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优越感并存的西方文明观

不同地区、族群的历史、传统、习惯等要素塑造了不同的文明，不同的文明塑造了不同的文明观。文明观在现实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都会有不同的反映。各种人类文明在价值上是平等的，都各有千秋，也各有不足。世界上不存在十全十美的文明，也不存在一无是处的文明，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对于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应该成为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对抗的理由。我们应该少一点傲慢和偏见、多一些尊重和包容，拥抱世界的丰富多样，努力做到求同存异、取长补短，谋求和谐共处、合作共赢。在西方文明仍占据强势地位的当今世界，我们必须深刻了解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的文明观，做到“知已知彼，百战不殆”，使中华民族立于不败之地。

冲突的历史塑造了西方文明观

当今世界，西方文明依然占据优势地位，西方文明观建立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中。西方文明观最为流行的观点是美国学者享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以及近代西方流行的白人优越论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明优越论。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文明优越论，其核心都是将西方文明放在其他文明之上，认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必然爆发冲突。在这样的文明观下，在现实政治、外交、军事等领域又引申出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认为新兴强国必然与守成强国发生冲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把“修昔底德陷阱”当成现实世界写照，并按这一写照制定对外政策，足见文明观对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有多么强烈。

西方文明观认为文明之间会产生冲突，“冲突”是这一文明观的核心概念。这种观念的产生既与西方文明内部的长期冲突有关，也与西方历史上基督教世界与非基督教世界的冲突有关。可以说，西方文明是基督教教义和战争交织下产生的文明，始终伴随着冲突和流血。这种独特的历史塑造了西方文明及其文明观，简单来说，西方历史在神权政治的主引下衍生出七大冲突，即神权与世俗政权的冲突、旧教与新教的冲突、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冲突、西方文明形态下国家与国家间的冲突、国家与社会的冲突、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这七大冲突与西方的历史如影随形，伴随始终。这七大冲突的产生、发展背景证明为何冲突论会成为西方文明观的核心要义。

公元五世纪中叶，西罗马帝国崩溃，原来遍及帝国上下的行政管理体系崩塌，西欧陷入分裂和混乱当中，各地区由国王、大公等大大小小的封建领主统治。原来的行政体系虽然崩塌，但此前形成的基督教体系早已遍及西欧，这一体系在剧烈的动荡中不但没有受损，反而成为唯一可以在西欧全境发挥作用和影响的体系，神权的影响在这一时期远远大于世俗政权的影响，成为主导西欧地区的权力支柱。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俗政权日益强大起来，对教权的控制愈发不满，国王们与罗马教廷的矛盾慢慢激化，最终引发代表神权的教廷与西欧各地国王、大公们的冲突。在这些连续多年的冲突中，由于世俗政权掌握的行政、军事等资源远强于教廷，教权很多情况下吃了败仗。世俗政权纷纷崛起，一个个王国逐渐统一，并开始对外扩张，各国之间又产生战争，在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争过程中，逐渐塑造起欧洲各国的国家、民族意识。

虽然如此，基督教仍有着强大的精神权威。十一世纪末，教皇号召基督徒们夺回耶稣诞生地耶路撒冷，此后至十三世纪末的二百年间，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战争持续不断。十字军连续八次东侵为日后基督教世界与伊朗兰世界之间的冲突埋下伏笔，这场冲突的影响直至今日。十字军东侵的副产品是客观上促进了西欧市民阶层的发展，长距离贸易和银行业由此产生，致富了一批聪明的市民和银行家，新兴阶层兴起，渐渐步入历史舞台。新兴阶层与贵族阶层为了利益的分割和持有既合作，又冲突，在欧洲各国导致一次又一次的革命。

十六世纪初，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引起罗马教廷的镇压，路德的新教正好给本来就对教廷不满的一些国家、地区以机会，那里的国王、大公们趁机改皈新教。遵奉罗马教廷的国家、地区与改皈新教的国家和地区发生激烈冲突，宗教战争遍及欧洲全境，杀戮之广泛和残酷超过几百年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长达几百年的冲突、战乱中，西方各国的军事力量空前强大起来。这个时期正好与地理大发现时代巧合，西方君主国具备了将军队投送到大洋另一端，甚至地球另一端的能力，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走上前台。

在西方文明主体的笼罩下，西方国家虽然有着一致对外的传统和习惯，但它们之间经常为了利益争夺而爆发战争，曾给欧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欧洲一个公认的常识是，中世纪以来，欧洲仅有两次较长时间维持了大规模的和平，一次是1815年至1914年，另一次便是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至今。除这两个时期之外，战争在欧洲是家常便饭。

从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可以看出，绵延不断，遍及内外，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类型冲突构成了西方历史的主线，深深浸透在西方文明的血液中。“冲突”成为西方文明观的核心。

文明观只是一种抽象的总结，但它通常反映在受这种文明影响的国家的政治、政策、经济、军事等领域，现实中这种例子很多，最近的例子是，2019年4月29日，美国国务院负责规划事务的官员斯金纳在公开的会议上语出惊人，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团队基于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斯金纳说，苏联和“冷战”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庭内部的斗争”，但中国是独特的挑战，因为中国的制度不是西方哲学和历史的产物。将非西方文明视为对手且制定作战计划，这在美国历史上尚属首次。这是典型的享廷顿文明冲突论的现实反映。虽然一些美国媒体对这种论调进行了批评，不久后，斯金纳也因别的原因被美国国务院开除，但文明冲突论仍深深植根于西方国家一些精英的头脑中。文明观对现实理念、行动的影响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既然有的文明观认为冲突不可避免，我们如果一厢情愿地祈求和平，和平不会自动降临。正如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的，“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

