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时代：“人人都是德里达”

时至今日，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所创用的“解构”一词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而以解构思想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更是蓬勃发展，它们无一例外地要求打破既成传统所规定的种种秩序，要求突破限制创作的枷锁，显示出一种不可遏制的自由精神和生命活力。

　　1952年，美国先锋派音乐家约翰·凯奇（John Cage）创作的钢琴演奏曲《4分33秒》首次在伍德斯托克公演。这首没有任何音符、被人称为“四分半钟的寂静”的乐曲，因其摒弃任何传统的演奏技巧和作曲方法，曾引发大规模的抗议。与此同时，它却也打开了一种时空交错的无限可能性。这种反对固定程序、强调艺术自由的精神，恰恰与后来大行其道的后现代思潮意气相投。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生前曾对解构精神在建筑设计中的自由创造极为称赏。美国设计师彼得·艾森曼（Peter Eisenman）于1989年创设的卫克斯那艺术中心（Wexner Center for the Arts）即为此例。这个以中世纪的城堡作为原始模型，却被灌输以一系列切割的复杂性和破碎感的复杂建筑，使得传统的建筑元素发生了极大变形和移位，进而使人在视觉外观上形成一种非中心性的凌乱感和不确定性的模糊化特征。德里达对此肯定地说，解构“既要破坏旧的文化，又要建造新的复杂事物”。

　　诚然，今天仍是“一个具有某种解构主题的时代”，解构活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种强调反叛性、非中心性、不确定性和多元性的后现代思潮一经传入中国即引发了广泛关注，并随即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发生了深刻影响。

　　就文学来看，出现于1980年代的先锋派小说、新写实主义等文学现象就初步显示出鲜明的后现代特性。作家们大多开始对文学的“载道”、“启蒙”传统进行反叛，提倡一种消解理想、躲避崇高的创作趋向。文学的创作因此成为一种肆无忌惮的文字“游戏”，充满着对于神圣、崇高的调侃和戏谑，如王朔的小说《顽主》、《玩的就是心跳》等。不仅如此，当代作家还主张拒斥表现历史本质，取消文学的深度模式，采用一种“零度情感”的平面化写作方式，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先锋作家莫言甚至说，文学无非是一种发泄，作为发泄而言，文学也是人类的大便。

　　在影视作品中，这种后现代特质表现得同样明显。比如1990年代备受追捧的周星驰电影，其夸张的“无厘头”式恶搞风格，深入的精神内涵，都与后现代主义有着血缘上的相通之处。其影响甚大的《大话西游》，充满了对唐僧、孙悟空形象的戏谑和颠覆，同时又将自身引领到一种充满无限可能的自由创造之中。与之类似，网络上开始流行起无数对于红色经典的恶搞，曾引发极大震荡的《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就被斥为是“败德行为”。这种通过拼贴、剪辑、配音等技术手段对传统严肃作品进行解构的行为，某种程度上也暴露出后现代文化现象中的快餐式、娱乐化、浅平化的特点。

　　此外，这种风尚还对当前的建筑设计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杭州的“比基尼”大楼、苏州的“大秋裤”大楼、深圳的“超短裙”大楼等等，而北京的798艺术中心，几乎可说是解构主义的演练场。

　　可以说，以德里达解构理论为代表的后现代思潮正流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对20世纪后半期以来整个人类的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大冲击，以至于“解构”成为一种幽灵性的存在。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不约而同地受到“德里达的幽灵”的纠缠，正如提姆·卡瓦诺（Tim Cavanaugh）所说，“现在我们看到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现在人人都是德里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