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斐伏尔与福柯在空间维度的思想对话

空间理论在列斐伏尔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股开启学术研究新视角的风潮，并在西方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著作《空间的生产》一书出版两年之后的1976年，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 在《地理学问题》的访谈中讨论了空间的问题，他认为在西方以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时间受到了过度关注，往往被视为丰裕性的、辨证性的和具有生命活力的概念，而空间则受到贬斥，被看成是固定的、非辨证的和静止的概念。这次讲演后来演变成了福柯1986年发表的论文《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Text/ Contexts of Other Spaces”)，其中，福柯认为19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史一直与时间的主题相纠缠，人们普遍迷恋历史，关注发展、危机、循环、过去、人的死亡等问题；而20世纪则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可能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由时间长期演化而成的物质存在，而更可能是一个个不同的空间互相缠绕而组成的网络，福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切入了空间与全球化问题的核心。他将空间与统治技术联系起来，指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他认为：“如我们所知，伴随着历史的发展、中止、危机与循环，以及过去长时间积累下来的各种主题，同时也随着逝者凌驾一切的强势及其对世界负有威胁性的冻结，历史成了19世纪困扰人类的最主要因素。……当今的时代或许应是空间的纪元。我们身处在一个同时性的时代：这是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散布的年代。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 (Foucault 22) 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影响了之后的许多理论家，这也包括著名文论家弗莱德里克·詹姆逊 (Fredrick Jameson, 1934-  )。从列斐伏尔到詹姆逊之间有一种 “后现代思想血统” (迪尔319)。在詹姆逊提出的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中，空间观念渗透其中。他指出时下的文化从时间为主导转向以空间和地点为主导：“我认为至少从经验上来讲，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精神体验，以及文化语言都被空间范畴而非时间范畴所掌控” (Jameson 64)；戴维·哈维 (David Harvey, 1935- ) 将现代社会中时间与空间的复杂交织命名为 “时空压缩”，他早年从第二帝国的巴黎出发探讨 “都市经验”，以及晚近更为杰出的以 “城市规划” 和 “人文地理学”的视野观照“后现代性的状况”；美国杰出地理学家、代表都市研究的后现代取向的洛杉矶学派领军人物爱德华·苏贾 (Edward Soja, 1940- ) 则是通过对洛杉矶的研究，把空间问题重新放置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提出了 “后现代地理学” 的构想，他在《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 Third 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 ImaginedPlaces, 1996)中系统回顾了列斐伏尔的思想，并在他的理论视阈中发掘了三维的空间辩证法，指出了第三空间的存在。

空间理论是了解文学文本背后的文化因素的一把利器，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社会冲突的根源所在。以上回顾了空间理论诸多方面，并突出城市在空间理论研究的核心位置。列斐伏尔和福柯作为空间理论的奠基人，共同预见到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他们为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空间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的法国思想大师亨利·列斐伏尔是西方学界著名的 “日常生活批判理论之父”，“现代法国辩证法之父”，区域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人。在他的理论视阈中，日常生活独立于经济与政治之外取代了马克思的工厂车间而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成了新革命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化的一个重要的压迫核心。在他看来，发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发现日常生活批判的认识论。在早期他主要是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异化特别是意识形态异化现象，作了分析与揭露。列斐伏尔的异化理论是与马克思早期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取向直接关联并以之为基础的，可以说是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直接生发出来的。所不同的是列斐伏尔进一步从更为广阔的方面和领域对异化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揭示和分析。

