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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家乡在山东曲阜，这里原是神农氏活动的地方，是我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商部落前期的都城（奄）所在地，又是西周周公礼乐制度在鲁的“试验区”和“示范区”。正是这种文化血脉，滋养了孔子。
平民出身的孔子，年轻时“多能鄙事”，放过羊，守过仓库，会算术，能驾驭四匹马的马车，走在街头也像跳舞一般有节奏。他懂音乐，会弹琴，爱跳舞，精礼仪，喜赋诗，会射箭；他当过国家礼仪活动的主持人，还主持过别人的丧仪——这使他取得了“儒生”身份。他还是位出名的大力士，“力能扛关”，只是不善于种田、种莱，他自己承认“吾不如老农”。他也不会做生意赚大钱，但他的学生子贡却是国际大商人，资助他周游列国，打通各国当权者的门路，替他四处扬名，是他最得力的弟子。他对财富的用处是有切身体会的，所以《易传·十翼》中说，“崇高莫大乎富贵”，这话当然有来头。 孔子的生活态度很阳光。他编《诗经》，每首诗都有“乐谱”，可配乐演奏，这大家都知道，那么孔子怎么“念诗”，怎么教学生“为诗”呢？北宋大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说：“学诗者必自《二南》而入焉。故孔子于伯鱼告之曰：‘不学诗无以言。’既而又告之曰：‘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欤。’”这是说：人如果只会空口念古诗，不懂得演唱《周南》与《召南》这样的配舞乐章，就等于朝着高墙呆站着，当“木鸡”，做“呆头鹅”，太没意思了。 这里说的《周南》《召南》，指周代流行于中原一带的民间乐曲。按古代青少年入学读书的次序，念《诗经》时正是12岁到20岁的“青春期”。孔子让他的学生放声高歌“君子好逑”，还要舞着跳着弹奏着唱它，这场面和氛围跟今天的演唱会或街舞也许类似吧。 孔子从过政。他好不容易当上鲁国管刑法的“司寇”，一上台就跟鲁国炙手可热的权势人物过不去，很快丢了官。他便离开鲁国，周游列国去了。人在旅途很苦，但他自嘲说自己“惶惶如丧家之犬”。 当然，孔子最擅长的还是当老师教学生，在竹简木片上刻写文字，用牛皮绳儿编排书简。他生活在晋楚吴越争霸白热化的年月，那个时代充满了动乱，充满了灾难，他很希望社会安宁，人民乐业，君子守“礼”。他带着弟子东奔西跑，总想找个地方施展才干，亲自去治国平天下；然而他没有这个机会，人也一天天老了，只好回到家乡，干他的教师行当。 他当教师，不光是用诗、书、礼、乐的文化知识来教学生，还用射、御、书、术的技能来培育他的生徒，德、智、体、美、劳样样都上，还有军体训练。就拿“驭”来说吧，上古交通运输以至战争，都离不开“车马”，这就得十分讲求驾驭术。古代有一车四马、一车八马的，在大路上走，让车马协调好，已经不易了；在山原旷野驾驭车马追逐禽兽，地上坎坷无路，更不易；有时还要与劲敌交战，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需要极高的驾技。 故有所谓“五御”之技，五项驾驭车马的技艺，那是当时谋生的高级技能。其操作要领、考核标准是：鸣和鸾，“鸣”是安在轼上的铃铛，“鸾”是装在衡上的铃铛。鸾鸣和应，以音响的节奏分明而动听为佳，用于调节长途跋涉之单调，也用以通告前方“大车来了”以便及时避让；逐水曲，要求在曲折的河道大堤上驾驭车马，能平稳转弯，不致翻车落水；过军表，“军表”之“表”，是在旷野竖起两根标杆形成“门”，两门柱之间竖置一短闑（音niè），用来限定车轮运行的方向，门柱之间的距离，比车轴两头各宽出一拳，门内远处放置一目的物，驭手驾驷马大车，从门外很远处起步，向目的物疾驰，穿门而过，车马不得撞击门柱，可见它比今天驾校的考核要难很多；舞交衢，御车在交道口通行，车马或直行，或转向，都要像舞蹈一样顺畅有序地轻松通过，《周礼》要求“舟车击互，叙而行之”；逐禽左，驾驭战车，依礼“人君自左射”，为保证君主能始终向左方射箭，驭手必须随时调节车马的前进方向，这当然不易。 孔子不仅是用“诗书礼乐”之道教他的学生，还以“射御书术”的实用技能教他的生徒，真正是“传道”而“授业”。他是古今中外较少见的“全知全能大教授”。据说他有三千弟子，七十二名学有所成者，子夏子张子思们还成了他编书传道的得力助手。当年，孔子面前堆着大堆大堆的竹简，一面整理“鲁史”成《春秋》，一面把“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改写压缩成一本《尚书》，一面又删削由600年前民间传下来的诗歌，形成了《诗三百》。他本人很不喜欢“郑卫之音”，然而恰恰是他辛苦地保存了这些新锐鲜活的民歌，否则，谁会知道“桑间濮上”是什么呢？可见他当年整理旧籍时，并不以个人好恶作取舍，但也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个人的原则性态度。 作为宋国人的后裔，孔子对商文化情有独钟。商人好鬼，什么都要占卜问卦，可是孔子整理《易经》时，写了十篇专论，偏偏无一言涉及怪力乱神，却把一本“占卜之书”转化为中国学术之祖。作为一介平民知识分子，又育人，又编书，有理论，有实践；到老了，还成就了那么多文化事业，真的不容易。他的生命活力之光华，过去没有灭，将来也不会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