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终极关怀”

人作为有灵性的生物，对其生存意义之究竟不能不有所关顾，即通常所谓的“终极关怀”。而当终极关怀以终极思考的方式展示出来时，我们就有了哲学。哲学思考要穷源尽委，往往以追索终极真理为目标，终极真理不可能存在，思考的目标实难达到，但充当思考动力的终极关怀却源源不绝地在发动着。一方不停地推进，一方又始终落实不到目标，于是哲学永远行进在途中，这也便是很多人之所以迷恋上哲学思考的缘由。

说哲学“永远在途中”，并不意味着它停滞不前。恰恰相反，它经常呈现为不断前进、变化的运动过程，具体表现形式便是哲学史上反复出现的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的努力。严肃而深思的哲学家们每提出一个新问题，往往就能打开一片耐人探究的新领域，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采取的各种尝试，亦为充实与丰富这方面领域的探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哲学便是这样不断地更新和拓展着自己的思维空间，并藉以促成人类思考方式愈益向前发展。相比之下，我个人似更倾向于提出问题的重要价值，我认为其对于思考方式的更新具有决定性作用，至于为解答问题所展开的种种努力，尽管也有助于促进人们的思考，尚非关键所在，因为各个领域的问题都必然要关联到哲学本原问题，而说到底，“本原”是不可能予以彻底“解决”的（那样必然会陷入对“终极真理”的迷误），一切为解答问题所作的努力，再好也只能达到在这个领域内穷尽其可解数的程度，且最终会证明这个领域和这条思路自身仍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从而提示人们必须转换思路，以寻觅新的问题切入点和新的思考方式。

这样一种由提出问题与解答问题交相更替轮回而构成的运动轨迹，已为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所证实。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的关注重心，有一个由本体论转为认识论以至语言论与生存论的演进过程。两千多年前，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思的发端以直接追问什么是世界（存在）的本原为标志，这个习惯延续了很长的时间，一代又一代的哲人为之绞尽脑汁，给出众多不同的答案，而终不免陷于“独断”。近世以来，随着工业文明和实证科学的兴起，人们意识到需要将思辨建立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之上，遂转而探讨人自身的认识能力，试图弄明白人能不能认识或怎样才能认识世界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认识论转向”。“认识论转向”为哲学研究开辟了广阔的活动新天地，致使客体与主体、思维与存在、感性与理性、经验与超验之类范畴及其相互关系的辨析填满了人们的思维空间，各种唯物论与唯心论、经验论与先验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的思想体系亦同时并出而相互争鸣，但究其竟，终未能真正揭示人的意识活动的奥秘，更不用说通过认识能力的考察来追溯存在的本原了。

19、20世纪之交诞生的西方现代哲学，以两种新的提问方式开启其行程，那便是时下为人津津乐道的“语言学转向”和“生存论转向”，这两个“转向”在晚近有合流的趋势，而初起时显然是分头并驰的。“语言学转向”明显地延续着前一阶段“认识论转向”的航道，以规范和界定人自身的能力为标的。人们设想：思维和语言是一体的，既然人的思维活动比较玄虚，不易揭示分明，何不从具有明白形态的语言入手来界定思维的逻辑结构，进而测量思维（即认识能力）所可能达到的范围与限度呢？因此，如果说“认识论转向”的用意在于通过考察人的认识能力以寻求把握“存在”的渠道，那么，“语言学转向”的目标则是要通过规范人的语言能力以界定思维活动的限界，更进以界定“存在”所可能为人开示的限界了。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凡是可说的东西，都可以被清楚地说”，“凡是不可说的东西，必须对之沉默”，恰恰为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提供了基本的准则，其被奉为现代语言哲学的圭臬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物之间的联系并不如此简单。经过一个世纪来的反复辩难，我们已经知道，对于“可说”的对象，未必皆能说得那么清楚，而对于“不可说”的东西，也自有别样的表述方法让其得以呈现。这表明，人与其所处世界之间的关联是异常复杂而深刻的，单从语言能力甚至思维能力来界定这种关联，远不足以充分显示其内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还须另觅其他途径。

