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体诠释学：对诠释传统与现实的兼综观照

诠释是经典文献原初义理与后续时代理解需求相接通的语义桥梁。阅读与理解因何需要诠释？语言形态的时代变化是一则主要动因，它导致着后续时代的理解诉求。诠释体现后续时代对前代典章及其原理的新义阐发。人类对于前有文化的继承，主要是通过诠释方式实现的，犹如对于异域或旁系文化经过比较融通而选择吸收一样。中国拥有深邃而系统的诠释学体制。春秋至近代对经典文献思想义理进行详细解释的学问，就是世界少有伦比的中国诠释学，在经典认识领域即是儒家经学，此处所说诠释学是外延大于经学解释的概念，它们是中国哲学自经典原理之后得以新拓展的主流管道。古典的“章句训诂”诠释——中古的“义理发挥”诠释——现代的“本体诠释”，是中国诠释学的语义链条的三截段。

一　古典“章句训诂”诠释使经典义理焕发新机

古典诠释洋溢着拓展中国哲学思想的语义精神。经典文献本文、时代古今差异、文字话语变迁、后续理解困难、诠释主体意图、诠释文体品格、诠释语义形式，是中国诠释学体制的基本质素。诠释包涵着诠释主体对文本语言义理的哲学发明，体现着中国特色、风格和气派的语义哲学精神。经典文献之先行与诠释文体之晚出，表明诠释是晚于经典文献的后世注释活动，诠释仅仅依赖于原初文本文字话语，犹如河海关系中的先河而后海一样。

经典文献及其原理是诠释的文本源泉。经典载述着先哲探究事物起源及其法则的原始要终之理；文献阐述着典籍与宿贤的思想义理；传统诠释以“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的方式，递进开新着对曾经文论的语义认识。经典、文献、传统诠释的多阶性文本及其思想观念的散在分述，是中国哲学的非专门文本的散布存在形式。伽达默尔基于西方文献的历史与实际，认为：“经典以一种超常的方式揭示出世界真理，所谓超常方式是指它既奠基于特定时代，又超越它的时代而为后世所接受。”伽达默尔的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理解中国文化经典的意涵，是一则很富意趣的印证。

古典诠释的文本与语义对象是《六经》。《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是夏商周三代多位圣哲抽象而概括礼乐文明生活的成文结晶，其所成书的时代，与印度元典《吠陀文献》、《奥义书》和《佛经》、波斯元典《古圣书》、希伯来元典《圣经》及其《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希腊元典《荷马史诗》和《理想国》与《形而上学》一起，在公元前六世纪前后的一千年间成文，为世界学术文化共识的历史“轴心时代”的中国经典。《六经》所涵载的思想原理，给民族及其成员带来了深长的观念文化信念，它们以元初书籍的文本形式，载述着中国哲学的思想原理，这原理就是“历史轴心时代”已经成熟的社会观念的思想学说。

原理昭示思想家学者群体对历史生活在长时段观念文化文明与臻善的理论概括。《六经》怎样呈示其对中国观念文化的原理呢？它们分殊在历史生活的多维之域，《庄子·天下》曾给出了明喻世人的概说，即“《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检思社会生活的维度与方面，人们不难理解它们对社会生活及其观念的概括，《易》概摄变化移易法则的观念，《书》概摄社会政治实践的观念，《诗》概摄人的心志及其生活观念，《礼》概摄人际关系的礼义秩序观念，《乐》概摄音乐与心性的观念，《春秋》概摄分封制下正统秩序的观念，诠释学的实践就建立在对这些经典义理的后续认识与再发明的需求中。

经典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而写成的上古汉语书面语文本。这一语言形态进至春秋战国时期，其句法语义向阅读理解呈示简古难懂的性态，《易传》诠释《易经》，《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诠释《春秋》，即是这一理解诉求的表征。经典及其所载述的原理与后续时代文典学说相比，一是具有体制上的典范性，即经的文本不是孤立的著作，而是论及多域社会生活的思想观念的一系列文著，它们从多方面为人的心性灵识、价值观念、民众风教、社会秩序提供恒常的原理指导，诚如唐代学者陆德明所论：“经，经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经之原理犹如路径一样，是人们寻绎事理可资援用的常典。二是具有品格上的优越性，中国经典生成于三代，后经孔子删修始获“经”名，故可以说“经”是较后世著作文本先具有优越性的元初书籍，它们集古典社会秩序恒稳、先民情感理性臻善、历史文明积累宏富、观念文化质素成熟的多域学理，释说着古典的物质成就与精神创造双双达到的古典辉煌。

