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芬伯格论技治主义

哲学基础

技治主义（technocracy）有时又被译为技术统治论、技术专家治国论或技术治理，近30年来备受思想家们的关注，支持者不少，反对者更甚。技治主义内部也有立场分歧，但各个流派均主张两个核心观点：技术统治和专家治国，前者注重用科学原理和技术方法来运行社会，后者主张由掌握科学技术的专家来掌握权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主要从机器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质疑技治主义，尤其诟病它帮助资本主义制度压迫劳动者。芬伯格（Andrew Feenberg）对技治主义的批评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立场，又融合了社会建构论的立场，并吸收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点，颇具特色和创新，对于技治主义研究很有启发意义。

一、何为技治主义：含义、背景和主体

在《追问技术》中，芬伯格把技治主义等同于以科学专家为合法性源头的管理体制。他指出，“我使用的‘技治主义’意味着一种广泛的管理体制，其合法性由科学专家而不是传统、法律或人民意志赋予。技治主义管理在何种程度上是科学的是另一个问题。在某些例子中，新知识和技术真正支持更高的理性化水平，但是经常是：伪科学行话的变戏法和可疑的量化是技治主义风格与理性探索之间所有的联系。”（[1], p.4）首先，技治主义不只是某种政治主张，而是在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存在的组织方式。其次，技治主义以技术理性的名义赋予科学技术专家主导社会管理的权力，公众在社会管理方面的争论被专家决定所取代。最后，在实际运作中，专家管理很多时候并不见得更为理性，此时科学、技术只是某种辩护词或修辞学。

在芬伯格看来，技治主义是技术决定论的两个基本立场之一。这两个基本立场是：“1. 线性进步：技术进步是线性过程，路径固定。2. 基础决定：社会制度必须服从技术基础的命令。”（[1], p.77）第一个立场主张技术自主性，即技术进步的模式已经固定，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按照惟一和相同的道路发展，其他社会因素如政治、文化等能够影响技术变化的速度，但不能改变技术发展的一般道路；第二个立场主张技治主义，即“社会组织必须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根据技术‘律令’的需要来适应技术的进步”（[2], pp.173-174），也就是说技术规则同时也是社会组织的规则。

技治主义观念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各个领域都极为盛行，不仅在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也在社会运行的微观层面如工程建设、工商管理、工业设计、行政活动乃至个体心性结构等中起作用，因此当代社会可以被称作“技治主义社会”。“它的主要特点是人所共知的。科学—技术的思维成了整个社会的逻辑。政治仅仅是研究和发展共识机制的普遍化。个人不是通过压迫而是通过理性认同被融入社会秩序中。他们的幸福是通过对个人和自然环境的技术控制而取得的。权力、自由和幸福，所有这一切因而都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之上。”（[3], p.186）在芬伯格看来，“资本主义是第一个主要通过技术而不是凭借宗教、礼节和暴力等来抑制属下人口的社会，也是第一个把它看作是基本中立的而不是由内在的逻各斯所支配”[4]。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控制和社会控制是结合在一起的，因而技治主义成为必然的选择。“技术合理性的永久标志是生产和社会统治并行的预设。”（[2], p.79）技术理性不仅局限于生产实践中，还渗透于社会管理领域，技治主义则是技术理性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芬伯格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前苏联都是技治主义国家。显然，这是一种根植于技术决定论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趋同论”：既然技术发展道路是惟一的，而技术规则又决定了社会组织形式，那么以相同技术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按照芬伯格的观点，技术决定论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美国、前苏联引入的是同一种技术系统，均是同一种现代化过程的结果，前苏联“只是用一种被称作共产主义的现代性来代替美国所提倡的现代性。实际上，两种立场是相似的：都是由技术决定论支撑的理想主义的普适论（universalism）。”（[3],pp.1-2）不仅如此，其他引入同样技术系统的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最终亦将步美苏的后尘。

