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思维”与中国园林艺术的意境生成

“象思维”作为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字、文学、艺术中广泛地存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中国美学和艺术中的“意境”理论就根源于“象思维”。意境孕育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思想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

　　《周易》是世界上独具特色的由符号和文字组成的系统。它通过“观物取象”和“象以尽意”的“象思维”方式来判断吉凶悔吝。《周易》中的阴、阳两种基本符号以及由这两种符号组成的八卦和八卦相重而成的六十四卦的符号系统，反映了我国先人化繁为简的能力和对世界、自然的深刻认知。“象思维”是与西方的“概念性思维”大为不同的诗意而灵动的思维方式，是对主客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一书中指出，“身体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们最终把世界设想为我们直接经验中所揭示的那种活动”。《周易》的“象思维”正是通过对人类自身、社会和自然界的类比思维而得出的结果，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这种思维方式也以整体性、动态性、生成性、非实体性和自我调整性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和艺术的本原性思维的基础。因此从美学的角度来说，只有在《周易》出现之后，中国美学的哲学基础才真正清晰地呈现出来。

　　“象”首先是人们对纷纭复杂的自然和人类自身现象进行观察，进而模拟，然后高度抽象而形成的，故而这种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联系并非任意的，而是一种相似关系。在“观物取象”和 “象以尽意”两个命题中，“观”、“象”、“意”是三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概念。“观”，本意为感性地看，“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取法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周易·系辞》上），即 “具象之观”，这也是观的基本含义。而中国古人从具体之观出发，然后通过对“观”的结果的抽象归纳，得出符合规律、“尽意”的“象”，进而“模拟”进入“拟物观象”的阶段，“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周易·系辞》上）。即对观到的“象”有一个模拟的过程，然后逐渐上升超越，获得抽象之观。最后进入到“玄”，即宇宙大道的境界之中 。

　　《周易》的“象”在三个方面与艺术形象相通。其一，“象”是感性具体的，“见乃谓之象”（《周易·系辞》上）。其二，《周易》的“象”是对现实事物的一种模拟和反映。其三，《周易》之“象”是“相杂”而成“文”之“象”，具有美的意义。因此，“象思维”作为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在中国文字、文学、艺术中广泛地存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中国美学和艺术中的“意境”理论就根源于“象思维”。意境孕育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其思想源头却可以追溯到先秦的老庄哲学和魏晋玄学。魏晋时期，产生了“言意之辨”，以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主张言不尽意，提出“声无哀乐”的命题，认为音乐作为一种符号，它的价值并非传统思想和情感。而王弼以《周易》的言（卦辞、爻辞）、象（卦象）、意（卦意、圣人之意）概念为基础，对言象意关系进行论证，认为言是用来明象的，象是意的显现，尽意的过程则是由意到象、由象到言的转化过程。将“立象以尽意”与庄子的“得意而忘言”一说相结合，构建起一个“言、象、意”系统。为了实现“尽意”的目的，必须基于“象”，而又要超越于“象”，“象”是产生美的根源，“观物取象”不是目的，而是“尽意”、“求意”的桥梁。另外，卦爻符号所象征的“事物”并不是唯一的，它的含蓄性和模糊性就为意境美发生与创造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陈望衡在《中国古典美学史》中指出，《周易》中的“象”，不管是卦象还是爻象，既是物质性的概念，又是功能性的概念，但主要还是功能性的概念。“象”的最大功能就是变化。“变”既是空间性的，表现为物体位置的变异；又是时间性的，表现为时光的线性流程。这就为从“象”到“意象”直至“意境”的阐发提供了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