文言时代对于久前口语时代经典义理的理解怎样实现生机转化？经学诠释为时代理解供示理论之助。思想是哲学的本质性义涵。思想以理论的逻辑之实反映人们的主观性抽象。记述思想理论的是原初书籍的经典以及其后的多域文献。作为国别哲学具体的中国哲学，它的全部思想理论散布在经典、文献、诠释的多域文本之中。经典载述着先哲探究事物起源及其法则的原始要终之理；文献阐述着典籍与宿贤的思想义理；诠释以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的方式递进开新着曾经文论的语义认识。经典、文献、诠释的多阶性文本及其思想观念的散在分述，是中国哲学的非专门文本的散布存在形式。

诠释学自体涵具与时俱进与参与日用的职能，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该怎样调适？现代诠释应当担起职责，自觉寻求更为适宜中国语言文字的疏解与发展的轨辙。“本体诠释”，是对相去甚远“经典文本”或“前言往事”通过“训诂”、“诠解”和“义理发挥”后，成为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社会因素而被理解和接受的理论，被现实理解和接受并付诸与实践理论，才符合“中国诠释学”理论重建的愿望。

文言是汉唐时期的汉语时段形态。社会生活与观念文化在秦汉时期呈示划时代的变化，语言形态充当了这一时期的观念文化标志。文言与先秦口语相对，也与宋代以降的白话相区别，自汉代起与先秦口语的距离日益增大，因此而普遍兴起的汉唐经学之章句训诂诠释，成为必要而必然的语义观念运动。汉唐时期章句训诂诠释，是中国诠释学的古典形态。诠释是经典文献原初义理与后续时代理解需求相接通的语义桥梁。古典诠释洋溢着拓展中国哲学思想的语义精神。经典文献本文、时代古今差异、文字话语变迁、后续理解困难、诠释主体意图、诠释文体品格、诠释语义形式，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的基本质素。

古典诠释是在诠释文体的运用中拓展哲学思想的。其一是“传”，它运用于《周易》《尚书》《诗》《春秋》经文的解释文体；其二是“章句”，其功能是论章辨句，敷畅大义；其三是“集解”，意即聚集诸家之说，与时参己意而作解的诠释书体，亦称集释、集注、集说，具有集前人之成与陈自己之说的集合性意义；其四是“义疏”，“义疏”是“疏义”的倒文形式，既释正文，又释注文，重义理而较轻训诂，是这一诠释体式的特点。其五是“正义”，这一文体基于义疏而在唐代初期出现，由于主持者奉皇帝之诏更裁，正前人之疏义，而得官方主导之意的“正义”之名，既释经文，也释注文，是正义体式的诠释学特色。古典诠释就是这样，既以语义视野发掘着词、句、章、文里的语义精神，也以诠释主体的思维灵识拓展着经典文献原初义理的哲学原理，还创造着后续时代精神特质的崭新哲学观念。

古典诠释创生了经典原文所未言说的哲学新理论。兹以《系辞传》诠释《周易》经文为例：一是提出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哲学新思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是宇宙事物变化移易的动态，经文充分论说了“易”的变化运动普遍性，但没有追究“它”所以然的背后使然者，也没有充分辨别“它”的形质上下的本质与性质差异。《系辞传》以“传”的诠释方式发明了经文所未言表的潜义，以“道”为“易”的形上本质，以“器”为“易”的形下性质。二是提出了形上学意义的“太极”本原论。“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太极之为世界万物本原，以“易”之动态支持其生成的易移运动。三是提出了真理终极共同与思维方式差异的问题。援引孔子之语：“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孔子话语包涵着哲学两域意义：意域之一是思维方式差异与真理终极共同的关系概念；意域之二是中国名辩论的归纳与演绎格式。孔子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与真理的终极实现有着透彻的认识展望，他的话语及其格式洋溢着归纳与演绎的中国名辩论精神。

