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角度研究朱熹思想始于近代学人

乐爱国哲学基础

宋代儒者朱熹深入研究过各种自然现象。黄榦《朱先生行状》称朱熹“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宋元学案》称朱熹“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英国的科技史家李约瑟称“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而正式从科学的角度对于朱熹学术展开研究,可追溯至近代。

　　清末岭南学者陈澧(1810—1882)撰《东塾读书记》,其中有“朱子”一卷,对朱熹的著述及其学术思想作了详细论述。该书特别提及朱熹的《壶说》对《礼记·投壶》中壶的容积所作的计算,并且说:“朱子知算学。”与此同时,陈澧又引述朱熹有关历算以及《步天歌》的论说,指出“朱子讲求历算之学”。此外,陈澧还引述朱熹有关《尚书·禹贡》的论述,认为“朱子之讲求地理”。虽然这些论述还显得较为简要,但对于那些只是关注朱熹性理之学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视角,也为当今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开了先河。

　　晚清倡导新学的唐才常(1867—1900)创办《湘报》,宣传变法维新。1898年5月发表《〈朱子语类〉已有西人格致之理条证》,认为《朱子语类》包含了许多对于天地、日月、风雨、雷电及一切气化之理的论说,并分为天学、地学、气学、重学、化学、矿学、电学、光学、声学等项,指出研究朱熹学术,不能仅限于其性理之学,还应关注其科学思想。

　　之后,学界对于朱熹科学思想的阐述,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直接引述朱熹有关自然的论说以阐述其科学思想,二是把朱熹的格物致知论与科学联系起来。谢无量的《朱子学派》(1916)在对朱熹哲学的阐述中,包括朱熹的宇宙发生论、天地结构论,又述朱熹论自然界的万物生成、天地成毁和阴阳五行化生自然万物,以及风、雨、雪、雹、霜、露之类,指出:“朱子论天地间气象变化,已有近于科学矣。”江恒源的《中国先哲人性论》(1926)一书中同样包含了对朱熹宇宙发生论的阐述,如“朱子推论宇宙万物发生生长的原因及状况,颇带一点自然科学的意味”。陈钟凡的《两宋思想述评》(1933)在阐述朱熹的宇宙论时,也论及他对天地形成和天地结构的解释,还从自然科学的层面作出评价,认为朱熹的研究“非全无依据、闭目思维者比矣”,“后世之言天者,虽精粗有别,其原理则无异也”。

　　对于现代研究朱熹科学思想具有较大影响的是胡适。他认为,朱熹《大学章句》“补格物传”所言“即物而穷其理”,要求通过研究具体事物而寻出物的道理来,“这便是归纳的精神”。他还认为,“补格物传”所谓“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这是很伟大的希望,科学的目的,也不过如此”。在阐发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所蕴含的科学精神的同时,胡适又以现代科学方法为依据,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为科学方法,所存在的缺陷作了具体分析,指出:“科学方法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假设,一是实验。没有假设,便用不着实验。宋儒讲格物全不注重假设。”在胡适看来,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讲的是“‘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动的观察,没有假设的解释,也不用实验的证明”,因此他提出质疑:“这种格物如何能有科学的发明?”尽管如此,胡适还是强调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内含现代科学精神,指出:“宋儒的格物说,究竟可算得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而且,他还进一步引述《朱子语类》中的两段语录:“今登高山而望,群山皆为波浪之状,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什么事凝了”,“尝见高山有螺蚌壳,或生石中。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验者”,并且明确指出:“这两条都可见朱子颇能实行格物。他这种观察,断案虽不正确,已很可使人佩服。西洋的地质学者,观察同类的现状,加上胆大的假设,作为有系统的研究,便成了历史的地质学。”显然,对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说,胡适既肯定其中具有科学的内涵,并认为朱熹通过格物和观察自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又指出其作为科学方法,本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

　　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从中发掘现代科学精神,对于当时的学术界影响颇大。1926年,朱谦之所撰《〈大学〉研究》一文对朱熹的格物致知说作出阐释。他完全赞同胡适的观点,认为朱熹《大学章句》的“补格物传”,“的确是含有一点归纳的精神,的确含有科学的基础的方法论”。针对当时有学者认为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旨在“‘一旦豁然贯通’时的‘表里精粗无不尽,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的绝对真理,而不同于科学,朱谦之指出:“虽然他们所求者,或者不是这个物的真理,那个物的真理,乃是‘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的哲学上的绝对真理。但他们的哲学是以科学方法为依据,这一点无论如何是不能否认的。”同年,李石岑的《人生哲学》在讨论朱熹人生观时则明确指出:“朱晦庵的格物,完全是本着程颐川‘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的精神,和近代科学上归纳的研究法很相似。他这种说法,影响于中国学术界很不小。后来由明而清,有许多看重知识、看重考证的学派,可以说大半是受了这种格物说的暗示。”周予同《朱熹》(1929)从认识论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其论理的方法为归纳,而含有近代科学之精神。”1930年,常乃惪的《中国思想小史》指出:“朱氏之学本从格物入手,他的穷理致知之说,实在是近代科学家的态度。”同年,吴其昌发表《朱子之根本精神——即物穷理》,其中认为,朱熹“实有‘实验’精神”,而这是“中国稚弱的原始的科学思想之种子”。

　　也有一些学者仅仅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解说朱熹的格物致知说,甚至有学者反对胡适的诠释。陈钟凡《两宋思想述评》虽然肯定朱熹对于自然的研究,但不赞同胡适将朱熹的格物致知诠释为归纳法,认为朱熹所谓格物致知“非由归纳研究以求贯通,实由冥然默契以求贯通”;“非客观了解自然,乃主观了解思维”。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所说格物,实为修养方法,其目的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即陆、王一派之道学家批评朱子此说,亦视之为一修养方法而批评之。若以此为朱子之科学精神,以为此乃专为求知识者,则诬朱子矣。”这一说法后来被纳入《中国哲学史》(1934),明确反对胡适从科学的角度诠释朱熹的格物致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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