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聿丨凝炼和阐释构建哲学学术体系的学术命题

孙正聿哲学基础

学术体系是由一系列的学术命题及其相互规定所构成的逻辑化的命题系统。在构成学术体系的命题系统中，学术命题可以分为四大类：一是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它们是总体性的学术思想的结晶；二是作为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的学术命题，它们是具体性的学术观点的体现；三是作为逻辑环节和理论论证的学术命题，它们是逻辑化的学术体系的支撑；四是作为标志概念和术语革命的学术命题，它们是开放性的学术研究的原点。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为重要和最为艰巨的理论任务，就是凝炼和阐释这四大类学术命题，赋予这些命题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并在它们的相互规定中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本文集中探索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

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是构建学术体系的总体性学术思想的结晶，因而是构成学术体系的“灵魂”和“普照光”。凝炼和阐释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首要任务。

究竟如何“称谓”和“定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究竟如何凝炼和阐释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首当其冲的是厘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规定；而要厘清这二者的相互关系，又必须首先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及其“基本问题”的相互关系。因此，凝炼和阐释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最为重要的是重新阐释“哲学”“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四个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学术命题。

关于“哲学”的学术命题，不仅关系到对“哲学”本身的理解，而且直接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从而关系到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这是关于“哲学”的最为通行的学术命题。然而，马克思非常明确地把自己的“新世界观”与“旧世界观”严格地区别开来：“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正是在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的意义上，恩格斯同样明确地提出，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2。由此提出的最为严肃也是最为严峻的理论问题就在于：“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不是“哲学”？“只是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是什么关系？如何凝炼和阐释作为“新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并使之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而成为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灵魂”和“普照光”？

改革开放以来，在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也就是在凝炼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根本性的学术命题的过程中，之所以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各种“称谓”，之所以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定位”，其焦点就在于如何厘清马克思所指认的“改变世界”的哲学与“解释世界”的哲学的关系，就在于如何厘清恩格斯所指认的“世界观”与“哲学”的关系。厘清这些关系的实质和目的则在于，究竟如何阐释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沿着马克思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继续前进。这是“不忘本来”和“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实根基，也是构建具有“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因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其首要任务必须是在“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中凝炼和阐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这是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灵魂”和“普照光”。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相互关系的阐释，是直接地同如何理解和阐释“哲学的基本问题”密不可分的。恩格斯关于“哲学”的最为重要的学术命题就是：“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3。由此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就在于：其一，如何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如何从“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去理解和阐释“全部哲学”；其二，如何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基本问题”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如何从“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去理解和阐释“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否仍然是恩格斯所指认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或者反过来说，如何从“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去理解和阐释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也就是如何以“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去凝炼和阐释关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根本性的学术命题。回应和探讨上述三个问题，对于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质性意义。

究竟如何理解、阐释和对待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这个学术命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在于：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并不是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不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某个特定国家或民族的哲学的“基本问题”，而是规定“全部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规定“何为哲学”和“哲学何为”的“基本问题”，因而才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正是基于对“全部哲学”的总结和升华，恩格斯才凝炼形成关于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学术命题。而恩格斯之所以强调“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因为“近代哲学”不仅“十分清楚”地提出了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而且使之获得了“完全的意义”。4

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从实质内容上说，都是以思维规律把握存在规律，从而实现“思维和存在”在观念和行为中的统一。在这个意义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全部“基本方式”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它与人类把握世界的“其他基本方式”的原则性区别就在于，它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当作“理论思维的不自觉和无条件的前提”而去“把握世界”；恰恰相反，它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作为自己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批判地反思“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为人类认识和改变世界提供持续变革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在“哲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的意义上，也就是在“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社会功能的意义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才是“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这表明，只有自觉地和深刻地重新阐释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学术命题，才能在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中阐明关于“哲学”的学术命题，进而才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全部哲学”的关系中重新阐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

究竟如何理解、阐释和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关系？具体言之，“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哲学家们”用以“解释世界”的“基本问题”，还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全部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只是恩格斯关于哲学“重大的基本问题”的论断，还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认同的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回应和阐释这个重大问题，对于凝炼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根本性的学术命题，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意义。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的第一句话就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把能动的方面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5这十分清楚地表明，马克思正是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出发，简洁而明确地揭示了“解释世界”的“哲学家们”的实质：其一，“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在于“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因而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归结为直观反映关系；其二，“唯心主义”则是“抽象地发展了”“能动的方面”，因而又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归结为思维的能动作用；其三，包括“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内的“哲学家们”之所以如此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他们没有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值得深思的是，马克思在《提纲》中对“哲学家们”的批评，与恩格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焦点所展开的对“哲学家们”的批评不仅是高度一致的，而且是相互印证的。恩格斯指出：其一，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内容”方面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其二，唯心主义则只是从“形式”方面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其三，二者之所以或者只是从“内容”方面、或者只是从“形式”方面去看待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其根源就在于它们离开“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6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的高度一致，以及由此所实现的对“哲学家们”的批判上的高度一致，其最主要的理论成果，就是对究竟如何解决“哲学的基本问题”的高度一致。正是这三个密不可分的高度一致，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并展现了马克思的哲学道路。因此，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首先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解决所实现的哲学革命为实质内容的。