二　中古“义理发挥”诠释随时易世变开新传统

“义理发挥”凸显理解主体对文本思想旨趣的认识。宋代以中世纪之中后期社会与文化成就标示中国历史进程，相当幅面和维度上的社会开放与文化兼收，是这一时代相对宽松与自由的标志。社会开放与文化兼容的时代生活态势，诉求汉语交流的白话晓畅。华夏民族的社会政治素以中原为畿，北方话从三世纪以降一路走向强势，晚唐五代以后说唱体文学的“变文”、传播佛教教义的“讲辞”、宋代学者讲学论教的“语录”、宋元人演讲故事所用底本等，以语音、词汇、语法的近古时代形式与汉唐文言示以不同，宽泛而活跃的时代话语格式，刺激着理解与表达的新态势，这一新态势也渗透到经学的诠释之域，追求文本篇章主旨意趣，即成为“后章句训诂”时期诠释学主流取向，“义理发挥”应时而出是时代的语义吁求。

汉语的运用形态变化促进诠释学方式的时代出新。汉语的语体经历了多级的历史时段沿革，上古语体是“如实而言”的质朴语言，因而语言学称其为“质言”，华夏上古社会生活主体简朴纯淳古，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不尚造作，通俗话语也启示着学术话语的质朴性，《尚书·周书》中的《大诰》《康诰》《酒诰》，是周代的官方政治文件体例，用以表达上级对下级的训诫勉励，直录周公口语而辞句质朴，世称这些不加修饰而质朴无华的文书语言为“质言”。“质言”反映社会观念之所好尚，上古一些明哲的为政主体，自觉体认“先质而后文”的价值次第，文书言辞应该谨重于社会生活的问题实际。

“辞尚体要”是“质言”时代的语体风格。《尚书·周书》中的《毕命》，是记述周康王论述官方文件书辞注重问题实质的篇目，康王主张文书言辞与时易世变的时代社会实际相适应：“既历三纪，世变风移，四方无虞，予一人以宁。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劝。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师言。政贵有恒，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社会在王朝替迭中实现自体的历史进程，夏至于商再至于周已是历三代，社会生活及其观念随世变而风移；世道隐含而以中正或者偏斜世相示人，现实政治也就对着这流行的风俗发挥调整作用，为政主体须以勤谨态度向民众做出表率。官方文件书辞也是语言文体的表率形式，国家政治及其方略需要平实恒稳，官方文书在于说明政治时事，言辞文义应当简明扼要，而不能以主观好异而悖实不经的语言表述现实境况。

“正言断辞”是“文言”时代的语体风格。“文言”标示古代散文语体，与“质言”语体相对，《尚书·周书》中的《洪范》《顾命》以及“三礼”中的《仪礼》十七篇，是较早的古代汉语书面语篇目，它们出自于史官学者的精心制作，条理细密而文义深邃，原因在于它担负着“当名辨物，正言断辞”说理职能：“夫《易》，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文言”因其“彰往而察来，显微而阐幽”而精致深邃，也因“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曲折中肯，因而它兼有语体风格与文辞嘉美的语言品格。

诠释学及其实践是与时推新的语义理解的思维活动，经典与文献昭示古典义理与宿贤思想。古典义理与宿贤思想是对古代文明与臻善观念的包涵和概括，它们在时间上呈示社会历史今与古之反距，即一方面是古典去今甚远，另一方面是今时仍需古典义理，介于古典与今时之间的是诠释学及其纽带实践。中古前期的“章句训诂”诠释，其诠释的对象是音义、字词、句读、章节，即重视之点在于文篇基本质素部分，因为此部分是人们文化生活的日常应用，《文心雕龙》说明了这一状况：“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时代、地域、理解的矛盾关系诉求诠释，“章句训诂”诠释体制只能应时而生，“训”之为体以通俗共识话语解释词义，如《尔雅·释水》说：“大波为澜，小波为沦”；“诂”之为体以普遍通行话语解释方言，如《尔雅·释诂》说：“乔、嵩、崇，高也”。“章句训诂”的诠释体制，为中古时期经典文献义理与社会阅读理解架构了间际桥梁。

