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学“言意之辨”与语言的转向及其意义

蔡彦峰哲学基础

“言”“意”是魏晋玄学的基本范畴，魏晋玄学正是以“言意”关系的探讨为基础而建立的，同时玄学又进一步促进了“言意”观的发展。从残存的文献资料和零星记载可看出当时在“言意”问题上的激烈争辩，如嵇康有“言不尽意”论，欧阳建有“言尽意”论，殷融有“象不尽意”论，王弼有“得意忘言”论，王导有“言尽意”论等。但是在玄学的思想背景下，这一时期的“言意之辨”最重要的意义，是接续了老庄探讨语言与本体关系的“言意”观，并将这一问题推进到本体层面的理论高度，因此“言意之辨”也成为注重本体思辨的玄学清谈的一个重要论题，促进了“言意”观的发展。

　　玄学贵无贱有，因此在“言意”关系上重“意”而轻“言”，这一点在王弼“得意忘言”论及嵇康“言不尽意”论中都体现得很明显。比较特殊的是王导，《世说新语·文学》载王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王导所言三理皆是当时玄言清谈之主题。但是在“言意”问题上，王弼等人认为玄学本体是绝言超象的，因此王导“言尽意”在当时玄学思想背景下可以说是比较新奇的。从王导等东晋玄学名士的清谈中，可以比较直观地看出当时的兴趣所在，并由此了解王导“言尽意”的基本性质及其意义。《世说新语》有几条关于玄言清谈的记载颇值得注意，如《文学》篇：

　　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坐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辨其理之所在。

　　遐以辩论为业，善叙名理，辞气清畅，泠然若琴瑟，闻其言者，知与不知，无不叹服。

　　从这些记载来看，当时玄言家们在玄理清谈时竟“未知理源所归”，而听者亦但叹赏其言语风度之美，而“不辨理之所在”，甚至听不懂清谈内容的人也为其辞藻声韵之美而叹服，说明当时的玄言清谈的兴趣已从玄理论辨转向对清谈的语言和风度的欣赏，故颜之推《颜氏家训》谓清谈“宾主往复，娱心悦耳”。这种转变的意义是语言在事实上被提高到一种主导性的地位上来，不再是一种传达的工具而就是目的本身，语言不是由玄理支配的，甚至可以说玄理依附在对语言的欣赏之中。语言的主体价值的确立是“言尽意”论产生的基础，从这一点来讲，王导“言尽意”论中，语言已具有本体的意义，言、理不能相与为二，可以说这乃是一种“语言的哲学转向”。

　　东晋玄言清谈所体现出来的这种语言观，与王弼“得意忘言”、嵇康“言不尽意”截然不同，也不同于欧阳建探讨的语言与形而下意义上的“言意”观。王导之所以能够发展出新的“言意”观，建立新的语言观，一个基本的原因是郭象之后玄学在义理上已几无新的发展，语言的转向成为清谈发展的必然选择。从《世说新语·文学》的记载可以清楚地看出时人清谈兴趣之所在：

　　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过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王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所谓“注神倾意”“流连不已”主要皆源于对清谈语言之美的欣赏。又《世说新语·文学》载：“支道林初从东山，住东安寺中。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王与支语，不大当对。王叙致作数百语，自谓是名理奇藻。支徐谓曰：‘身与君别数年，君义言了不长进。’王大惭而退。”清谈甚至要提早撰构语言辞藻，已颇近于文学创作，而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支道林所说的“义言了不长进”，意思大概是说清谈之语言能力无所进步，可见时人对语言之重视。这一点体现了玄学影响下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化，语言由传达工具转变为具有独立价值的审美客体。在东晋人看来，“意”就在“言”本身之中，“言尽意”也就是《庄子》说的“技进乎道”，“言”和“意”在本体的层面上实现了统一，语言本身就是本体，这就是王导“言尽意”所体现的语言的哲学转向，语言观的这一转变对文学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东晋人将新的语言观应用于文学的欣赏与创作之中，时人对诗文佳句的欣赏，即明显体现语言观上的转变。如《世说新语·文学》载：谢公因子弟集聚，问：毛诗何句最佳？遏称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公曰：訏谟定命，远猷辰告。谓此句偏有雅人深致。这种对诗歌语言本身的鉴赏，与儒家对《诗经》的政治伦理学的阐释是完全不同的。又如《世说新语·文学》载：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这些都可以视为文学批评，而其着眼点皆在语言本身。东晋人的诗歌创作更明显地体现了语言观转变对文学的影响。东晋是玄言诗的时代，被后人批评为“淡乎寡味”的玄言诗，在当时人看来却是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的，如简文帝评玄言诗代表人物许询的诗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答许询诗》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粲如挥锦，琅若叩瓊。”从音韵、辞藻高度评价许询的诗歌。简文帝所谓的“妙绝时人”其实不在于诗歌表现的玄理之绝妙，而在于其语言本身。这一点在东晋玄言诗中是很明显的，如孙绰《兰亭诗》：流风拂枉渚，停云荫九皋。莺语吟修竹，游鳞戏澜涛。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时珍岂不甘，忘味在闻韶。“携笔落云藻，微言剖纤毫”两句，可见诗人在玄理的剖析中亦重视语言辞藻之美，故曰“云藻”。

　　王导“言尽意”体现了语言的转向，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对传统文学语言观的解放，语言由传达性的工具转变为具有独立价值的主体，正是语言观的这种转向才使文学作为语言艺术这一本质得以真正的实现，这是古典主义的一个基本维度。但是语言的这种转变事实上并不是从王导“言尽意”论才开始的，西晋诗人在创作实践中对语言辞藻之美的追求，事实上已体现出与此前诗歌完全不同的语言观，如陆机《拟今日良宴会》云：“高谈一何绮，蔚若朝霞烂。”就是对语言自身之美的赞赏。应该说语言主体性的确立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西晋的诗风流变已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一进程的开始，从而与汉魏诗歌以抒情言志、表现现实为艺术本质的诗歌精神呈现出较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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