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章与器物中的思想：古代伦理社会

阿尔多在为法国历史学家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一书所写的“1984年版前言”中写道：“本书的研究目的如下：研究某一信仰的历史。这一信仰成立：人类社会形成；这一信仰演变：人类社会经历一系列革命；这一信仰消失：人类社会改头换颜。”李玄伯不仅把该书翻译成中文（李译本题为《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而且首次运用这一思路完成自己的史学名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一书并没有完全摆脱以希腊、罗马为典范的思维模式的影响。这一信仰，应是这一时代人们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以伦理为特征的中国古代历史上，这种基本价值观念则主要表现为宗法价值观念。

　　血缘关系是中国古代国家的社会基础

　　由于社会、自然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国家起源走了一条与古典希腊、罗马有别的道路，即国家机器虽然出现，但氏族血缘关系没有被完全打破，而以宗族形式长期保留，并成为国家机器的社会基础，国家机器因此成为“道德之器械”，具有浓重的伦理道德特征。特殊的国家起源方式，决定了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格外重视血缘伦理关系，以至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带有极为鲜明的道德伦理色彩。

　　正因为如此，道德伦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堪称我们认识古代社会、破解古代历史发展之谜的一把钥匙。以往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主要是由伦理学家或思想史学家开展的，这些研究在思潮介绍、概念厘定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了学科壁垒明显等问题。因此，如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古代东方社会研究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古代史资料为基础，注重中国的伦理文化研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科发展新动向。

　　笔者在《西周伦理形态研究》一书中，曾采用这种视角进行研究。《诗·大雅·卷阿》“有孝有德……四方为则”，说明周人的基本价值观念是“孝”与“德”。笔者考察周代宗法伦理价值观念“孝”与“德”，试图以其为视角认识西周的政治经济结构。这种研究策略，有助于突破传统政治思想史、伦理学说史的范畴，强调伦理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交叉研究。具体而言，就是将伦理作为一种社会的基本价值趋向，将它与西周的政治、经济结构紧密相联，进而把西周社会看作是一个伦理实体。这种广义伦理文化的视角，既符合西周的历史实际，又可大大加深我们对西周作为伦理社会的认识。在这里，我们不仅揭示了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西周伦理政治结构的存在形式、特点及历史作用，而且揭示了这种伦理政治结构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伦理经济结构。

　　这种伦理价值观念影响着中国人创造历史的过程，这种创造过程反过来又影响中国人对历史文化的认识。中国古代这种伦理类型的文化就是这样形成，又作为文化价值形态而深刻地影响着其创造历史的过程。

　　伦理与社会史的互动研究

　　中国古代伦理与社会史的交叉互动研究，不是简单地把二者交叉融合，而是紧紧把握“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类型文化，中国历史带有浓厚伦理色彩”的历史实际。这种研究视角，有利于克服以往中国古史研究中“见物不见人”的偏颇，在研究中注入更多历史创造主体者的因素。这种研究思路，可以避免只关注政治家、思想家资料，而忽略凝结在典章制度、器物、考古中的人的主体价值观念的研究，不仅丰富了思想史研究范围，而且深化了研究内容，为伦理与社会史互动提供条件。

　　在社会史研究中，我们不仅关注以往研究的重要范畴，如社会组织、社会环境、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等，还会凸显以往忽略的人的基本价值观念因素的研究。如以往在社会演变、社会转型研究中，注重生产力对生产关系变革所起的能动作用，但在生产力诸要素中，特别重视生产工具，而忽视有思想、有价值观念的社会主体的人的基本价值观念的转化在社会转型中的关键作用。

　　伦理与社会史互动的研究视角，恢复了以往研究中被忽视的历史创造者——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历史创造中的重要意义。这种主观能动性主要表现为人的基本价值观念。这种基本价值观念无疑是一定自然历史条件的客观产物，但它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变化的前提。将由特定历史条件制约的人的基本价值观念与特定的人类社会进行互动研究，必将极大地克服以往研究中简单照搬西方模式的弊端，有利于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