“义理发挥”诠释向白话时代提供对文言义理的理解帮助。“义理发挥”指对文本篇章的旨趣阐发，是广义于“章句训诂”对象的诠释，是中古后期白话兴起时对于文言语体的义理说明。文本篇章以“旨趣”为其生命意涵，中国文章学以“道”之天地自然法则、社会世道原则、人际交往规则、价值观念准则为文本篇章的意涵旨趣，视“旨趣”为文章理论的宗旨大意，“文以述道”以为文章之事则，“文以载道”以为文章之负则，“文以明道”以为文章之能则，这些要素组织成文本篇章的理论旨趣。问题是社会阅读理解受制于多元因素，即时代远近因素、地域隔阂因素、理解局限因素。面对这些因素的滞碍性，白话时代的阅读理解即生出对文言语体的诠释诉求，新型的“义理发挥”诠释，就在于从文本篇章整体去揭示作者意向与文本意涵而合一的“文道”，此即为宋代应需而生的新型诠释——“义理发挥”之学的事则，并以此带动了宋代学风转向。

诠释的时代意义在于增生与拓广原典概念义理。经学诠释拓宽经典文献思想原理，使其焕发时代理论新机；子学诠释再发见学者群体的思想深意，再现其依源经典原理而解说时代问题的新说：一是增深对人的自然本质的认识，人是一个携带着自然、社会、精神多重属性的类。讨论人的多重属性所构成的类本质，是中国哲学格致论早已自觉的思维理路。孔子及其《论语》作为经学与子学兼摄的思想家著作，其《阳货》篇提出了“两截段”的人性说：“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语意，以“近”指自然人的人生之初，性情共同而无善恶之分；以“习”指社会人的人生环境，性情受环境作用而致善恶分途。孟子以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而走向“性善”说一边。荀子以人性“生而好利”而“辞让亡焉”、“生而疾恶”而“忠信亡焉”、“生而有欲”而“礼义文理亡焉”为据，走向“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性恶”说，主张以“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二是拓宽对现象、语言、意义的认识，现象、语言、意义的哲学讨论是中国哲学格致论的精微之域。这一意域的论说滥觞于《系辞传上》所引援的孔子的观点。孔子认为，书不能完全表达语言而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思想：“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孔子之意是：圣人设卦以立象征、立象以尽其意、系辞以尽其言、言论载籍成书，然而书不能尽言，言也不能尽意。孔子之论提出了格致论的认识之域及其难题。汉代学者董仲舒以为诠释仅是相对性地接近了文本原意，即使经由诠释解诂，任何一次也不能达到对于义理透辟而彻实的意界，《春秋繁露》近于真理性地表述了其观点：“所闻《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从变从义。”诠释性的解诂只能是相对性地接近文本原意，“从变从义”才是文本原意与时代理解的矛盾化解理路。

三是自觉追问语言是否能够表达思想的全部意涵？这是一则令诠释学处境矛盾而又力出困厄的问题，《周易·系辞传》持“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论，三国时魏国学者荀粲在他的时代继续声扬“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论，几与同时代的学者欧阳健著《言尽意论》，以“言尽意”论的反题形式回应晋代及其以前的“言不尽意”论，向诠释学及其实践给出了反题激发：“形不待名，而方圆已著；色不俟称，而黑白以彰。然则名之于物，无施者也；言之于理，无为者也。而古今务于正名，圣贤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诚以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言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称也。欲辩其实，则殊其名；欲宣其志，则立其称。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回应，形存影附，不得相与为二矣。苟其不二，则无不尽，吾故以为尽矣。”语言能否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这是《系辞传》“言不尽意”论与魏晋初期“得意忘象”论遇到的挑战性反义质疑。

“义理发挥”诠释是中国诠释学的中古形态。“义理发挥”是舍弃章句训诂而重发挥义理的一种新的经学方法，与汉唐时期注重文本中章节、句子、词语、音义训诂诠释相对。宋明学者舍弃文本内上述组织结构的意义诠释传统，转向对文本语义大体以及问题旨趣的阐述发挥，中国经学史视这一以“义理发挥”代替“章句训诂”的转变为“学风转向”，“经以明道，文以通理”说，是这一时代之学的主要特色，也正是由这样的诠释学风，促进了诠释学变态而对新型理论思维的呼出。

