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苏格拉底之死

利益之争、报复心理、情感好恶等都能使所投之票偏离正轨,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这种多数票决制把法律的权威放逐了,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

　　古希腊三贤彪炳史册,虽同为思想巨擘,师生一脉相承,却生而有异,死亦相殊。柏拉图以80岁高龄无疾而终,结局最好；亚里士多德62岁死于疾病,稍有遗憾；苏格拉底70岁时被雅典五百人会议判处死刑死于毒鸩,结果最惨。当然这是世俗的看法,苏格拉底并不如是观,苏格拉底毅然放弃各种逃生的机会,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滔滔雄辩遂成千古绝唱,从容赴死铸造万世留念。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是无与伦比的预言家,他的死亡减少了天平一端的自然寿命的砝码,却增加了天平另一端的历史分量的砝码,他的死亡实际上造就了一个新生的苏格拉底,成为西方文明的重大历史事件,对西方的法哲学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三贤中,唯有苏格拉底的死亡是重量级的、有历史价值的、有研究意义的。死亡对苏格拉底是亦祸亦福:他在恶言之中死去,以“亵渎神明”和“腐化青年”两项罪名被起诉,在发表著名的“申辩”之后,经五百人会议投票表决,被以280票对220票判决有罪；他在善语之中复生,醒悟过来的雅典人为他建立纪念碑,严惩三位指控者美勒托、阿尼图斯和吕孔,苏格拉底从死亡时的罪名演变为西方文明精神导师的美名。

　　苏格拉底申辩最后一句话是:“我们离开这里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但是无人知道,谁的前程更幸福,只有神才知道。”实际上,结合前面的辩词,苏格拉底至少肯定他本人知道,他本人的前程更幸福,因为死亡不过是灵魂从卑微之处迁往高贵之处,那里有正义、有真正的法官、有生前正直而死后成为神的诸多英雄,能在这样心仪的环境与高贵人士促膝谈心、朝夕相处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死也值得。这是苏格拉底的复杂心态:激昂不掩盖无奈、雄壮不遮蔽悲戚、果敢散发着丝丝悔意、机智暗藏着片片狡猾、无念包含着点点杂念,单纯得并不单纯,死还要想着死的好处,苏格拉底对自己既高度欣赏又稍微同情。他伟大得超凡脱俗,激昂、果敢、机智、无念等非凡的珍贵秉性富聚其身,熠熠发光；他再伟大也是人,无奈、悲戚、悔意、杂念等人性弱点也如影相随,只不过是在前者照耀下略显暗淡,这贵贱两面性同时融合在苏格拉底身上,看不到这一点,对苏格拉底的认识是偏颇的,对苏格拉底之死的法律解读也是肤浅的。此时的苏格拉底已经别无选择,如果他选择逃生,固然不是一件难事,历史如何评论他,他又如何面对自己执著的信念?凡夫俗子好死不如赖活,高贵名士岂能苟且偷生,我们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但苏格拉底不仅追求生的意义,也追求死的意义,他的那种死亡方式:对轻薄指控者、无良审判者、不义判决书的嘲弄和对死亡世界神话仙境般的素描,是一部轻松的喜剧,那是在揶揄置其于死地的法庭；对偿还邻居一只公鸡的临终嘱咐、对正义法律的至死追求、对儿子求善戒狂的殷切期望,是一部沉重的悲剧,那是在警醒以之为镜鉴的历史。

　　斯人已去,今人凝思。法治要求慎用死刑。在大卫的著名油画《苏格拉底之死》中,主人公裸露的瘦弱身子衬托出坚强的意志,一边高举左手对弟子们谆谆教诲,一边伸出右手欲从弟子手中接过毒酒杯,老师的淡定无畏和学生的聚精会神巧妙地融合在一个本是恐怖的死亡场面,震撼人心。但这是艺术,感染性有余而真实性不足,面对死亡,我们看见英雄脸上的大义凛然,却不见其内心深处的惊涛拍岸,说到底,谁不留恋生命而恐惧死亡?苏格拉底不过是凭其英雄气概镇住恐惧而表现得淡然,确实很淡然但也是看起来很淡然。法治是一种生活方式,法律也是服务于人们的生活,而生命是生活的依托,生命都没了,还谈什么。作为西方文明发源地的雅典,在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够好。公元前406年,雅典海军击败斯巴达,10名海军将领因为阵亡战士尸首未及时收回而被起诉,担任公民大会轮执主席的苏格拉底认为审判不公,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但没能挽救海军将领的性命,反而和民主派结怨,埋下其后来死亡的伏笔。考虑到雅典当时的人口较少而被判死刑的人相对较多的情况,就算“亵渎神明”、“腐化青年”、“阵亡战士尸首未及时收回”等指控成立,今天看来也不至于死罪吧,但那时是死罪,雅典法律的问题是相当突出的,而在废除或慎用死刑的今天,苏格拉底之死是不可能复制的,法律的悲剧是可以避免的。

　　法治意味着依法而治。攸关的生死仅由会议投票数决定,这发生在雅典海军十将领和苏格拉底身上,也意味着在雅典法律被架空了,公民的权利随意受损。雅典名将阿里斯泰德以“公正者”著称,在公元前483年的公民大会上被投票放逐,有个不相识的文盲农民把陶片递给他代为刻字并回答他的疑问:“经常听人歌颂他为‘公正者’,很烦人,干脆放逐了算了。”单纯票决制中的投票人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常人既不能完全消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利益之争、报复心理、情感好恶等都能使所投之票偏离正轨,而“法律恰恰正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这种多数票决制把法律的权威放逐了,与现代法治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