技治主义为什么会在当代兴起？芬伯格提到三点思想领域的背景。首先，现代技术的巨大成功导致技术决定论盛行，技术对公共政治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研究而不是选民不成熟的意见将确定最有效的行动过程”（[1],p.2）。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前苏联的意识形态神话幻灭，“意识形态终结论”盛行，技治主义及时填补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空白”。最后，工具主义在当代盛行，它把人看成社会机器中的“齿轮”或控制对象，把真理看作实用的、可执行的范畴，支持专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因而有力地支持技治主义。在芬伯格看来，技治主义是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形态和自我理解方式。中产阶级主要按照职业而不是政治经济关系划分，知识分子、科学家、技术专家和工程师是中产阶级的主体，是社会技治主义管理的实施者。中产阶级不是通过继承而是通过选拨而获得阶级身份，教育在选拔过程中起关键作用。芬伯格指出，“中产阶级的成员通常在获得适当的教育证书后，就被雇佣来从事建立在特殊的技术代码基础上的行为。中产阶层不同于现代社会中起源于一种‘有机的’经济过程的其他阶级，他们是通过选拔过程来获得他们的阶级身份，而这来源于一定的知识体系的专业关系。”（[2], p.200）教育赋予中产阶级某种专业资格，可以从事某种与技术相关的专业工作。同时，芬伯格又认为，中产阶级对于技治主义的自觉和信心是有限的，尤其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之后，他们无法将自己视为统治者或工人阶级，而是“在传统精英和普罗大众间摇摆”（[1], p.32）。

二、从民主社会主义立场批判技治主义

芬伯格既反对美国式的发达资本主义体制，也反对前苏联式的共产主义体制，而是支持经过公众参与改造后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站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他对技治主义提出了诸多批评。

芬伯格指出，技治主义观念的前提本身就是矛盾的。他认为，“技术专家治国论的观念建立在两种自我矛盾的前提基础之上：一是对科学有效性的信心，而技术专家治国论却通过使研究服从于市场而破坏了这种信心；二是对构造各种决定论的系统的信仰，而科学本身现在已经怀疑这种信仰。”（[3], pp.153-154）首先，在技治主义社会中，研究逻辑与商业逻辑融合，R&D首先要考虑市场需求，这就与技术自主性主张相矛盾。其次，技术理性的基础地位无法在技治主义观念系统中自我证明，只能以信仰的形式发挥作用，但以有条理的批判为主旨的科学反过来会质疑任何未经证明的信仰。

芬伯格认为，技治主义是一种欺骗性的意识形态，用谎言掩盖和曲解真实情况，为维护权力和等级制度服务。技治主义并不是事实上的理性管理，而是以理性、科学和技术作为幌子，以它们的名义实施极权管理。技治主义管理喜欢使用专业证书、行业术语等，形成人为的信息垄断，制造专业的神秘的氛围，从而把不能直接视为合法的社会控制合法化——“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权威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建立共识最有效的机制基础之上的——由于决定论的发展观念使技术选择神秘化了。”（[3], p.11）技治主义谎称自己是技术要求，实际上并非技术要求，而是权力运作的需要，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芬伯格指出，“技术专家治国论就不是‘技术规则’的结果，而是在特殊的发达社会环境下追求阶级权力的结果。”（[3], p.110）因此，技治主义维护等级制度管理，“运用技术授权去维护一个扩展的等级制控制体制，使它合法化”（[1], p.103）。技治主义与资本主义技术代码增强操作自主性即管理者权力的要求是一致的，因为操作自主性有利于越来越多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应该说，技治主义以所谓技术共识成功地掩盖了权力真相。

技治主义与民主是冲突的，民主社会主义不赞同技治主义。芬伯格指出，“无论技治主义被欢迎还是被憎恶，这些决定论的基础没有给民主留下空间。”（[1], p.75）技治主义管理极力扩大管理者的权力，剥夺被管理者的权力。因此，民主社会主义对技治主义是持保留意见的，至少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技治主义管理模式的。芬伯格认为“，在20 世纪 60 年代，社会主义被改造成与资本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论和共产主义的官僚政治相对立的激进的民主意识形态。自那以后，社会主义就与人类解放的广义概念联系了起来，这包括性别和种族平等、环境改善和劳动过程的人性化。”（[2],前言, p.3）他指的被改造过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在芬伯格看来，马克思、法兰克福学派和福柯（Michel Foucault）、利奥塔（Jean Francois Lyotard）等人都是反对技治主义的。他认为，马克思技术异化理论实际是一种对技术乌托邦的批评，马克思可以被视为反技治主义者——“马克思是发展中的（avant la lettre）技术专家治国论的批判者”（[2], p.49）。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亦是对规训社会敌托邦的批判，敌托邦批判则是共产主义运动衰落后的资本主义批判的主力军之一；而以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为代表的“新左派”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批判技治主义，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同样也批判技治主义，但是“他最终也是悲观地谴责了正在兴起的技术专家治国论浪潮，而没有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替代物”（[3],p.90）。