优越感是西方文明观的重要特点

历史上的冲突与战争塑造了西方文明观，这种文明观延伸至现代世界反映到现实的政治、外交、经济等领域。不可否认，西方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近现代西方文明中的科技因素为全球的进步和人类生活水平的改善作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西方文明也展现了它的另一面，那就是西方国家凭借着船坚炮利，以贸易之名将全球变为其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数百年间为了维持战争，欧洲国家的政治体制、军事体制、经济体制不断走向适应和有利于战争的形态。战争要求国家的各项制度必须对财政有强力的组织和调控能力，能够有效、有利地调动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西方国家对于财政的组织能力不断提高和强化，对军事、经济力量的集中和使用能力远胜于看似中央集权，实则相对松散的东方帝国。欧洲内部的好战促进了欧洲相对于其他国家在军事上的强大。从全球范围来看，军事上的强大，使西方文明下的欧洲各国具备了对别国进行战争和干涉的必要基础和条件。

在武力的开拓下，几百年间，贸易遍及全球，利润流向西方，滋养着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的近现代西方文明，这种模式下的全球化成为近现代世界的重要特点。当代声誉卓著的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指出，“我们西方的繁荣昌盛，以及我们西方人竭力为自己谋取的大多数东西，是用压迫和剥削其他孱弱民族的手段获取的”。毫不夸张地说，近现代西方文明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由于西方国家的强势，以资本主义价值为核心塑造起来的西方文明观早已渗透到全球的价值体系中去，成为许多人判断事务的天然标准。西方文明的优越感随之膨胀起来，为了西方的利益，对别国事务进行干涉在现代世界成为常态。

西方国家因其相同的宗教、传统、历史紧密地相互交往，以及相似的利益和性质而彼此联系在一起，因而有一个广泛的超越国界的公众舆论，使每个国家都保持着共同的习惯、思想和习俗。美国等一些国家与西欧国家有着密切的血缘、文化、历史等联系，虽然在具体领域有很多不同，甚至经常产生矛盾，但总体上都属于同一种文明形态，具有相似的立场和利益，对非西方国家往往采取不言自明的、协调一致的行动。无论几百年前，还是现在，每当西方利益受损时，欧洲加上后来居上的美国总是会心照不宣地进行紧密合作，对利益进行贪婪的抢夺，这样的例子在西方历史上极其常见。

对于西方以外的文明，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强势导致的优越感，西方国家习惯以居高临下的心态，企图对别的文明进行改造。例如，十九世纪晚期、二十世纪早期，“黄祸论”在西方世界甚嚣尘上，尤其在美国掀起多次排华浪潮，当时西方人视包括中国、日本等国在内的东方文明为低等文明。为此，西方国家有意识地在中国建立了许多教会学校，企图通过宗教、教育改变中国。二战后，西方还向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国家派遣大量传教士，希图以此逐步改变这些地区的文明形态。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西方国家曾抱以期望，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将变得和他们一样。这就严重忽略了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重大差异，无异于缘木求鱼。

自西方国家取得相对强势地位以来，在西方文明的侵略和压迫下，世界上已经消失了很多文明，例如，原北美洲的印第安文明、南美洲的玛雅文明、非洲内陆的各种小的文明形态等。日本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崛起成功之后，以脱亚入欧为荣，将西方文明置于其他文明之上，也是对东方文明的一种否定。

平等对待各种文明将成为未来的主流

面对强势的西方文明，其他文明和国家唯有自强，才有可能与西方文明展开平等的对话与合作。正如著名法国学者托克维尔所说：“强大是民族繁荣的条件。小民族经常是悲惨的，它们之所以悲惨并非因为其小，而是因为弱；大帝国之所以繁荣发达，并非因其大，而是因其强。强盛的实力是国家、民族繁荣甚至生存的首要条件之一。”文明并不会自动存在，它一定产生和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因而民族、国家的强大是文明强大的首要基础。

在强势的西方文明观主导下建立的现代国际关系，以为欧美利益需要服务为基础，这种格局持续至今。而今天，中国的复兴将要打破这种局势，这引起了西方世界的普遍恐慌，西方文明所认为的矛盾即在于此。时至今日，弱小民族、国家乃至文明受到西方强势压迫的例子不断在世界各地上演。如今它们又将手伸向香港，在香港制造暴乱，却依然打着文明的旗号，但这一次它们将遭到无可挽回的失败。

鉴于西方文明观的这些特点，我们有必要深入了解它的内涵，理清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如果不了解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不了解欧美外交的传统和特点，那我们在与西方打交道的过程中很容易吃亏。熟读西方人自己写的西方历史，对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了解当今世界将有极大帮助。我们经常讶异于西方的政治家、精英总是能够制定出长远的对内、对外战略，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他们的教育和成长背景，西方政治家大多具有深厚的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基础，他们对本国历史、西方历史有深刻的记忆、领会、理解和运用。以史为鉴在西方国家的实施远比我们为好。

随着西方国家近三百年前，在军事上走到了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前面，西方文明的内容伴着西方的军事扩张、侵略走遍全球，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未来，这方面的斗争、矛盾、冲突仍将持续。在今天的香港、台湾，以至将来中国的其他地区，我们仍将会见到西方一些国家继续保持着这样的做法，这是来自其历史、传统、文明的不变的基因导致的。

或许我们可以用西方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明西方文明观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当代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这样认为：“世界与西方的冲突至今已经持续了四、五百年。在这场冲突中，到目前为止，有重大教训的是世界而不是西方；因为不是西方遭到世界的打击，而是世界遭到西方的打击——狠狠的打击。”诚然，世界其他文明确实遭到过西方文明的狠狠打击，但那已成过去，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到来，平等对待各种文明将成为未来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