学风转向是经学传统连续体运行中的大事变。曾经的汉唐经学中，解释主体严格遵守家法师承，解释视域聚焦于文本中的章节、句子、语词，解释方法唯以通俗的话语解释词义、以通行的话语解释古代词语的训诂之法，不敢逾越雷池一步。宋仁宗庆历以后风气为之一变，学者借解经义而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且自成品格及其体系，进而演变为怀疑经典与篡改经文。然而，就是这新的时代风气，刺激并开阔了人们的理论思维视野，以“经以明道”说，超越文本的章节、句子、语词的概念空间，在经典话语中寻绎常则义理；以“文以通理”说，拓广识文视域，注重文本旨趣所涵载的广义之理，矫饬学究专己守残的旧时陋习，极出新意以解经，助推了文本义理整体与理论明达的胸怀解放。

三　“本体诠释学”树立了诠释学的现代里程碑

人何以能实现其教养与学养？《周易》以为来自向历史和传统的学习，《大畜》卦讲述了这一点：“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前言”系属前古圣哲言论，“往行”则是往昔贤良的善道事迹，这些言论与事迹在专家学者的抽象思辨的理论概括下，成为思想学说体系，付诸纸质文本便成为传世的经典和文献，证明了知识和学问是一种“现在完成时态”的概念范畴。后世人们怎样理解这前古圣哲言论与贤良事迹所抽象而涵盖成体的学理呢？诠释学及其实践应用就成为原典义理与后世理解之间的纽带桥梁。章句训诂诠释——义理发挥诠释——现代本体诠释，是这“原典义理”与“后世理解”之间纽带和桥梁的里程碑环节。

近代中国社会在横断性事变下表现自体的“划时代”。社会历史怎样划分自我连续体的链条段落呢？中古封建社会以异姓王朝划分自体的段落，近代社会以来则迥异，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太平天国、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废除科举、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社会主义运动、文字改革，是近现代社会划定时代界限的横断性事变，都标示一个个新时代的开始。也许常人各自忙迫生计之事，而无暇感识民族语言文字方面的变故及其后果，而诠释学及其主体却迎面而背负的则是尴尬难任的使命，人们真的与日去古甚远，学术人群在思想品格弱化下致使学术能力弱化，在自我社会观念与西方文化观念的多重弱序交错下，一方面历史的观念文化需要焕发时代新机，一方面现时代社会观念需要古典义理滋养，一方面负任此项职责的诠释学主体软弱，另一方面是上述主体难以明识中国诠释学与异域解释学的根本差异，致使中国诠释学处于进路渺茫的状况。

兼综而具开新的现代诠释秉承着时代使命而受着呼唤。问题是这含具“兼综与开新的现代诠释”的形态怎样呢？享誉国际哲坛的成中英先生以“本体诠释学”为题，开设为理论与方法的兼涵形态，向中国现代诠释开出了新视界。社会人是兼综历史今与古而生活的主体类，现实生活与历史链接是人们文化存在的日常经验历程，因此这一文化生活主体不可能不需要诠释学的帮助，缺少了诠释学的文化帮助即会招致其观念意思的倒错，也将致人们的教养与学养统绪持之无故与言之无据，由此导致人的个体信念紊乱。成中英先生以“本体诠释学”向阅读理解与学术识古供示时代新理路，为现时代认识与阐发经典文献义理给出了理论与方法兼具意义的指导。

中国诠释学的本体形态怎样？成中英先生以宾主问答的语录体裁作出论说：“有客来问我本体诠释学作何解？我答曰：本体是本而后体，本是根源，体是体系，本体是指宇宙呈显的生动活泼、生生不息的整体。具有时间性、空间性、生命性与创造性，但如何用人类的心灵与理性来表达及说明这一个活生尘生的宇宙本体，就是诠释的根本问题，故本体诠释学是以本体为本，以诠释为用的柄根本学问。”成先生将这一新概念命称为“本体诠释学”，而未以“解释学”命称，表明了他对中国经学方式的诠释学的深刻理解：“本体诠释学主张方法与本体的结合，这一结合是深度的结合和多层次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方法意识是显性的本体论，本体意识则是隐性的方法论；本体诠释学通过本体将方法规范化，又通过方法将本体条理化。”明智的概念及其关系论说，向现代诠释学及其实践供示着富于指南的理论意趣。