1968 年法国“五月风暴”可以被视为反抗技治主义的斗争。芬伯格认为，学生运动既反对发达资本主义，也反对苏联式共产主义，实际是对作为它们基础的技治主义的拒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治主义兴起改变了大学内部的平衡，大学像社会一样被等级化，其成员被分为有知识和无知识两个冲突的部分。于是，大学成了“知识工厂”，一个生产有知识的人的地方，在其中，“教授扮演技治主义者的角色，而学生是无知的受压迫者，他/她缺少资质注定要处于附属位置。”[5]因此，高校被认为是社会的技治主义中心，既培养技治主义者，也按照技治主义方式来组织，所以学生才起来反抗大学。在很多人看来，学生运动有反智主义倾向，但芬伯格辩解说学生们反抗的不是知识和智慧，而是反抗将技术需要和知识权威运用到不公平和不必要的权力压迫中。

前苏联败亡于技治主义和专制。很多人认为，前苏联败亡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经济失衡等经济问题有关，芬伯格不同意这种观点，主张从政治方面寻找前苏联败亡的原因，尤其是技术官僚化和以技术为基础的专制。前苏联失败不是因为太共产主义了，而是太资本主义了，即从资本主义接受了太多的政治因素如官僚主义、技治主义行政方式等，导致与资本阶级类似的“新阶级”兴起和腐败盛行。另外，芬伯格还指出，技治主义盛行还应当为自然和环境被破坏负责。技治主义影响了技术设计过程，将技术目标限制在效率中，因而导致当代社会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和浪费，这是反人道、反民主和不安全的。

三、如何走出技治主义：重构技术代码和现代性

芬伯格反对技术决定论，认为它的两个假设都是错误的。他指出，技术自主性暗含本质主义的观点，坚持技术有某种不变的本质（如海德格尔的“座架”说）因而是无法被改变的。因此，应该引入建构主义，走向技术的非决定论，其基本立场包括两点：“1.技术发展是由进步的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完全决定的，因此技术发展可以沿着许多不同的方向进行，这要取决于占主导的霸权。2.当社会制度适应技术发展时，适应的过程是相互的，技术在对社会条件的响应中发生变化，而技术也达到了影响这些社会条件的程度。”（[2],p.180）按照技术决定论，技术自主发展，人们在技术发展面前无能为力。而非决定论认为，现代技术及其秩序并非惟一的、必然的，而是偶然成为如此的，因而是可以重构的。

技术的非决定论为突破技治主义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在非决定论看来，技术或技术设计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ated）。芬伯格指出，“在技术领域，这种观点坚持认为技术原则不能自己决定设计”“，技术选择是‘待确定的’（underdetermined），对可选择事物的最终决定归根到底取决于它们与影响设计过程的不同社会集团和信仰之间的‘适应性’（fit）”。（[3], p.4）换言之，技术要素并不能单独决定技术设计过程和确定技术代码，社会要素不可避免地参与到技术设计过程中。同样的技术要素在不同的社会要素的作用下，可以形成不同的技术代码，关键在于具体的技术设计过程如何确定技术。并且，技术设计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不断经受社会考验，技术系统诞生后不断在改变，社会要素不断涌入技术设计过程中。按照芬伯格的逻辑，既然技术发展道路是可以重构的，那么以技术为基础的技治主义体制也可以改变。并且，由于技术设计过程中，非技术性的社会要素渗入技术代码，那么以技术为基础的技治主义体制就不只考虑管理合乎技术理性，于是技治主义就自我瓦解了。

如何重构技术？芬伯格认为，通过整体的文化规划可以改变既有的技术设计过程，而由于技术设计是当代文明规划的核心，因而技术代码的改变也意味着整个现代性和现代文明的转变。既有的现代性以技术决定论为基础，是一种技治主义的现代性。但是，现代化不只有一种必然模式，目前的技治主义模式是可以改变。既有的现代化过程过于强调技术理性的作用，因而导致了诸多问题，必须探索既有现代性的替代方式。芬伯格提出了三种重新规划现代文明的途径，即1）重构技术代码，2）探索前苏联和发达资本主义之外的新道路，3）借鉴日本、中国等非西方文明。首先，芬伯格主张，必须对社会主义进行民主化改造，走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包括技术设计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实行民主化是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完成的任务。在技术设计中，必须扩大劳动者的民主参与，以破除技治主义的迷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是技术而是民主化主导社会主义过渡，技术进步是民主化的结果，技术进步将解放劳动力。其次，芬伯格强调技术设计可以借鉴前现代技术实践的经验。他认为，古代技术没有割裂手段—目的、事实—价值、功能—形式、自然—文化等，技术产品是和谐的统一体，而现代技术失去了传统工艺传递给人工制品的丰富的象征性。最后，芬伯格还对日本文化进行了研究，对日本传统技术工艺强调美学因素非常推崇，认为非西方技术实践可以启发当代的技术重构。

