舍身饲虎本生图流变折射佛教信仰变迁

张建宇哲学基础

　　“舍身饲虎”，又名“萨埵太子本生”，是著名的佛教本生故事，在《金光明经》、《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贤愚经》等多种经论中出现。在汉传佛教美术史上，“舍身饲虎”是最流行的本生主题，通过比对情节取舍和图像细节，考察其流变历史，我们不仅可以判断其所依据的经本来源，且亦能进一步考察其背后的历史、社会及佛教信仰变迁。

　　最早出现的敦煌舍身饲虎图

　　最早的敦煌“舍身饲虎”壁画，见于北魏254窟。窟内最引人瞩目的是四幅佛教故事画，即南壁的“降魔变”与“舍身饲虎”，及北壁的“难陀出家缘变”与“尸毗王割肉贸鸽变”。“舍身饲虎”图（图一）明显较另三幅复杂，画面采用了“异景同图”方式，共绘出八个情节，分别是：王子出行、发誓救虎、投崖舍身、虎食太子、二兄收尸、回宫报信、王后恸哭、起塔供养。画师把多个情节紧凑穿插、巧妙组合在同一画幅内，戏剧性强，扣人心弦，整幅画面几乎都被人物和动物形象填满，加之色调深沉厚重，极富感染力。

　　关于这幅壁画的经典依据，有两种观点。贺世哲认为糅合了《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和《贤愚经》卷一“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所绘。李静杰则根据图像内容，认为其“据《金光明经》卷四《舍身品》表现”。考察壁画图像，尤其是三位王子和七头子虎等细节，可以判断它是依据《金光明经》绘出。如果此说成立，则北魏254窟“舍身饲虎”图是莫高窟据《金光明经》绘出图像最早者。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佛教美术中的叙事性图像，原本起源于小乘佛教，发展到中国汉地之后，尽管图像内容不变，但是在信仰的性质上已被大乘化。比如李静杰在考察北朝隋代的中原北方佛教美术时，发现反映布施思想的“萨埵太子本生”（舍身饲虎）和“须达拏太子本生”经常成对表现，认为这两种图像分别代表了《法华经》、《维摩诘经》等大乘经论所倡导的两种不同的布施形式：自我自身布施（内布施）与所有物布施（外布施）。

　　敦煌舍身饲虎图在北朝之后的流变

　　莫高窟共有“舍身饲虎”题材壁画15幅，其中北朝至隋是第一个流行阶段，见于北魏254窟，北周299、301、428窟，隋302、417窟。北周428窟是莫高窟隋唐之前面积最大的洞窟，中心塔柱式，主室178.38平方米，约开凿于6世纪六七十年代。窟内东壁窟门两侧对称位置绘“舍身饲虎”（南侧）及“须达拏太子本生”（北侧）壁画，两幅本生图均为横卷形式，上下三段呈“之”字形连续式构图，松本荣一指出这种形式源于中原。比照图像内容，这幅舍身饲虎壁画同样据《金光明经》绘出，共有12个情节，故事脉络比北魏254窟更清晰。此外这幅本生图中具有大量山水和建筑图像，空间表现也同中原画风相似。

　　隋之后的两个多世纪，敦煌未出现“舍身饲虎”图，直到9世纪再次出现。中唐至宋，“舍身饲虎”壁画出现在中唐231、237窟，晚唐9、85窟，五代72、98、108、146窟，以及宋代55窟。中唐以后敦煌流行屏风式壁画，如五代72窟，画师以六扇屏风画形式绘出了“舍身饲虎”图，画面中有佛救盗贼母子，以及萨埵死后升天劝父母的情节，可知是据《贤愚经》卷一“摩诃萨埵以身施虎品”所绘。另一类是“金光明最胜王经变”中的“舍身饲虎”，此类壁画往往在画面中部绘以说法图为中心的“金光明会”，在两侧对称位置绘纵向条幅式“流水品”与“舍身品”，如中唐154窟，形式类似于西方净土变或药师经变。另一些将如上两品图像绘于金光明会下方的屏风画中，如中唐158窟。因而可以说中唐以后这两个叙事性绘画的分量，在整个石窟壁画中明显被弱化，远不及北朝那样情节丰富、画面感人。