列斐伏尔认为现代性是与时间相联系的历时态概念，是空间与时间的枢纽，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上的无限扩张性与自我突破性。列斐伏尔作为 “都市研究” 领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强调指出空间性与社会性、历史性的思考应该同时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在理论视角。在他看来，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以空间性为存在方式，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是人类的主要生存活动。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特别强调了 “空间实践” (spatial practice) 在沟通 “城市与人” 的关系时的意义：“这涵括了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个社会形构特有的特殊区位和空间组合。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凝聚。就社会空间及以既定社会之成员与那个空间的关系而论，这种凝聚暗含了一个被保障的 ‘能力’ (competence)水准和一定的 ‘运作’ (performance) 水准……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匿了那个社会的空间；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它提出且预设了社会空间，当它掌控与占有社会空间时，便缓慢且确定地生产了社会空间。从分析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透过对其空间的释明而揭露展现” (Lefebvre 11)。依据他极富启发性的理论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间之中，社会过程透过空间而运作，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他群体界线 (如阶级、性别、族群等)，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立场、地域、边界、边缘、核心、流动等，都显示出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已的边界的机制。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向度”的角度来把握都市阶层与性别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列斐伏尔更加明确地探讨空间和社会再生产这一中心主题，借用空间/区城的冲突来取代阶级冲突，把空间特别是城市空间当作日常生活批判的一个最为现实的切入点。” (吴宁 352)

在列斐伏尔看来，“空间不是通常的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抽象逻辑结构，也不是既定的先验的资本的统治秩序，而是一个动态的矛盾的异质性实践过程。空间性不仅是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而且是再生产者。推而言之，空间不仅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历史性结果，而且更是其本体论基础或前提。生产的社会关系是具有某种程度上的空间性存在的社会存在；它们将自己投射于空间，它们在生产空间的同时将自己铭刻于空间,否则它们就永远处于纯粹的抽象。空间不是抽象的自在的自然物质或者第一性物质，也不是透明的抽象的心理形式，而是其母体及社会关系的一种共存性与具体化。” (刘怀玉 2006: 418) 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创造性地把空间总结为三个互不分离、同时存在的维度：一、物质性的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二、空间的表象化(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三、再现性空间（space of representation/ represetional spaces）；在这一空间性的生产过程中，人类主体总是包裹在与环境的复杂关系之中,人类主体自身就是一种独特的空间性单元。一方面，我们的行为和思想塑造着我们周遭的空间，但与此同时，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集体性或社会性，生产出了更大空间与场所，而人类的空间性则是人类动机和环境或语境构成的产物。作为城市社会学理论奠基人的列斐伏尔在空间化的理论转向过程中，发现了欣欣向荣、充满生机的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他在《城市的权力》一书中提出了城市权的观念，丰富了我们的城市规划想象。在这种都市化的日常生活中，人类将重新找回农业社会或古代社会节日喜庆那种快乐感觉与欢乐场面，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都市是生产意义和消费活动的场所，也是劳动与产品交遇的场所，是全球化冲突最激烈、最尖锐的地方，城市问题因此成为全球化矛盾的焦点，成了都市问题与更为隐蔽的文化问题的结合场所。

福柯则是从 “权力——权力的形态、实践、活动机制——入手，创造性地将现代社会描述为规训社会。……权力的性质、形态和机制变了，社会结构就随之发生变化，君主制有君主的独特镇压权力，古典时期有针对灵魂的符号——惩罚权力，现代时期则是针对身体的规训权力” (汪民安 263)。权力成为福柯揭示现实冲突内在机制的有效理论武器，他在讲述权力概念时，着力引入了空间的范畴，强调了权力是以空间层级体系的方式在社会中得以发散开来，以至无穷。福柯强调希望经由地理学概念重新解读空间、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他甚至宣称：应该写一部有关空间的历史。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福柯引入空间概念的目的在于颠覆以往的知识观和权力观以重写人类社会生活历史。福柯将权力定义为人们为特定社会中复杂的战略情势所使用的名字，它不是一个机制，不是一个结构，也不是我们拥有的某种力量；福柯的权力空间化思想产生于空间转向的思潮之中，并将现代社会的规训机制以地理学的方式系统阐释出来，使读者对身处社会的内在统治机制有了一个深刻的认识，同时了解了萦绕在现代人周围挥之不去的异化和挫折感的压迫之源，即空间化的权力。

