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哲学史：独立追问的出发点

蒋运鹏哲学基础

哲学通史教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避免让粗糙的框架性思维,误导学生的研究风格。成功的哲学通史教育,至少应当兼具两种功能:向学生提供关于哲学史发展的扎实信息;让有潜力的学生产生大量问题和不确信感,作为其独立追问的出发点。　

所谓哲学史,包括哲学通史和哲学的历史性研究。前者旨在呈现哲学发展的大致走向,提供基本的框架性常识;后者往往聚焦于较短历史时期或个别哲学体系,探讨相对具体领域内的问题。

哲学的历史性研究与其系统性研究之间,有互补关系。若一定要在它们之间作一个区别,我们可以说后者倾向于以具体的哲学问题为切入点,考量各种可能的理论解决该问题的能力,而不太关心作为出发点的哲学问题以及各种解决方案的历史脉络;相反,前者着重呈现哲学历史上的丰富性,而不太强调某种理论实际上解决哲学问题的能力。当然,实际上很难做出清晰的区分,系统研究一旦引用目前为止的研究文献,便已经涉及哲学史;相反,很难想象,力图展现哲学史上的某个体系的研究者,会对该体系解决哲学问题的能力毫不关心。

哲学通史与上述两种研究模式的本质区别在于,通史不是学术研究的直接组成部分:没有学者可以提交一部哲学通史作为学位论文或学术成果。但是,通史无疑是哲学专业教学的核心板块之一,是任何哲学专业的学生必须掌握的基本知识。

哲学通史教学面临的挑战之一,是避免让粗糙的框架性思维,误导学生的研究风格。尚待接受学术训练的学生,往往喜爱简单明确的知识,而不成功的哲学通史教学则往往迎合这种反学术的倾向。为避免这种潜在的危险,有些国家或学校,直接放弃开设哲学通史的课程,满足于让学生自发阅读通史读物,最大限度弱化通史式的思维模式对学生的影响。但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由于缺乏系统积极的引导,学生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建立起关于整个哲学史的基本图景。成功的哲学通史教育,至少应当兼具两种功能:向学生提供关于哲学史发展的扎实信息;让有潜力的学生产生大量问题和不确信感,作为其独立追问的出发点。如韩水法、张祥龙、韩林合等诸位教授主编的《西方哲学名篇选读》(以下简称《选读》),虽属于哲学通史教学的范畴,但可谓兼顾上述两种功能。《选读》收录自古代希腊以来的著名哲学文本,共二十五篇,在哲学流派上涵盖古代希腊哲学、近代理性主义、近代经验主义、德国观念论、现象学以及现代分析哲学;在哲学领域上涉及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以及伦理学。入选每篇文本之前配有对作者的简略介绍、文本本身的内容简介以及一份拓展阅读的书单。

在此举一例:卡尔纳普著名的《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曾经对分析哲学产生过极大影响。这篇文章的标题所包含的、针对形而上学研究的攻击性态度,早已因为分析哲学内部的理论发展而被抛弃。但是,其中对海德格尔的哲学表述方式提出的尖锐批评,至今仍然是分析哲学家在讽刺海德格尔的时候特别喜欢引用的段落。可是,卡尔纳普的批评是否果真恰当?即使卡尔纳普对海德格尔用语不合逻辑语法的批评本身正确,这些批评就海德格尔所希望做的哲学工作而言,是否真正重要?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从原始文本之中去寻找。甚至,这些问题本身,也只有在对原始文本加以仔细阅读后,才有可能被提出。《选读》同时收录《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清除形而上学》和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的片段,非常有助于激发读者产生相关的建设性的疑惑。

当然,使用《选读》作为哲学通史的教材,对教师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越是经典的哲学文本,其中暗含的论证网络越复杂,有待发现的巧妙结构越多,对阅读者的思维能力提出的要求也就越高。就哲学专业而言,对经典的有效阅读是一种需要长期努力加上正确方法,才能获得的技能。但哪怕是对哲学专业的初学者而言,教师也必须力图让他们形成深度阐释的习惯。对一部经典的研究要达到可以胜任专业教学的深度,需要花大量精力。加上不同流派的哲学经典需要的阐释方法又各有差别,单独一位教师,要对《选读》中的所有文本掌握到可以承担专业教学的地步,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选读》不适合在由单独一位教师开设的哲学通史课程中使用。这或许会成为促进一种哲学通史教学方式发展的契机:让处于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共同担任一门专业通史课程的教学,分别负责《选读》中不同的文本。

由于汉语学术界西方哲学的研究环境尚在进一步完善的过程中,获取某些文献资料还有一定困难,《选读》给出相关的拓展阅读书目,也考虑到了读者在汉语地区获得这些文献的便利。这既是《选读》作为课程教材的另一个优点,同时也是编者责任心的体现。没有不切实际的要求,合理利用现有资源,以务实之手段,达成稳定之进步,这是值得尊敬的。

笔者认为,贝克莱、罗素和弗雷格的一些经典文本未能入选《选读》,有些遗憾。尤其是罗素和弗雷格与命题结构有关的文本,应当可以为《选读》中收录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相关章节做铺垫。此外,编者直接节录休谟《人类理解研究》的第七节,省略掉休谟之前对于“观念”(idea)这一概念的解释,会给读者理解该节的论证造成一定困难。因为,休谟对于“观念”的本体论界定,与他针对所谓“必然联系”所抱的怀疑论态度之间,有直接的理论联系。当然,鉴于选读本篇幅有限,取舍在所难免。

观察入选文本,可以发现在奥古斯丁和笛卡尔之间,存在巨大的历史空隙,略去了全部经院哲学的重要工作。这种大范围的有意省略,应当归因于编者的全局考量。《选读》的典型读者,被设定为哲学专业初学者以及业余爱好者。随着近年来对经院哲学研究的加深,我们知道,19世纪末以来变得极其重要的逻辑学以及语言哲学话题,经院哲学家都已经有所触及。但是整个经院哲学的一个特点是,未能产生适合初学者单独阅读的文本。深入追踪这一时期的脉络,我们可以提取大量精彩的讨论,但是,对该时期孤立作品的阅读,往往对背景知识要求过高,对《选读》的典型读者而言可读性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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