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的“格式塔”转变的来临——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的重建与转型

小引:回顾近些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发现，讨论的焦点愈益集中于宏观问题，多为“宏大叙事”。这并非学者喜欢空疏造成的，而是问题本身的固有逻辑使然。前提性的问题不解决，具体问题就将因丧失赖以自我定位的特定参照系而无法确定自身，以至于难以突破。这一迹象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经深化到了不能回避范式重建与转型的阶段，从而预示着新的“格式塔”转变的来临。这显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的要求和表现。

1.“重读马克思”:着眼于解决问题

“重读马克思”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承认传统阐释有其误读成分。现在，“重读”工作早已不再局限于提出问题，而是着眼于解决问题并取得了积极进展。

“重读马克思”口号的提出，意味着承认传统阐释有其误读成分。现在，“重读”工作早已不再局限于提出问题，而是着眼于解决问题并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主要涉及:(1)马克思是不是“哲学终结论”者。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哲学”，如果把前马克思的哲学直接等价于所有可能的哲学，那么马克思肯定是终结了哲学；如果把哲学定位于人的存在的反思性掌握，那么马克思则开创了一种新哲学。(2)马克思有无本体论。这里的问题是实践作为本体范畴究竟是对本体的误解还是它的重构?传统本体论解决的是在者之在何以可能的问题，马克思并未离开这个问题域.只是给出了一种全新的原初基础。(3)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其他哲学的对话。在这种对话所导致的相互诠释、相互发明的意义生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开放性。(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定位。马克思的思想处于怎样的时代维度，属于现代还是属于后现代?这一坐标的确认关乎我们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5)马克思的思想史资源。过去一般认为马克思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唯物论，建立了自己的哲学，然后又推广到历史领域。其实，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对于马克思建立人的存在的现象学都有重要启示。古希腊哲学、基督教传统、浪漫主义思潮等都是不可忽略不计的马克思思想资源，不了解这些就难以深刻而全面地领会马克思思想。

但上述问题离真正解决都还有相当距离，可以说我们还任重而道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未来我们要做的事。

2.范式选择:理性与价值的统一

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是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的范式，它决定着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等一系列张力结构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体现和贯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和特有的研究范式方面，马克思本人为我们提供了楷模。理性与价值的统一是最能够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特质的范式，它决定着实证方法与思辨方法、历史尺度与道德尺度等一系列张力结构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体现和贯彻。以前我们只是沿着理性单向度地去阐释马克思，改革开放以来突出强调了价值维度，为主体性实现由认识论向存在论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但目前仍局限于外在地讨论理性与价值双重维度的关系，尚未揭示出它们在马克思哲学语境中内在统一的原初基础。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摆脱二元论的陷阱。二元论意味着本体论自足性的破缺，因而在逻辑上是不完备的。理性与价值双重维度当然植根于人的存在的二元分裂，但这只是一个事实。如何从哲学上把这个事实上升为反思性的规定，乃是今后需要从马克思思想中深入挖掘和阐发的。另外，还应按照马克思特有的运思方式，避免抽象地、非历史地讨论理性同阶值之间的关系，而是从这种关系的历史生成和历史消解的角度去考察其历史展现及其完成的条件。

3.马克思中国化:实践与反思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实践”。它应该成为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根本的方向和路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是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但尚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突破。也就是说尚未从学理上把这种中国化说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在这方面的研究中，人们大多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来理解。这其实是一种最为抽象的解释，不能说它没有道理，但总是给人以过于笼统和一般化的感觉。它似乎可以解释一切，却又等于什么都未曾解释。其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包含三层意思: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身外之物“化”为我们中国人本己的运思方式。在这种内在化的过程中，必然蕴涵着中西两种文化的视界融合。如何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而且在这种过渡中还能够体现出我们自己的创造，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我们始终面临的问题。二是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中国问题”。“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始终是晚清以来国人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历史任务。在今天，“中国问题”意识的自觉凸显，其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它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获得了真正的应用基础。理论的实现决定于理论满足实践需要的程度，因而是实践的要求选择了理论，而不是相反。“中国问题”的澄清，是彰显真实的实践要求的前提。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矢”来射“中国问题”之“的”得以实现的时候，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实际的真正契合，而非机械的和形式的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此才具有内在的意义。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遭受的历史挫折，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没有正确地了解中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所致。只有基于这种了解，“中国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才是可能的。三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语言”和“中国气派”。这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特征，它是直接决定内涵的内在形式。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需要中国的符号和风格。

这三者决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表现为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实践的，同时又是反思的，其完善有赖于实践本身的成熟。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实践”。它应该成为我们未来努力的一个根本的方向和路径。

4.体系建构:立字当头，破在其中

马克思不是那种去刻意营造体系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思想建构中缺乏一种内在地隐藏着的逻辑脉络。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把这个脉络发掘并再现出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隐秩序和潜结构，使之成为一种显在的思想系统。

马克思究竟是“终结”了还是“重建”了体系?这也是这些年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恩格斯说:“体系学在黑格尔以后就不可能有了。世界表现为一个统一的体系，……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这种认识人们永远不会达到。因此，谁要建立体系，他就只好用自己的臆造来填补那无数的空白”。不少人据此认为马克思不再试图构造任何体系。其实，否认体系可能性的理由是建立在对无限性的误解基础上的，认为自然界和历史的展开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仅仅在“恶无限”的意义上成立。哲学体系作为真正的无限性的反思形式，并不会因为无穷进展的未完成性而搁浅。这完全是两回事。因此，我们寻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体系，仍然不失其正当性。马克思谈到自己早年对伊壁鸠鲁的研究时说:“我确信这个体系……在伊壁鸠鲁的著作中只是‘自在地’存在，而不是作为自觉的体系存在”。他认为这种情形在许多哲学家那里包括晚近的著作完备地保存着的哲学家那里都存在。那么马克思本人的情况又如何呢?黑格尔认为，离开了体系，一种哲学思想就不可能客观化为超越主观随意性的逻辑形式，从而是不成熟的表现，因为它意味着这种哲学尚未摆脱哲学家个人偏好的限囿。诚然，马克思不是那种去刻意营造体系的哲学家，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其思想建构中缺乏一种内在地隐藏着的逻辑脉络。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在“重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把这个脉络发掘并再现出来，发现马克思哲学的隐秩序和潜结构，使之成为一种显在的思想系统。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成熟的标志和体现。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建构领域，未来需要重点突破两方面的难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初始范畴同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基础的关系是什么?我们既然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最伟大的变革，那么它在哲学的原初基础方面是怎样表达的?二是以什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始范畴才恰当?实践作为本体范畴是否可能，又如何可能?如果不在元哲学层面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新体系的基础就是欠牢靠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马克思语)。在哲学研究领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的各式各样方案和设想早已提出来了，如实践本体论、物质一实践本体论、社会存在本体论、交往关系本体论、实践一价值本体论，等等，几乎穷尽了各种逻辑上的可能性，却鲜见有按照人们所宣称的建构原则展开了的体系的真正诞生。长此以往，这种抽象原则势必缺乏生命力。因为思维经济原则表明，新理论若不能比旧理论更具优越性，其建立就是非法的。仅仅满足于抽象宣称纲领的新体系，又何以能够令人信服地取代旧教科书体系呢?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构来说，可谓“立字当头，破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