福柯理论体系的着眼点在于探讨权力化的空间构形 (configuration) 对现代人的生活造成什么样地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上，话语理论是贯穿福柯整个研究体系的一个主要脉络，福柯通过话语理论切人现代社会纹理的微观化分析，为现代社会的权力演进和人类生存之谜揭开了认识的序幕。

在福柯的著作中，“话语” 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福柯关于 “人” 的全部讨论都基于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上。在福柯思想中，“话语” 从两个方面展示出其关键性作用：一方面，对于 “话语” 概念的独特界定，为福柯的批判性理论提供了一个基点；另一方面,对各种话语的描述和分析构成了福柯著作的主要内容，从而使话语分析成为福柯的基础性方法。人们一般用 “理论” 一词指称 “思想体系”，如果为了表述上的方便，也可把那些非体系的描述和分析称为“理论”的话，本文用 “福柯的话语理论” 代指福柯有关话语问题的思想。

福柯的话语概念与空间密不可分。福柯在《知识考古学》(1964)中用一种空间概念来界定话语，认为话语是外在性的空间，这与当时的研究方法迥然有异；他在论述话语的形成时特别强调话语的关系体系。……话语的关系体系即话语在不同学科间的空间联系，福柯把话语置于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和空间化的语境中。他试图突破传统的权力所用物的观念，用一种空间的概念——网络来阐释权力的运作机制、权力与知识和空间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从空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社会权力的运作方式。(周和军59) 因此，根据福柯的思想，如果想要准确把握权力的运作机制，必须从空间着眼，而话语作为外在性的空间建立了“不同学科的空间联系”，也必将在权力体系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如果说勒菲弗尔是从一般意义上关注社会的空间性,哈维从时空的后现代演化切入其论域，布迪厄透过社会空间实现对结构的解读，那么福柯从权力和知识的空间化进入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则明显有别于前述空间转向的代表人物，从而凸现了他在这一特定社会理论脉络中的重要贡献。” (何雪松 47) 列斐伏尔与福柯在思想体系上有着内在一致性，“20世纪70年代，福柯与列斐伏尔都对空间的问题感兴趣，两人的研究主题有一些相交点。1974年，列斐伏尔的巨著《空间的生产》出版,而在此前不久福柯发表了 ‘不同空间的正文和上下文’ 的演讲” (吴瑞财 42)。福柯与列斐伏尔一起共同宣布了一个空间时代的来临。他们在研究现代社会统治权力中建立了相互补充的理论体系。爱德华·苏贾在他的著作《第三空间》中对两位思想家的观点的交叉做了论述：“他们彼此都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的存在，列斐伏尔还对他在福柯著作中发现的比较含混的政治学和‘心理主义，倾向偶尔抨击过一番。列斐伏尔认为，福柯陶醉于个人主义却没有对 ‘集体性的主体’给予研究，他大量使用游移不定的空间比喻，使社会空间性的具体政治内涵变得模糊。福柯对权力/知识的理论概括具有多面性，但几乎很少顾及“服务于权力的知识和拒绝承认权力的认识之间的对立’”。(苏贾 56)