芬伯格非常重视计算机技术，认为重构既有的计算机技术是突破技治主义的关键步骤。他认为，当今社会是计算机化社会，现代性集中体现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主体亦受制于计算机体系。既有的计算机发展道路主要由技治主义范式所主宰，社会计算化与社会技治主义化一致，计算机对于技治主义的实施非常重要，因此重构计算机对于突破技治主义也非常重要。要转变计算机设计中的技治主义范式，首先要将其视为交往机器而不是控制机器来发展，让计算机为民主化而不是技治主义化服务，其次要让公众更多地参与计算机设计和计算机革命，才能防止计算机技术被极权体制所利用。

教育在与技治主义的斗争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显然，公众参与技术设计，需要对劳动者进行必要的技术教育，打破技术垄断和技术迷信。在芬伯格看来，教育有不同的模式，意味着对现代性的不同选择，应该走教育的民主化的道路。[6]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应该成为福利，让知识技能与劳动者有效地结合，才能真正实现技术民主化。“这就意味着知识体制要根据下述两个目标发生一种根本的变化：1.使整个劳动力而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精英获得有效参与管理和政治的资格；2.提供为了利用技术选择所需要的大量的智力资源，这些技术选择比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更加依赖技能和智识。”（[2], p.192）当劳动者与知识结合，中产阶级不能垄断技术资源，或者说更多劳动者开始跻身于中产阶级。于是，中产阶级主要部分将被重构，中产阶级的选拨将在多元目标下完成，管理者权力和技术权力将被有效地降低。

突破技术的技治主义发展，还意味着技术进步与环境之间的和谐。重构技术要把人和环境考虑到技术设计中，技术应适应自然和人的自我发展。芬伯格指出，“社会主义对不损害环境的技术和对人道的、民主的、安全的工作的要求不是外在于技术的逻辑，而是响应了要建构自然、人类和技术要素的协调作用的总体性的技术发展的内在趋势。”（[2], p.235）当然，非人的、脱离主体的自然是不存在的，因而逃避式的“回到”原始、素朴的自然是不可行的，应该在技术设计中恢复社会与自然现在已经破裂的有机统一性，即芬伯格所谓“前进到”自然。

四、作为反技治主义者的芬伯格

技术决定论很容易引向技治主义的观点。既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总体方向，那么合乎科学思想和技术方法就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运行方式，因而科学化就成为社会治理方式惟一的选择。技术决定论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盛极一时，20世纪30、40年代美国的技治主义运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技治主义也伴随这这场运动逐渐风靡全球。[7]实际上，技治主义一经产生，就伴随着诸多激烈批判声音，马克思主义者、人文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科学主义者等批评声音形成了某种反技治主义。[8]芬伯格是站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角度对技治主义提出批评，同时融入了70年代以来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的观点。他总结说：“新版《技术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计算机革命和技术的建构论社会学之间不同寻常的遭遇的产物。”（[2], p.1）马克思主要指责技治主义帮助资本家通过机器压迫和剥削劳动者，导致劳动者的非人道境遇，而以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批评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技治主义是维护资产阶级极权统治的意识形态。

作为马尔库塞的学生，芬伯格的批评继续沿着机器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方向继续前进。粗略地，技术决定论可以分为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两种不同的倾向，它们都承认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决定作用，但乐观主义者对社会状况是乐观的、支持的，而悲观主义者是悲观的、反对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属于典型的乐观者，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是典型的悲观者，而马尔库塞基本属于悲观者——他提出的“本能革命”和“局外人造反”的悲观色彩很明显，哈贝马斯要乐观一些，但他的商谈伦理在现实中基本上是一种无法执行的“政治乌托邦”理论。芬伯格试图在找到一条更有操作性的道路，突破技治主义政治越来越严厉的社会控制。他的办法主要是：1）引进建构主义以破除技术决定论；2）引进民主化以避免社会主义走向前苏联的专制模式，以此证明通过技术体系重构可以消解技治主义，可以走出发达资本主义和前苏联共产主义模式“趋同”之后的“第三条道路”。显然，技术决定论正在导致某种宿命论：技术正在把我们引入无法控制的境遇，在技术宿命面前人类除了接受根本无能为力。因此，芬伯格理论的确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更乐观的态度，对技术宿命论是有力的回击。

