发动肖静宁来做我的工作，回想起来，真是很感谢他的促进。1988年4月在武汉召开了一次有德国、瑞典、法国、美国、日本 著名教授学者参加的国际性的德国哲学讨论会。会议的主题先定为“主体性问题”，后改为“人的问题”。我提供了一篇题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的论文。主体性是黑格尔哲学的主要原则，是一个在他的各种著作中到处都加以讨论的问题，但只是在逻辑学里才得到透彻的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对逻辑学中的主体性范畴进行一番深入探究的根本原因。论文首先考察了主体性从存在到本质到实体的发生史。接着讨论了主体性辩证进展的三种形态——从“作为主观概念的形式主体性”到“作为目的性的实在主体性”再到“作为理念的真实主体性”。最后以“从潜在的主体性到绝对的主体性”的论述作为全文的结论。

在我把论文报告完毕休息之际，法国哲学学会主席董特教授楼上楼下到处找我交换意见，并在大会上建议就我论文提出的“作为目的性的主体性”问题再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德国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施米特教授针对我的论文说，在中国看到对黑格尔哲学这样精深的研究使他惊讶。瑞士卢采恩神学院哲学研究所、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格罗依在发表的《会议侧记》中评论我的论文说：“文章显示了作者重构其艰难的反思和论证过程的能力，正如他在黑格尔《逻辑学》中发现的那样。”一与会工作人员、学者在会后私下高兴地对我说，我的这篇论文为这次会议“增了光”。其实，不是我的论文为会议增光，而是会议给了我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使我能够就长期思考的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问题，向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同行求教，获得终生难忘的教益。（该文不久就见诸《哲学研究》）

由于黑格尔的逻辑学与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之间的内在联系，黑格尔的哲学史观也是我一直关注的问题。1957年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观》，36年之后，我又应约撰写与发表了一篇《黑格尔哲学史观再认识》，作为纪念武汉大学百年校庆之作。“再认识”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把握是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了，论述更加明晰丰满而不含糊，更具时代感和现实意义。这篇“再认识”的文章把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核心——他所倡导的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归结为这样四点基本思想：

“哲学只有一个，哲学史是这唯一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的逻辑发展与历史发展相一致；区分哲学的原则和体系，着重于原则的讨论；哲学与时代、世界历史相交织、平行。”

我认为黑格尔的这些思想的合理性和当代意义集中表现在，它们不仅有助于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哲学的本质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科学地说明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根据这些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自觉到：一方面自己是全部以往哲学历史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自己是以后哲学发展的起点，因而自己只是整个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或阶段。我进一步指出，“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能把同时代的其他哲学也看做哲学发展的诸环节，承认其存在的理由，肯定其某些原则的合理性，并去掉这些原则的绝对性，将其纳入自己的原则中，以不断扩大自己的原则，使之一天天更加丰富、更加具体、更加有时代的生命力、更具发展的可能性。这决不是从外面加给他的什么额外的负担，相反地，这倒是他本来就应有的职责和任务。”这篇“再认识”发表在《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庆祝武汉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上。现在想来，这样的提出和论证问题的观点，即使具有真理性，也是需要一种理论勇气的。

我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学术生涯的全部活动都是围绕着教学、研究、翻译三者结合来进行的。我充分地体验到坚持这种结合对我的学术生涯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感受到这种坚持是把教学（大学生与研究生）放在最首要位置的，我切切实实地做到了抛开各种名利的考虑，以至于名利对我而言好像在视野之外的无关紧要的东西，对我没有什么诱惑力。这样，我才可能尽情地享用钻到学术中的乐趣，把学术融入自己的生活方式中，才能有千虑一得。这虽然是对的，但是，过于重视个人的学术追求与兴趣，所谓淡泊名利，实际上置自己应有的、正当的学术实际而不顾，并不是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反而显得迂腐、封闭、木纳、甚至可笑．其负面效应已经由复杂的现实和难料的世事所一再证实，我已认识到这是不可取的。