概念事物以其特有的逻辑之实彰示自体的实在性。中国诠释学在经学时代即很重视自体的本体性基因：其一是诠释对象的本体性，诠释学的原初对象是《六经》，接踵而至的对象是诸子思想，继续而来的是历代文献，其中《六经》是原理源流，诸子是流裔依源，文献是后世宿贤之学，它们合而构成中国观念文化的本体，向后世诠释学供示了根本之源；其二是诠释学的本体性，中国诠释学由春秋战国时期之“传”释、汉代的“章句”之释、魏晋南北朝的“义疏”之释、唐代的“正义”之释、宋代的“集注”之释、明清时期的“考据”之释，以多样性的诠释文体组构了中国气派的诠释学，西方拼音文字发挥神谕潜意的解释学与之无法比拟；其三是经典与诠释的本体法度，诠释学及其实践建立在经典文献本体与诠释文体本体的双重统一基础上，经典文献向后世诠释提供本源，诠释以其文体向诠释活动供示法度，规定诠释活动在师法家法与适度文体内开展，“章句训诂”与“义理发挥”是经学诠释示向中国诠释学的本体性法度原则。

现代“本体诠释学”涵示着对中西观念文化传统的理性观照。现代“本体诠释学”系由成中英先生倡设，成先生入出中西文化，深知西方解释学就其体制与方法、语义理论与历史次第，都难以与中国经学方式的诠释学相比拟，因而以中国经学方式的诠释学为观念前识，以中国诠释学中的诠释主体、诠释对象、诠释文体、诠释活动、诠释方法、诠释语义为理论基因，建构了能够导向与助于现代中国哲学的新型诠释学，经由其于1973年在美国创办的“国际中国哲学学会”声扬、国际刊物《中国哲学季刊（英文）》载述、他躬身国际呼号推进，这一新型哲学理论与诠释方法，业已显著地裨益于中国哲学研究，为海内外中国哲学研究者建树了楷模精神，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化与现代化的前景呈示曙光。

成中英以多维方式促进中国哲学焕发世界传统哲学精神的传播范式。促进“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是其立足国际视野而焕发中国哲学精神的未辍致力。一是论述“中国哲学的特性”，以表示其对于中国哲学特质的深刻认识与敬意。《中国哲学的特性》一文说：“中国哲学中三种主要传统：儒家、道家和中国佛学。我们将中国哲学分成四种特征：内在的人文主义，具体的理性主义，生机性的自然主义，以及自我修养的实效主义。”二是创设“本体诠释学”，以寻求中国哲学生命新机焕发的现代诠释方式，创设“本体诠释学”，兼摄中国诠释学传统内经典文献原论之本与诠释之体，创设了鲜明而富指导和应用意义的现代“本体诠释学”，给出了人文科学现代诠释的新机及其方法论的指导。着眼于中国哲学整体、中国哲学论域、中国哲学范畴、中国哲学诠释，示向中国哲学研究群体一个宏富而合理的哲学观。

现代诠释是对传统诠释作出有逻辑接续的扬弃。传统是文化的历史连续体。传统的历史连续体含载着连续与断裂的两种可能性。作为社会生活的组织体，传统向社会生活提供组织学意义的观念文化支持。社会生活进程是传统运行的载体，传统依托的载体遭遇横断性事变而发生进程转向，传统体系也将受连带而发生断裂，使社会生活的观念文化随之变迁。中国哲学之对于现代的“传统性”，就是传统连续体拟似断裂下的曾经现象。时移世变，传统去今有距，中国哲学的自身概念义理与现代精神需求，双双诉求语义形式的时代转化。那么，传统哲学如何实现上述转化诉求呢？古典诠释为我们树立了两个先前的样板，其一是汉唐时期的章句训诂的诠释，其二是宋明时期的义理发挥的诠释，当代诠释应该怎样借鉴前有诠释成就而开出哲学形态的新生面呢？反观中国诠释学的传统生命运动，体会本体诠释学的理论意涵，是现代诠释学付诸实践的兼综性需要。

