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学典籍“走出去”：李约瑟留给我们的思考

　　《中国科学技术史》几乎涵盖论述了中国各个领域的科技成就。由于年事已高，他没有亲自执笔《农业》分册，而是委托自己的助手白馥兰撰写。《农业》分册于1984 年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虽然这不是第一部介绍中国农学典籍的著作，但它是一部首次用英语向全世界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国农学典籍的著作，这包括《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与《王祯农书》等书。

　　李约瑟和他的合作者们得到了世人的高度重视，有很多地方非常值得人们去学习借鉴，也有很多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尤其是中国农学典籍“走出去”特别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他很擅长讲中国科学技术故事，知道如何吸引读者对原本枯燥乏味的科技史产生浓厚兴趣。有读者曾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评论说，这本书是继培根和亚里士多德著作之后最受读者青睐的读物，原因在于作者有本事让一些对科技史或对遥远的中国不感兴趣的读者有兴趣去读这本书，特别是去读发生在遥远的中国、古老的中国的科学技术方面的书。虽然我们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让更多的外国读者能够喜欢阅读并因此而真正读懂和理解中国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有必要通过回顾李约瑟撰写《农业》的历程，看看能从中获得怎样的启示。

　　李约瑟、白馥兰能让中国农学典籍走向世界，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英国人，对英语世界有母语和文化优势，更多的是因为他们在中国文化、中国农业及其典籍上花费的巨大心血与执着的精神。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英国有关部门的委派于1943年来到中国，支持中国的科学抗战。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到法国巴黎出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处长。他先后八次访问中国，足迹遍及中国大江南北，他去过无数的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和博物馆、农史馆等，与包括农学家在内的许多中国人成为朋友，对中国的古代科学技术可以说了如指掌。如果说先要观世界才有世界观，那么我们可以说李约瑟正是先观遍中国，然后才有“中国观”特别是中国科学技术观。

　　李约瑟为了写《农业》分册，考察的足迹遍及中国，对中国农业有了亲身感受和体验。初步统计，仅在第一次旅华期间，李约瑟就完成了昆明及其周边以及西北、东南、西南、北部与东部之旅，横跨十余个省，总旅程约4万公里。他深入中国各地考察古代的工程，特别是到农村了解农村生产情况、灌溉设施及农民生活。

　　做科学研究的有心人，走一路、记一路、拍一路、搜一路。李约瑟是个学术有心人，其研究成就建立在日常观察、记录、搜集和整理的基础上。他在中国各地的考察绝非走马观花，而是走到哪笔记就记到哪，相机就拍到哪，文献就搜集到哪，因而积累了极其丰富而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苦学汉语，完全具备了研究中文古文献的能力。中国农学文献用古汉语写成，里面涉及的大量艰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就是当代农学专业的大学生也未必能够完全读懂，何况是外国人。为了过汉语关，特别是古汉语关，李约瑟想了很多办法以快速提高汉语水平。经过十多年勤奋努力，李约瑟终于学习和掌握了足够的汉语知识，为他从事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与交流扫除了语言障碍，使他成为当代英国最卓越的汉学家。

　　农学典籍传播的大厦并非一天建成。李约瑟来华后，多次就有关自己农学研究的成果发表演讲，曾应邀在中华农学会年会上作题为《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农业》的报告，对“中国和西方的科学与农业”问题作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述。李约瑟对中国农史学界的发展动态也非常关注，很注意听取中国农史学家对他研究的意见和建议，努力吸纳最新的研究成果。

　　一个好汉三个帮，无数学者鼎力相助，使其取得辉煌成就。《中国科学技术史》全书数千万字，仅凭李约瑟一己之力，在没有计算机文字录入的情况下，可能连文字处理都是问题。在撰写过程中，他得到大批学者尤其是华裔学者的协助，其中王铃和鲁桂珍是最主要的协助者。李约瑟依靠他的助手们翻阅文献、搜寻有关资料，或将其译成英文，或替他起草初稿。除了华裔助手，李约瑟研究中国的农学也离不开万国鼎、石声汉、胡道静、梁家勉等中国农史学家的帮助和支持。他的助手堪称国际集团军，除了中国专家和华裔学者，众多来自英、美、德、法、加等国的专家纷纷加入到他的团队中。

　　李约瑟从不居高临下指手画脚，而以平等和欣赏的态度对待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李约瑟不是站在“欧洲中心论”的立场上看待中国文化和东西方文化，而是抛弃了偏见。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中友协的创建人和首任会长，李约瑟用大量的历史事实、数据和文献支撑自己的研究结论，自然更容易得到各界朋友的认可。

　　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说，必须具备以下六条才能胜任中国科技史写作：一定的科学素养、熟识欧洲的科学史、对欧洲科技史的社会背景和经济背景有所了解、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并有机会在中国旅行、懂中文、能得到中国科学家和学者们的指导。这六条对中国农学典籍外译与传播应该同样具有价值。

　　作为农学典籍的翻译者和传播者，需精通母语和外语自不待言，但是仅仅如此是无法胜任的。首先，需要像李约瑟一样热爱这项事业，要站在中外农学文化与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农学学术话语权建构的高度，从而全身心、数十年如一日地投入到这项事业中。

　　其次，要像李约瑟那样内知“国情”，这里主要指农学典籍的发展的历史与现实，具备专业素养；同时要外知世界，了解目标语国家农学发展的历史与现实，了解读者，因为只有了解到读者需要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传播，我们的传播内容与方式才能更恰当有效。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完成翻译与传播的使命。知己不易，知彼更难，我们有条件像李约瑟那样到目标语国家多走走，多看看，多交朋友，多掌握第一手信息，真正做到了如指掌，尽可能找到双方的结合点和共同点。

　　再次，需要像李约瑟那样下巨大的研究功夫。中国农学典籍里面蕴藏着中华民族的大智慧、大学问，可以说，每一个字都不是多余的，都有极其深刻的内涵，我们只有经过深入的研究和严格的考证，才能真正明白其含义，准确地把原意表达出来。无论是文献的查阅、理解还是文本的表达，都需要得到无数中外专家的帮助和指导。没有强大的中外团队的支持，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胜任农学典籍的传播任务。

　　另外，坚持文化自信和文明互鉴的原则，平等对待中外农学典籍与农学文化。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坚持以我为主，同时也要考虑到对方的接受度与感受，既不卑躬屈膝，也不盛气凌人，因而在翻译和传播时要掌握好“度”。李约瑟于此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充分肯定中国科学技术成就的同时，又用西方的话语对其进行诠释，分寸把握得相当好。

　　最后，妥善选择和处理原文文献，抓住重点、要点和难点，去除繁文缛节和细枝末节，突出精华，以便能够真正吸引和打动读者。巧妙地使用副文本。信息时代的阅读已经进入多模态、数字化的读图时代，因而在传播时宜辅之以必要的声音和图像，最好能吸引读者的参与和互动，从而使农学典籍的传播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和参与性于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