正是在《提纲》中，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以批判“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为前提，逐段深入地阐述了他称之为“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提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7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明确地提出必须以“实践”观点看待“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也就是必须以“实践”观点看待作为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对此，马克思又特别强调地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8

马克思的论述十分清楚地表明：“现代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从根本上说就是“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去解决“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变革了离开人的实践而“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全部以往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超越“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从而以“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去“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并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以“实践”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现代唯物主义”。

三、“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以“实践”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去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并由此凝炼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就必须对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实践”的“真实涵义”和“真实意义”做出深入的和深刻的阐释。而对“实践”的真实涵义及其真实意义的阐释，则直接引发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争论。这个争论，对于重新凝炼和阐释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命题，具有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更为重要的理论意义。

“实践”是“感性的人的活动”，然而，这种“感性的人的活动”并不是人的自然生命意义上的“感性活动”，而是“历史中行动的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感性活动”只有被理解为“历史活动”，才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才是本质上实践的人的“全部生活”。因此，在对“实践的理解中”，是否以“历史”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更为深层地规定着究竟怎样凝炼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学术命题。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以超越“对抽象的人的崇拜”为出发点，揭示了以费尔巴哈为标志的全部旧哲学的根本性缺陷，从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内涵。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费尔巴哈没有走的一步，必定会有人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对此，恩格斯还明确地指出，“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9这十分清楚地表明，恩格斯所指认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是从“抽象的人”转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恩格斯所指认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实践”作为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这就是“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问题。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0。马克思由此提出，人“作为人类历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11。正是由于“人”自身既是历史的“前提”又是历史的“结果”，因而“历史”既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又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即“历史的发展规律”。正是“人的历史活动”与“历史的发展规律”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代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与“实践”概念相比较，“历史”并不只是一个“过程”，即不只是“感性的人的活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断自我生成和自我否定的“结果”，即“历史中行动的人”所创造的“文明”。作为“文明”的“历史”结晶了人的“历史活动”，构成了人的“生活世界”，规范了人的“历史形态”，内蕴了历史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在最宽泛的意义上，“文明”的真实内涵就是“进步”或“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自身的“发展”。因此，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实质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历史”概念远不只是“活动”或“过程”的概念，而是以“文明”为真实内涵的概念；以“历史”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其“历史”概念远不只是关于“社会历史”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而是关于“人与世界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世界观”的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

以“历史”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以“现实的人”作为逻辑起点的唯物主义，是以“人的历史形态”作为内涵逻辑的唯物主义，是以“现实的历史”作为反思对象的唯物主义，是以“人类解放”作为价值目标的唯物主义，是以“辩证法”作为理论思维的唯物主义，由此构成的就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马克思的最伟大的功绩，首先就是“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这个伟大的“发现”，不只是变革了哲学意义上的“历史观”，而且从根本上变革了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以“历史”作为基本理念和解释原则去理解和阐释“人与世界”的全部关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是以“改变世界”的“世界观”去代替“解释世界”的“旧哲学”，是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现代唯物主义”构建“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正因如此，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根本性的学术命题阐释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其根本性的使命与担当来说，就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引导。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所开辟的哲学道路，不仅会强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和担当的理论自觉，而且会提升沿着马克思开辟的哲学道路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理论自觉。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2。坚持和发展以“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去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体系，首要的“基本理念”就是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和“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探索的重大理论问题就源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问题；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问题，则不仅深层地蕴含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着力捕捉、发现和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而且迫切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理论方式回应和回答重大的现实问题。因此，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的“基本理念”，首先就是以马克思的“改变世界”的“新世界观”为“导向”，破除一切“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从而“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极富洞察力地提出，“我们的时代”的根本特征和基本标志，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3。不仅如此，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理想出发，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4。诉诸“现实的历史”，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阐述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的“资产阶级时代”相比，20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和“个体社会化”，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空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把“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程度”极大地提升了。这不仅促进了人类文明的重大发展，也向人类文明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重大问题，进而提出了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历史任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阐发他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时就提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5把握“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时代性特征，洞悉人类文明变革的时代性问题，阐发人类形态变革的时代性内涵，这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使命，因而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与担当。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为重要的就是以“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引，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进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地“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