跟“语言学转向”同时并起的“生存论转向”，其始作俑者或可上溯至19世纪中叶的德国哲学家克尔凯戈尔与叔本华，而后经尼采、柏格森诸人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予以发扬，以迄20世纪中叶的存在主义思潮而蔚为大宗。这派哲学家的思路迥乎不同于认识论和语言学的路子，总的说来，它并不企图由检讨人的思维或语言能力来测度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却干脆将世界本原（“物自体”）的问题放逐到视线之外，于是哲学便成了单纯的人生意义的设定，其以“生存论”命名盖缘于此。前曾述及，哲学思考实起于人的终极关怀，其中自应包含每个人对其生存意义的设定，就这个角度而言，“生存论转向”乃是归返到哲思的初衷上来，其具有合理性自不待言。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哲学之为终极关怀而又区别于宗教信仰或道德信条，恰在于它要以终极思考的方式来表现自己，也就是说，探究世界的本原、人的本性乃至人与世界的本然关系，乃是哲学思考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人为自己设定生存意义的根据所在，而若将这类“形而上”的思考一例放逐出哲学门墙之外，则哲思与普通的人生信念表白又会有什么差别呢？聆听着这样的教言，感受哲学家自身的人生感悟，虽也能餍心悦耳，萦动情怀，终不免有诗意朦胧、理致不密之憾。更有甚者，由于西方人的观念长时期来局囿于一种片面化的人本主义思潮，视“人”为万物的主宰，整个对象世界仅只是供人取用的资源，从而产生天人相分、主客对立的世界格局。在这一思想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生存论哲学，决然地走向突出主观意志力量、夸大个人精神作用的道路，生活的目的常被归结为自由意志的自我选择与自我实现，于是个体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天然纽带便不可避免地趋于脱节。正是这一难以克服的疏离感乃至断裂感，造成人的生存意义的巨大失落，给当代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精神危机。

有鉴于此，西方思想界里的一些有觉悟人士，开始重新寻觅人与世界的本然联系，如海德格尔的“本有”说、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以及大卫·格里芬诸人倡扬的生态伦理与生态哲学等，均反映出这一新的动向，虽未成大气候，而先机实已肇萌。反观东方智慧，则“天人合一”自是我们一贯的理念。我们的先辈从来就是将世界看作为一个整体，人与自然、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同属于这个整体，根株相连，休戚与共。也正因为它们共生、共存于这个整体之中，万事万物之间才可能发生相互摩戛、相互推移乃至相互转化与生发的作用，进以促成“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自然与人皆属于生命现象，“天人合一”（即世界的整体性）即合在这个“生”字上。人作为自觉生命的存在，固然有别于一般的自然生命现象，但自觉生命本从自然生命演化而来，且即使演化为自觉生命形态，亦仍须以自然生命为其底基，这里充分体现了世界的统一性与整体性。由此看来，生存论哲学若是真要为人的生存设定意义，决不能撇开自然生命和人类群体生命的存在来侈谈个人的生存，而必然要求对人生与整个世界的观照能有一个大的视野，要把有关“存在”的本原问题以及“人”与“存在”的本然关系纳入考察的范围，换言之，便是将哲学的“生存论转向”改造成真正的“存在论转向”，俾使长期分割的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两种思想传统得以综合贯通，这或许会构成当前哲学史上所可能提出的又一个新问题域场，并进而引起新一轮的深入思考。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跟踪着哲学行进的步伐，我们绕了一个圈子，最终似乎回到了它的起点，那便是：由追问“存在”的本原来确立人生的意义，藉以实现人的终极关怀，这不正是古希腊贤哲们赋予哲学的使命吗？但思考决不会简单地重复。我们不再像古代哲人们那样去孜孜于求索出某个恒定不变的实体，设作世间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本根，却要将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视以为世界的本然。我们也不会像近世哲学家那样一力注目于人的认识能力或语言形态，用以界定人与其对象世界之间的关系，要从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总体关联及多重性交涉上来把握这一复杂的关系。当然，我们更不会为突出个人的“自由意志”，生硬地将客观实在从自己的视野里一笔勾销，乃是要极力维护世界的整体性，使天人、群己、人我之间既分又合的存在方式与互动作用得以凸显出来。应该说，这里孕育着一种新的哲学思考路向，它是由人们当下生存状况中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所引发的。新的思考能否适应这类新问题，只能拭目以待，但新的思考也许能让不断演进着的西方哲学同古老的东方智慧接上茬，这个动向似可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