诠释经典原理以立其本，是现代诠释的基本立场。原理是先哲探求和阐发事物本质及其法则的学说原论。原理之为古典成熟臻善的学说理论，它们存在于经典文献的文本之中。中国社会生活进程，依据《周易·系辞传》《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等多重经史文本记载，业已经历了五千余年的有史历程。社会生活主体探求整体世界及其多样性生成的本原论、体认社会历史生活是循环还是前进的历史观、发挥人的认知力以认识事物本质及其法则的格致论、探讨人的生命及其价值实现的人生论、论究概念思维及其推理形式的名辩论、表现人文与自然交互关系中创造和欣赏的美识论、反映人际社会生活关系及其学理的人伦观、运用哲学视野而认识社会生活领域实质及其法则的应用哲学，等等，都以元初书籍与原初义理，存留于三代经典与后世文献中，成为国际历史的“轴心时代”辉煌灿烂的中国思想原理，它们为春秋至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学说提供了学理渊源，是汉唐时期章句训诂诠释与宋明时期义理发挥诠释的原理基础。因此，现代诠释也只能在这样的前基上逻辑的有扬弃地运行。

诠释子学思想以归其域，是现代诠释的理论要务。子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生产主体。子学或者诸子学是学者思想家人群的思想观念形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说：“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子学之书是中国思想学说的文本载体，子学的特质是立说，即能自成一家之言、自立一家之学说者。子学及其载体的学者思想家人群，一直以“士”的阶层支持了传统社会的“四民”分工与观念文化。传统的“四民”社会分工、思想学术的“四部”划分、图书目录的“四目”分类，使“子”或“士”及其思想学说成为独立意义的科目领域。明代以来最为著名的《二十二子》《百子全书》《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其子书原著与后世注本，是子学思想的集中文本，对其进行现代诠释，是构建现代中国哲学形态的重要之域。

接续“义理发挥”以开其新，是现代诠释的方法理路。义理是经义名理所昭示的普遍皆宜的学理性道理。《礼记·礼器》以为，“忠信”是礼的实质之本，“义理”是礼的文理精神：“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汉晋时期以“义理”指表经典思想义旨与名物概念之理：《汉书·刘歆传》赞述刘歆治学《左传》致其思想义旨详备：“及歆治《左氏》，……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宋代以降将“义理”抽象广义为“义理之学”，用以指表儒家经义与概念名理的思辨性学问：张载《经学理窟》以“义理之学”指称抽象思辨的经学诠释义涵：“义理之学，亦须深沈方有造，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经学在汉代以章句训诂为其风尚而普遍展开，进至宋代就要学风转向了，张载《经学理窟》所说的“义理之学”就是宋学别于汉学的风尚，即义理发挥的经学诠释方式，也就是中国哲学在中世纪的称谓。至此，“义理”成为诠释及其诠释学求取文本思想义旨的意义标的物，而这一“文本思想义旨的意义标的物”，又不同于章句训诂所求取的字、词、句之蕴义。

经典文献生命与时代阅读理解诉求诠释学。今人生活的精神属性需要经典义理智化，诠释因时代阅读与理解需要而生发必要：“先儒旧音，多不音注。然注既释经，经由注显，若读注不晓，则经义难明。”同情的理解是现代学术主体对待历史文化的应有良知。“同情”指表后世学术主体对前代思想学说作出设身处地的真际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是曾经社会生活各种观念体系及其性格的产物，现代诠释如何发于现代而又适切曾经的社会生活实际，力求客观地阐释上述前远意域的哲学意义，其对社会生活主体的文化处境、经典文献的原理指向、时代态势的历史进程，作出同一情况的理解认识，是诠释活动所需要的理性态度。南宋学者吕祖谦在《东莱集》中，以“观史当如身在其中”的观点启教人们，做到其论与历史生活适切：“观史当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福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如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知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现代学者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审查报告》里，也以“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说，诫教凡欲撰著而又喜欢隔阂肤廓之论的习气。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诠释，应该将“同情的理解”的善诫，贯彻到自己现代诠释的活动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