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丨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的经验

现时代文明间的交流互动，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深度还是广度，与过去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上文明间交流、互鉴的经验，仍值得我们认真咀嚼与借鉴。

文明间交流、互动、发展有什么规律呢？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宗教的文化交流、互鉴的成功经验与未来前景如何呢？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社会科学院驻院研究员，山东嘉祥曾子研究院名誉院长。2017年获评世界儒学研究杰出人物奖及汤用彤国学奖。曾任国际中国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印度佛教于东汉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格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至隋唐时期蔚为大国，形成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等，终而与本土的儒、道文化鼎足而三。继而，儒释道融为一体，至宋明时期经过知识人改造，形成为道学（或理学），传到东亚，道学（或理学）成为整个东亚的精神文明。

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的会通也是文明交流对话的典范。正是在回儒学者以儒诠经、以回补儒、回儒兼修的良性互动中，伊斯兰教在明清时期实现了中国化，而且形成了回族。自此，伊斯兰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西学东渐主要是指基督宗教文化等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冲突又相融合的过程。十七世纪初，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华传教。经过曲折复杂的历史过程，不仅西方宗教，而且整个西方文化，包括科技文明传入中国。基督宗教逐步中国化了，它也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的发展过程中，中国本土的儒、道文明之所以能够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明在碰撞中交融，最主要的是它们有根本的相通处。以儒家为例，儒家文明与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文明既有区别、差异，又有内在的认同与深层的一致性。佛、伊、耶的戒律、圣训与儒家的训条、格言有相互会通处，双方在孝敬父母、生活伦理、教化民众、中庸之道等方面，在私德与公德上，也有深刻的一致性。儒家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五常（仁义礼智信），在佛、伊、耶的道德之德目中，大体都能找到相应的名目与内涵。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佛、伊、耶与儒家文明交流互鉴中，佛、伊、耶的大德大师在双方理论与实践的融会贯通上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如东晋大德慧远兼顾儒佛两方面的特点与尊严，对中国佛家伦理观与礼制的确立及中国佛教对王朝态度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隋唐天台、华严、禅宗的领袖与学者都致力于儒佛的融合。明末清初的王岱舆、清初的刘智，都是著名的伊斯兰教学者，他们深通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把伊斯兰教义与儒学结合起来，使两者交融互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于明万历年间来华传教，服儒服，读儒书，以汉语著述的方式传播天主教教义，并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对中西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文化、儒家文化在亚洲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中，在与诸子百家，特别是与佛道二教相互批评相互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所以硕果累累，延绵不绝，最为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儒家文化自身的性质：和而不同，兼容并包，开放多元，博采众长。中国文化，包括儒学，它的同化力、融摄力很强，善于消化吸收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因素与成果，壮大并丰富自身。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学”，并不是汉民族的专利，其中汇聚了历史上多民族的智慧，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同拥有的文化精神资源，正所谓“一体多元”“和而不同”。我国不同时空、不同民族、地域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不断交流融合，其中还伴随着中外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整个中国文化史可以说是一部各民族文化互动、融合的历史，是多元一体的中华各民族的文化史。

儒学不是中国的专利，它属于东亚各国。儒学自宋代以后，特别是明代以后，就是东亚社会共有的思想资源，日韩越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在尔后的发展中也形成了自己的儒学传统，都有创造性。儒家文化就在家国天下中，它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东南亚等地的发展，都是自然形成的，是很自然的过程，滋养了这些地域、社会的方方面面。儒学成为汉字文化圈的主要精神导向是自然形成的，儒学就是一种文明、一种修养，它浸润家国天下的各个层面。因此，儒学是一种社会形态和文化形态，它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宗教，它是一种儒家士人主导的文化，当然它有自己的知识系统、价值系统与信仰系统。

中国文化、儒学的发展史是“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历史，恰好证明了“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

今天，中国文化、儒学面临新的挑战，面临新的发展契机。首先是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此外还有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如人工智能）的挑战，以及现代公民社会个体自主自由意识和民主社会的挑战。儒学也需要自我扬弃与转型，它不可能像在传统社会那样包打天下，它在今天应与时偕行，吸取时代的精华，回答时代的问题。儒学自身有自由的传统，也可以在现时代借鉴西方文明而调适上遂，返本开新。

当前，人类面临科技与商业文明的挑战，儒家、基督宗教等传统所面临的共同危机是“超越”性的旁落与意义世界的坍塌。现代神学思潮企图消解神化，重视经验与过程，并日益俗世化，由他世的性格转变为现世的性格。由此来看，儒耶二者正可接近。在现代多元文化架构下，持守“即凡即圣”理念的儒家，比之基督教反而有一定的优势，可以把这一睿智运用于当下。

我们可以从伊斯兰教、佛教、基督宗教与儒家、道家传统中找到共识与普遍性伦理。比较宗教学启发我们重视儒家资源的终极性及人在现代的安立问题，发挥儒家在当代宗教与文明对话中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趋势正激烈加深根源意识并导致本土化的响应，地域、族群、宗教信仰、语言、性别、阶级、年龄的矛盾冲突屡见不鲜，有时甚至相当尖锐，这正是文明冲突与对话的背景，恰恰表明文明间理解、沟通与对话的必要。

文明对话、交流、互鉴的经验无非是两条：一方面，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健康发展，返本开新，创造转化，特别是不能封闭，而要坚持开放多元，对话交流，尊重他者，吸纳百家；另一方面，我们要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自有定力，反对随波逐流，迷失自我。今天我们处在更大的文化交流的时代，因此一定要有文化自觉，深入开展文明对话。文化自觉是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前提。我们首先要认识与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而尊重其他文明传统，这样才有益于自身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及世界各民族文明的相互理解、对话、交流与互动。

我们必须重视普遍价值。在杜维明看来，作为儒家伦理核心价值的“仁”，即忠恕之道够得上是全球伦理，或者说忠恕之道是普世价值的儒家表达。儒家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恕道，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消极原则，与之对应的积极原则是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仁爱，正是忠恕之道一体两面的展开。杜维明指出，这两条原则应成为人类“责任宣言”的基本原则。你的生存发展与我的生存发展不是零和游戏，而是宽容、沟通、双赢。他进一步指出，儒家“爱有差等”进而推己及人，恻隐之情的向外推展，及“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念，应视为人类与自然协调、平衡、和谐的原则。

近些年，我在前贤基础上提出了新六伦、七伦重建的问题，即对五伦做出创造性改造。新六伦或七伦之新，在于各伦增加了新的内涵，更强调平等、互动、互补，且增加了同事一伦与群己一伦。正常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有助于现代职业伦理的建构，正常的群己关系有助于新的社群、公民道德与文明间的对话。这两伦的健康重建，可应对个人与社会、国家、人群之间或陌生人之间的交往，乃至调整人类与天地、山河、动植物类的关系，处理好自我与他者的关系问题。 

儒学发展机缘巧合，有时代、地域的背景、制约与需求。儒学在今天中国大陆的复兴与重建，说到底还是自身的社会需要。经济发展了，社会安定了，自会有这种需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终究要找到自己精神信仰的归乡与故园。现在有的青年学子出现心理失衡，十分焦虑，精神包袱排解不开，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个人心理问题，或源自家庭，也可能是社会的因素。这可以用国学智慧来加以调节。中国传统的价值理想与人生信念，特别是儒、释、道、耶、回与宋明道学（或理学）中的智慧，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心理调节的资源，首先是人生的目的与意义的贞定，乃至宇宙意识的开发。中国文化中充满着生命与生存的大智大慧，需要我们慢慢咀嚼、体验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