　　舍身饲虎图从西域到东瀛的流变

　　南北朝至唐代，“舍身饲虎”题材图像广为流传。最西端的实例见于喀喇昆仑沿线的契拉斯发现的一幅崖刻线刻画，时代被断为5—8世纪。在饿虎啖食太子场景中，出现三个太子和五头虎（已残，或许虎的数量更多），和《金光明经》中的文字描绘更相符。新疆的“舍身饲虎”本生集中于克孜尔石窟，在第7、8、13、17、38、47、58、69、98、100、104、114、157、178及184窟和吐峪沟40、44窟，克孜尔朵哈11、14、16窟，以及库木吐喇63窟都有“舍身饲虎”壁画。克孜尔石窟的本生图通常绘于菱形格内，形式较单纯，舍身饲虎图往往仅绘投崖舍身与虎食太子两个主要情节，老虎也只有三头，与《贤愚经》文本相符。

　　考察敦煌以东，河西地区的酒泉文殊山石窟、天水麦积山第127窟、庆阳北石窟165窟，以及中原北方地区的大同云冈石窟第7、35窟和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都出现了“舍身饲虎”主题壁画或浮雕，然而均不如莫高窟254、428窟壁画那样悲壮深沉、富有戏剧性。比如麦积山第127窟，这是一座营造于北魏、西魏之交的洞窟，窟顶两幅保留了大幅“舍身饲虎”壁画，画师以大面积壁画绘出城池宫殿及山水场景，而悲壮的萨埵投崖和虎食太子情节，则被有意弱化处理，没有直接表现啖食。再如龙门宾阳中洞，萨埵太子与老虎在山林中面对而坐（图二），图像失去了原有的悲壮和血腥，多了几分恬静与平和，体现出6世纪初佛教美术的汉化特色。

　　最东端的实例见于日本奈良法隆寺金堂，“舍身饲虎”图被绘在“玉虫厨子”——一个宫殿式佛龛的须弥座左侧，时代为飞鸟前期（7世纪中叶）。该图与右侧的“施身闻偈本生”相对，各自代表了释迦成佛前，为救度众生和为求法不惜身命的善举。这时其图像意义已发生了转变，与北朝绘画及“须达拏太子本生”相对的“舍身饲虎”图明显不同。如上西域、河西、中原北方以及日本的文物实例，足见中古之际该主题图像流传之广。

　　舍身饲虎图流行于中原和江南地区

　　五代以后，“舍身饲虎”主题图像在中原和江南依然流行。五代至宋流行造小型阿育王塔，现存约五十余座，集中于江浙地区。通常的做法是在塔身四面铸四幅佛本生故事浮雕，分别是“舍身饲虎”、“快目王舍眼”、“尸毗王割肉贸鸽”和“月光王施首”。比如，2008年在南京长干寺地宫出土的鎏金七宝阿育王塔，造于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高近1.12米，是迄今所知此类阿育王塔中最高大、最精美者。在“舍身饲虎”变相中（图三），萨埵太子居中而坐，地面上有三虎，太子右脚已入母虎口中。天人围绕在其两侧和身后，作赞叹或礼敬状。匠师放弃了虎食太子既有的悲壮表现模式，创造出一种英雄般的萨埵形象。

　　北宋时，“舍身饲虎”图还出现在版画中。1980年12月，在江苏省江阴发现了北宋“瑞昌县君”孙四娘子墓，墓中出土一件端拱元年（988）刻本《金光明经》，卷轴装，共四卷，各卷前均有一幅图像丰富的卷首扉画。该经卷第三、四变相刻出三个本生图，“舍身饲虎”在第四变相中。画面左侧有崇山峻岭，山顶树枝上挂着衣裳，一人从山上坠下，山脚下有六只老虎，一大五小。在这件佛经插图里，画师用大篇幅画面绘出了表现施药济困以及施食护生善举的“除病品”和“流水长者子品”本生，相比之下“舍身品”仅有一个情节，画幅亦不大。

　　综上，“舍身饲虎”本生图在北朝至宋代的佛教美术中广泛流行，敦煌北朝的“舍身饲虎”壁画戏剧性强、最具感染力，敦煌以外地区，图像往往情节少，表现方式也趋于平和。尤其到了北宋初年，佛教版画中出现弱化舍身主题，重视济困护生内容的倾向，体现出大乘佛教在中国汉地逐渐走向大众化、生活化的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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