翻译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是贺麟先生在40余年前交给我的任务，由于各种始料不及的主客观原因，这一译作的完成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这虽然是令人非常遗憾的事，但了有其显著的有利之处，那就是经过三结合的学术磨练，经过自己的苦苦读书和钻研，自认为对黑格尔哲学有了比当年成熟的多的融会贯通的深入理解，更能认真地负责任地向学术界呈现可信的译本了。为2006年2月问世的这个中文首译本我撰写了一篇三万余字的《译者导言》，从四个方面对《精神哲学》作了论述：（1）《精神哲学》的孕育、成长和最后正式出版的历程（1800-1817）；（2）《精神哲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3）《精神哲学》的结构和主要内容；（4）《精神哲学》的意义。关于它的意义我最后提纲挈领地总结说：

“精神哲学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处于双重地位。一方面它和自然哲学一样都属于黑格尔所说的‘应用逻辑学’，即应用逻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阐述精神的本质及其各个方面的联系和发展；另一方面它作为关于人、人的精神的本质、即自由的哲学学科，又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最高、最具体、最难的部分。它既是对逻辑学的真理性的一种证实，也是逻辑学的一种具体化和发展。黑格尔的精神哲学既是我们全面理解黑格尔哲学体系的不可缺失的重要环节，也是我们深入把握黑格尔有关历史、美学、宗教、哲学等讲演录的纲，尤其是我们了解黑格尔主观精神学说的唯一专著。黑格尔精神哲学所蕴藏着的无数‘珍宝’是人类哲学思维的共同财富，光彩夺目，永不减色。”

最后，参加《黑格尔辞典》的编写工作也是我探究黑格尔哲学过程中一段最符合自己‘干实事’的人生信条的经历。1983年，那时我正患严重的白血球减少症，身体与精神状态都很不好。鉴于我的这种情况，肖静宁劝我不要在这样的事情上花费精力和时间了，她说这根本就不值得，你又不是主编、副主编，完全是“为他人做嫁衣裳”，连科研成果都算不上，对于提升自己和扩大影响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看到我做事实在是太投入、太认真了，没有人像我这样作事的。但是，我却认为《黑格尔辞典》对于推动我国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帮助学人研读黑格尔著作大有好处，归根到底，参加这项工作还是出于我对黑格尔哲学的钟爱，也就义不容辞、勉力承担了部分任务，撰写了黑格尔逻辑学存在论第一部分“规定性（质）”的有关条目，共计25条，约6万余字。只要我一头扎下去了，也就是积重难返，当作研究任务来完成了。

的确，黑格尔的书不易读懂，要读懂他的著作，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懂得他论述其哲学思想所使用的哲学术语。黑格尔的著作素以晦涩难懂著称，其中尤以其逻辑学著作为甚。黑格尔哲学的一些术语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这些难懂的、不易理解的或难以透彻理解的术语，使本来就高深难测的思想内容、抽象难辨的思辨形式、迂腐晦涩的词句等等，变得更加难于理解了。

黑格尔哲学术语的难懂或不易理解大致说来是源于这样几种情况：

首先，黑格尔和其他哲学家一样，为了表达自己的新的哲学思想，就不得不改造旧的哲学概念而赋予新的、改变了的含义，其结果就是，术语虽然依旧，但它所标志的内容和意义却有了变化，有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因此，不理解这种变化，而仍按旧的含义去理解这些术语，就会在阅读其哲学著作时产生困难。尤有甚者，就是在原有的概念和术语已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新思想时，哲学家就需要制定新的概念和术语，这种情况在德国古典哲学家，特别是黑格尔那里很为突出。有些新的术语显得很陌生、不顺眼。甚至离奇古怪而难以弄懂。

其次，黑格尔使用的有些术语，无论是“旧瓶装新酒”式的还是他自己新造的，随着他的思想的深入发展，也往往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不理解到这些变化，也会造成阅读中的困难。