然而，芬伯格这种糅杂和调和的理论建构方式导致理论本身的基础存在深层的矛盾。在技术代码中的技术因素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上，在重构技术与现代性规划之间的关系上，在技术规划与文明规划之间的关系上，芬伯格始终是含混的。比如，他一方面认为新的文明规划可以让社会可以重新规划技术，另一方面又认为技术规划是文明规划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技术重构决定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化是否可能真正实现。因此，芬伯格提出的非决定论在技术的工具论与实体论之间进行简单的调和，不可避免地陷入模棱两可之中。而芬伯格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趋同论”的反驳也就同样存在疑问。他认为，按照技术非决定论的观点，技术体系可以重构，技术发展道路并不是惟一的，所以即使苏联模式由于照搬资本主义技术体系而“趋同”，并不代表没有其他建基于新的技术体系之上的社会制度，而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就是全新的社会制度。[9]显然，以非决定论为基础的“反趋同论”很容易被指责为是某种理论“拼凑”或循环论证。

从方法论说，芬伯格理论的矛盾根植于现代西方哲学二元论思维方式的束缚。换言之，他的问题在于默认技术—社会、技术—文明、文明—自然等二元对立，不用全新的概念框架消解对立，简单的糅杂避免不了根本性的概念冲突。并且，芬伯格的反技治主义还表现出与海德格尔和某些后现代主义一样的怀念前现代的怀旧主义。显然，这种情绪对于批判是有用的，但是对于解决现实问题而言往往有害无益，容易走入某种难以自拔的悲观之中。

但是，包括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无法达到自然科学理论一般的严谨，这在科学时代很明显但也很正常，不能因此完全否认芬伯格理论的价值。芬伯格将技治主义研究推向了深入，尤其在三点上见解颇为深刻：1）指出技术统治和专家治国之间存在“鸿沟”，2）指出技治主义不仅在宏观社会框架上起作用，也在微观社会运行中起作用，3）把技治主义与现代性批判联系起来。如果专家治国并不必然实现技术统治，那么现实中的专家治国是何种统治呢？这种专制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呢？以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理性，是否是科学技术理性的全部？如果技治主义在社会各个层面都起作用，那么各个层面之间的功能是如何协调的？技治主义主张是否可以在限定在某个层面？可否根据不同的层面限定技治主义主张从而消除其某些负面效应如反民主倾向？如果技治主义是现代性的题中之义，那么替代性的现代性是否均为反技治主义的？是否存在后现代主义的技治主义？反技治主义可以解决现代化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么？这些问题都将技治主义研究深入下去。比如，波普（Karl Raimund Popper）就把社会工程分为乌托邦式的和渐进式的，他赞同渐进式的社会工程。[10]并且，芬伯格对中产阶级分析颇有新意，尤其是从技治主义的角度分析前苏联所谓“新阶级”，以及通过教育福利化以消解或扩大中产阶级的主张，与德热拉斯（Милован илас）的著名观点相比更为冷静和客观[11]。除此之外，芬伯格对技治主义改造的细节探讨如对劳动过程的改造，明显受到福柯微观权力分析理论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试图把某些政治哲学理论引入技术哲学关于技治主义的讨论中，尤其是民主主义理论。这些都给技治主义研究的后来者以方法上的启发。

[ 参考文献 ]

[1]Feenberg, A. Questioning Technology[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2]安德鲁·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 [M]，韩连庆、曹观法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3]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 [M]，陆俊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 芬博格.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灾难与救赎 [M].文伟成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102.

[5]Feenberg, A. Remembering the May Events[J]. Theory and Society, 1978, 6(1):, 29-53.

[6]Feenberg, A. 'Reflections on ‘Literary Education and Democracy’'[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72, 87(7):

977-980.

[7] 刘永谋：论技治主义 [J]，哲学研究，2012(3): 91-104.

[8] 刘永谋：论知识的权力研究的四大传统，天津社会科学，2013(5).

[9]Feenberg, A.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Cultural Change in Communist Societies'[J]. Technology and Culture, 1979,20(2): 348-354.

[10] 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M].杜汝揖、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