福柯与列斐伏尔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中的统治秩序问题上，不谋而合地发现了现代社会统治权力的微型化、日常生活化与非实体、非本质的分散化等特征，都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权力构成的巨大的阴谋或策略总体。与传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不同的是，列斐伏尔与福柯都认为权力主要不是自上而下的上层建筑的而是日常生活中发散的微观的实践。在列斐伏尔中晚期的许多著作中的引文中，特别是《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他对福柯知识考古学的结构主义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同时他又对福柯权力谱系学进行认真研究并借鉴其中的理论精髓(这反映在列斐伏尔的《论国家》一书中)。“列斐伏尔还是把马克思的历史哲学转换成为福柯与尼采意义上的权力谱系学，或者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宏观历史辩证法，改写成为微观的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空间辩证法与文化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区别关键不是个体还是群体，而是空间视野的转换。他不是执著于解决长时段的类群体解放的大事情，而是以长时段与宏观历史大尺度为参考系，着眼于当下的微观社区空间的日常生活解放与文化批判的小事情。……列斐伏尔最终还是放弃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宏观阶级主题与历史必然性叙述逻辑与思维方式，而诉诸福柯所说的微观的政治学。” (刘怀玉 2006: 422) 总的来讲，列斐伏尔与福柯之间既有对话的空间，也有难以沟通的壁垒。两位思想家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理论中都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在这个强有力的思想中介旗帜下，他们的理论殊途同归地交织在一起，构成具有内在同一性的整体。“日常生活” 对于列斐伏尔，犹如 “身体” 对于福柯或 “生存意志” 对于尼采一样，均是被形而上学理性或现代性所蔑视的低贱的领域。如果说福柯的权力谱系学，是将现代性权力视为是对身体产生压迫的庞大再生产机制，列斐伏尔的恐怖主义社会理论，则将日常生活的消费异化当作是一种有组织的压迫力量。但有所不同的是，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这种日常生活中的隐性恐怖主义统治权力机制是可以反抗的，是有通往自由光明的出口的；并且人们通过反抗，可以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空间。而福柯则认为，反抗是不可能的,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任何反抗都会引起新的统治形式。“早期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是和同时代的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卢卡奇的物化与阶级意识批判理论、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与文化工业理论等联系在一起的。而到了后期，他的‘消费引导性官僚社会’理论则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社会理论、福柯的惩罚社会理论等联系在一起的”(刘怀玉 2003: 21-22)。 爱德华·苏贾在(第三空间》中引述了列斐伏尔对权力的阐述,其中表达了空间与权力不可分割的关系：

由此看出，列斐伏尔的权力概念在空间领域中 “无所不在，” 甚至渗透到人们的精神领域，直接控制和影响现代人的思维方式。身体是精神的寓所，因此权力的最终作用对象正是身体。苏贾针对列斐伏尔对权力的定义指出：“从本体论意义上说,权力根植于中心一边缘的关系之中，因此也根植于第三空间的本体论之中。不过，权力的在场与缺场并没有得到清楚的解说或限定” (苏贾 38-39)。 苏贾认为列斐伏尔的权力概念在界定 “在场与缺场” 方面存在缺陷。

福柯对权力的阐述同列斐伏尔的观点具有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权力存在于空间框架中，以微观的方式渗透其间，无处不在。而福柯对权力的分析又超越了列斐伏尔，具有更系统更科学的特点。在他的理论视阈中，我们这个现代社会，根基于启蒙传统——它的理性、自由、平等作为逻辑基础和价值尺度造就了 “现代社会”。现代社会的原有理论基础直接抵牾于福柯发现的 “规训—机制” 社会。“规训一机制” 社会下，“空间一权力” 变成了一切秩序的基础，设定的纪律倒转为自由的基础，隐匿的权力耀目高悬，空泛的平等如土萎地。这样的翻天覆地的倒转只因空间因素对个体生存的介人。在封闭的空间里，能够发现唯一的对象,即身体。身体的皮肤表层，在个体的言谈之间，在个体举手投足的一刹，无不烙上来自 “规训” 的印记。在对权力的机制分析中，影响最大的是福柯所提出的规训性权力，这是著名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核心概念。“规训” 一词本身具有多义性，目前国内外对此术语有各种译法，如译为“约束”、“规诫”、“惩戒”、“监视"、“纪律”、“戒律” 等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出列斐伏尔同福柯对空间问题的态度具有根本上的相似性，他们的思想对话发生在对现代社会权力空间化的不谋而合的认识上，体现在管理的微观化和格栅化上，二者通过不同的理论体系揭示出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现代社会统治权力的微型化、日常生活化与非实体、非本质的分散化。他们都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由权力构成的巨大的阴谋或策略总体。时代造就了两位思想者在空间问题上的相互关照，两位思想者也同时召唤了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