再次，德国古典哲学代表着近代哲学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向辩证法思维方式的回复，而集其大成的黑格尔则是近代第一个自觉的辩证法哲学家。他所面临的头等任务，就是要厘清一切有关概念 (包括原先有的和他新造的概念) 的辩证内容，这就是：一方面在同一个层次上彼此并立的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另一方面在前后相继的层次上彼此相续的概念之间的辩证联系。如果在阅读黑格尔著作时，不理解他使用的哲学术语所标志的概念的这种辩证内容，那就会在理解上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

由此可见，读懂黑格尔著作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必须懂得他在论述其哲学思想时所使用的哲学术语，而要弄懂黑格尔的术语，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自己去研究黑格尔对其术语的说明、理解和使用，而别人对其术语的解释或说明至多只是“仅供参考”而已。这种情况也就决定了，如果说要提供一种黑格尔哲学术语的解释或注释以有助于学人理解它们的话，那么最好的一种注释方式，就是把散见于各处的黑格尔本人对其术语的说明、理解和使用集中起来，加以分析和综合而不掺人他人的观点和说明。这就是国内外一些学者所提倡的“用黑格尔注解黑格尔”的方法的一种运用。这种方法之所以是最好的方法，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使对这些术语的解释符合于黑格尔的原意，从而有助于学人通过对黑格尔术语的正确理解以达到原原本本地、地地道道地、原汁原味地理解黑格尔哲学的目的。

在《黑格尔辞典》里，我仅尝试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存在论的第一部分——“规定性 (质) ”中的重要术语作一“以黑格尔注解黑格尔”式的通释，并严格按照这些术语在黑格尔书中出现的顺序来解释它们，以便于同时理解黑格尔赋予它们所标志的概念之间的辩证的联系和进展。我的撰写工作得到了张世英先生的高度评价与赞扬，并说如果参加编写的人都这样就好了。由于参加的人员较多，也没有在每个条目下面标明撰写人的名字。这6万多字的文字 ，我后来作为附录收入我的《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书中。

黑格尔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气象万千。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探究仅集中于逻辑学的若干方面，旁及精神现象学、精神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不仅范围有限，成果也是沧海一粟。聊以自慰的是，回首自己既往艰难跋涉的笔耕途程，自己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能坚持自己的治学原则，“务求其新，必得其真”，这个”新”，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创新，只是在先行者的基础上再向前推进一点点，留下一个小小的脚印都是要下苦功夫的，何况我所探讨的问题都是事关哲学、哲学史的基本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当时学术界还没有人对这些问题作过这样深入的研究。现在有了电脑，求”新”格外容易，为有些人把自己以往的研究成果重新排列组合，改头换面，豪华包装，简单重复，追求数量，追赶时髦，随心所欲，我为在这种气氛下培养的学生而深深忧虑！

这个”真”，就是要求得真知，言之有据，符合逻辑，没有坚强的决心与毅力下决心把书”破”，搜索枯肠，殚精竭虑，在黑格尔哲学领域是难有一点发言权的，我的做法与现在学术界流行的浮光掠影，华众取宠，人云亦云，一知半解，急功近利、自封天王是完全背道貌而驰的。我遵循做研究就要严谨地进行，老老实实地进行，求得真正的心得，不绕行，特别是在翻译工作中是不能留死角与拐点的，不放过一点重要的细节，哪怕耗尽自己的有限精力，也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披沙简金，并非易事。我对黑格尔哲学的探索，大部分时间花在从第一手资料做起上，对思想资料的收集，分析，思考，比较，综合，找出逻辑的本质的关系，真正动笔的时间并不多，大部分时间好像是在‘发呆’。

不过，敝帚千金，我对自己在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还能守住自己钟爱的西方哲学史、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康德黑格尔哲学的阵地，哪怕一点点不足道的东西，哪怕是一孔之见，都是自己尽心尽力所获得的，就像对自己千辛万苦养育的孩子一样，是很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