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经与神学之间

长期以来，在中国学术界基督教神学和宗教哲学研究领域，人们在对神学思想史上的众多学者及其思想表现出足够重视的同时，对于《圣经》文本自身的神学思想却有所忽视。这固然与《圣经》文本自身欠缺现代逻辑意义上的思辩性有关，但也体现出中国学术界一段时间内对《圣经》的陌生和隔阂。近年来，国内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开办宗教学专业，基督教研究蔚然形成新的学术风气。但受以往学术范式的影响，上述情形似乎仍然没有根本的改观。以至于国内的基督教研究常常被理解为基督教哲学研究，即偏重于形而上的思辩和哲学史的方法，对于很多神学家、哲学家甚至已经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但恰恰对这些思想的母体——《圣经》本身的文本和知识知之甚少。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不该有的学术分野，即“基督教哲学”研究在哲学系和宗教学系，而“圣经研究”则常常属于宗教系统的神学院校。这是很不正常的。

在这种背景中，我们欣喜地读到了赵敦华教授的《圣经历史哲学》（以下简称“赵著”）。作为一册流传甚广的哲学史著作《基督教哲学1500年》的作者，赵敦华教授此册新作别有用意。他敏锐地看到，脱离了哲学的圣经研究易流于信仰的简单注脚，而脱离了圣经的基督教研究则又不啻于是纸上谈兵、空中楼阁。因此在这部新著的开头他明确地修正了自己以往遵循的学术范式：“基督教哲学实质上是圣经哲学，我过去理解的基督教哲学不是圣经哲学。”对于一位功成名就的学者，进行这样的一番“自我否定”是尤其应该引起读者关注的。

但是，这部著作又不是单纯的“圣经哲学”，而是在标题中就赋予了“历史”在圣经哲学研究中的优先地位。也就是说，这部著作没有简单地叫作一般神学研究中常见的“圣经神学”或者“圣经批评”，而是一部关于“圣经历史”的“哲学”研究，即基于《圣经》文本的历史哲学著作。从题目上来看，这部著作至少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既探寻圣经历史发展的规律（本体论），也反思历史叙述的来源和方法（认识论），这就使得这部以哲学为思想方法的著作，同时在宗教学、哲学、历史学三个领域中体现出交叉学科研究的前沿性来。

该书上卷重点处理旧约即《希伯来圣经》部分。众所周知，希伯来圣经研究，历来有犹太教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之分别，前者把39卷按照“圣书—圣传—五小卷”的方式做出区分，后者则多概括为“律法书—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等四大类。两种学术范式在中文世界中均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问世，前者如李炽昌、游斌《希伯来圣经五小卷研究》以及陈贻绎《希伯来语圣经》等，后者则以众多《旧约概论》类专、译著为代表。但赵著则基于哲学视角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研究框架，即“一神论—产业—君王—先知—祭司”。这种研究框架既贴近了以色列民族宗教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又突破了传统的划分，从新角度梳理了旧约的历史叙事，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基督教研究的学术背景——以《旧约》为《新约》的铺垫，奠定一神论的信仰基础，从而为耶稣基督这位天国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出场做出铺垫。

在下卷中，作者用了相似而稍短的篇幅重点处理新约历史哲学。对于圣经神学的研究者来说，在一部著作中如何敉平《新约》与《旧约》之间的文化差异和内在张力，是对于研究功力和学术背景的一个极大挑战。这是因为《新约》和《旧约》有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文化基础、研究方法以至于信仰立场。因此在国际学术界，研究者常常只是在《新约》或者《旧约》中间专研一个领域，能够兼顾者不多，而能用一种统一的进路完成对新、旧两约的整体性阐述者更是寥寥无几。而本书的一大特点，便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和阐释进路贯穿于新、旧两约，虽然采用的是不同的写作体例，但对于《新约》的分析同样引人入胜。特别是作者在新、旧两约之间进行了许多关联性的阐释，这对于以基督教为背景进行的此番研究来说是极其必要的。

在阅读过程中，笔者也有两个问题始终萦绕于脑海，希望借此机会就教于作者和方家。

第一，“圣经历史哲学”和“圣经神学”两个研究领域之间是何关系？众所周知，神学研究历来有系统神学、圣经神学两者之间的“汉宋之争”，前者抨击后者缺乏理论体系，后者则认为前者在圣经本体之外增加的理性、传统和启示等来源冲淡了《圣经》文本本身。但是在以往，这只是神学研究领域内部的争论，现在作者提出“圣经历史哲学”的研究范式，是否有某种调和这两者冲突的用意在？如果有，则“历史”与“哲学”究竟应该在圣经研究中形成何种关系？（并列？递进？）这种研究范式与“圣经神学”的根本区别何在？仅仅以“拯救史”的视角涵盖整部《圣经》，是否也遮蔽了《圣经》研究的其他可能性？

第二，如果说作者的前一部基督教研究专著《基督教哲学1500年》过分强调了《圣经》之后近两千年的神学历史的话，那么这部纯粹研究《圣经》的学术专著，是否又有所忽视后世神学家对于《圣经》的解释史？对于作者来说，这两本书的楚河汉界当然是泾渭分明的，但对于读者来说，特别是仅仅阅读了其中一部的读者，则这样的区分是不是又有意疏远了二者之间的距离？也就是说，笔者感觉在《圣经历史哲学》和《基督教哲学1500年》这两部重要的学术著作之间，似乎还应该有一些过渡性的环节，在《圣经》本身和一部基督教解释史之间建立联系，而这同样也是中国读者所需要的。

提出这些问题，或许是因为本书缺少一个长篇的“结论”来总结和阐明作者的全部立场和研究结论，这对于笔者来说似乎有些意犹未尽。笔者特别希望见到作者对于《圣经》文本和此后的基督教哲学之间的历史联系的阐述，以及作者从事此番“历史哲学”研究的心得与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