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进程

张师伟哲学基础

自近代中西文化两极相逢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就在方法论及价值取向方面备受关注。本文采取观念史梳理的方法，试图回归思想现场，以思想家自身关注和思考的政治问题为考察对象，历史地再现思想家自身的政治思考逻辑，并试图在清理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过程中，把握不同时代及不同流派思想家在观念上的相同、相通和互补之处，力争重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纲领性概念及核心命题的层面上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观念体系。①这个高度统一的观念体系并非与生俱来，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中国政治传统的发育而与时俱进，不断地提升着它的理论纯度与高度，不断地吸纳着新鲜的思想因子，不断地强化着它的系统性与说服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观念着意于政治角色的必然性规范建构。角色规范的必然性一方面来自世界万物莫不具有的普遍形式因，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人人所固有的至善本性。本文的主要目的乃是客观完整地再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纲领性概念的语义变迁，清晰地展示中国传统政治关于政治的一系列必然性命题是如何逐步地发展出来和巩固起来的，试图如历史之实地呈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题、主旨、影响及局限等。本文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问题与主题的时代演进为主线，以概念语义变迁及命题逻辑演进为副线，呈现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思维特征及逻辑框架，总结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条件、规律及趋势，揭示中国传统政治以理论形式展示出来的恒久的民族共性。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作为传统时代政治的普遍民族共性的理论表现，其逻辑发展与社会的发展节奏相合拍，社会的长期迟滞与政治哲学上的烂熟两者之间具有理论上的必然连带性。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维及政治理论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种变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传统政治哲学被冲击成了碎片。但由于碎片的形成过程乃是渐进的，传统政治哲学在表面上碎片化的同时又润物细无声地浸入并濡染了现代政治思维和政治理论。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逻辑化结构分析既有利于认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本身，也有利于认识中国近代政治理性转型的过程，还有助于分析中国现代政治思维和理论中的历史残存，以真正对中国传统政治理论资源实行去粗存精，服务于现代政治理性及政治思维的民族建构。

　　一、萌芽与溯源：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发生学探讨

　　中国政治思想的早年经历和特征决定了中国政治思想的整体形态、基本问题及基本特征，甚至也规定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大致框架，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政治思想具有较文字记载远为悠久的历史，它在文字产生以前就已经存在，就如同文学史上曾经存在过口耳相传的口头文学一样，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也曾经存在过口耳相传的口头政治思想。人类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也必然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最初只能使用少数简单的符号把当时还不太复杂的政治思想记载下来。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照理应该从中国政治思想开始产生的时代开始，但是，限于没有可资利用的文献资料，只好退而求其次，只能从我们所知道的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开始，而我们知道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只不过是人类使用文字历史的一小部分，即文字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以后的历史，而在文字发展得比较成熟以前政治思想实际上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均采用人类学的方法，结合中国的上古文献记载，逻辑地再现了中国政治思想发生的前提及背景，并由此而推演了中国政治思想特点的形成。②中国社会最早的政治意识若隐若现地萌芽于上古政治神话中。虽然三代以上所谓元后都不过是武力争抢的结果，但是只要争得了元后的地位，他们就都成了有大功于人类的大英雄，具有了一些神秘神圣的属性，成了半神半人的神圣者，起着沟通天人的重要作用。中国传统的元后及帝王大多被描摹成有大功于人类的大英雄或大圣贤，他们不仅道德高尚，而且理性也卓越，既建立了丰功伟业，又具有极大的爱心及人格魅力，形成了“大功者享至尊”的政治传统。中国上古传说中，元后兼有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威，扮演着君、师两个角色，传统政治哲学就萌芽于上述元后集权的政治传统③。一定形态的政治传统从根本上决定了它可能的政治思维方式和政治观念内涵。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就其演进而言乃是向着一个完整的思维及思想体系的前进，其最终得以形成一个反映民族根本政治属性和理想的政治哲学体系。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就是在孕育和发展着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政治哲学体系。这个体系从根本上来说，不过是中国政治传统的自觉反映，并且反过来促进了中国政治传统的日益自觉化发展。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某种政治传统的形成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某种形式的政治传统就已经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了。“在政治人类学所研究的初级社会中，大多数都还没有我们今天称之为‘政府’的这种东西”，“在这些传统这种制度中，权力是局部的、暂时的，分散在家族、群队、世系群和各种社会团体中”，“为了抵抗某些外来的威胁，例如临近团体的攻击，他们可能临时组成更大的政治团体”，但是“只要问题一解决，这些团体马上就会自动解散”，在初民社会中，“政治是永恒的现象”，“但它不表现为对强制力的垄断，也不表现为任何以贡献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制度”，“在这类政治制度中，个人之间的地位可能相差悬殊，但还没有出现阶级分化”④从人类学对人类文明类型的分析来看，成熟的文字系统通常是文明类型的一个明显标志，而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就是殷商中晚期的甲骨文，而甲骨文所产生和反映的时代就已经是一个政治传统初步成型的时代。另外，一个政治传统总是伴随着一定的文献典籍，并依靠一定的文献典籍来解释、说明政治，中国传统最重要的政治典籍就是《诗》、《书》等，而《诗》、《书》等所刊载的可靠文献的年代则可至少上溯到殷商的商王盘庚。上述两个维度的分析，表明中国政治传统在殷商中晚期就已经初步形成。“君主专制现象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严格说，它并不自秦汉始”，“早在国家形成时期的商周时代，君主便有了极高的权威了”，“中国古代的国家机器从文明刚刚到来之初，就走上了一条君主专制的道路”。⑤与实践中的君主专制传统相对应，理论上的自觉就是君主专制主义政治理论的孕育和成长。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虽始于概念、范畴等的出现，但是在政治概念、范畴等开始出现之前，它就早已经基本上被某种绵延已久的政治传统决定了其根本属性及基本走向。⑥就概念反映的内容而言，中国传统政治概念的创造一开始就与君主集权的大一统政治密切相关；就思维方式而言，政治概念的创造无疑也体现了伦理取向的实用理性的自觉。中国传统政治“从有史时代开始，就有一个凌驾他们之上的神授的最高政治权威，在周代，是周‘天王’，在殷代，是有时称为‘帝’的殷王朝，在夏代，是称为‘元后’(相对于称为‘群后’的‘诸侯’国家)的夏王朝。”⑦当中国传统政治概念孕育的时候，政治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已经要求政治传统中的某些方面或环节等获得自觉的理论形式，而理论形式的具体形态则取决于已经形成的实用理性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政治传统的直观整体把握，离析出其中最重要的具体实用的伦理规范，就成了殷商时期政治理性重点把握的对象。中国传统政治理性以伦理化议题作起点很经典地呈现了中国政治的伦理色泽。殷商西周时期的政治思考及理论建构工作主要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原始文化的系统整理，即所谓“制礼作乐”，“礼乐”实际上就是统治者提供的人们的具体行为规范，社会发展于此既表现了制度方面的自觉创造，也提供了发挥、约束、规范个体能动性的契机。二是自觉提炼政治概念，用以对最重要与最关键的环节、方面或内容等进行自觉道德把握，“从《盘庚》等篇看，‘德’已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和道德概念”，⑧“所谓‘德’”的主要含义，如“恪遵天命，遵从旧王”，“信用旧人”，“勤劳从事”等等，⑨都是对王的某种政治道德要求。君主政治道德方面的政治概念优先被创造出来，用作君主政治道德的必然形式，视其为君主的当然政治义务。这既充分说明了中国政治传统以德治君的人治色泽，也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概念的创造与政治角色的必然性行为规范密切相关。

　　二、话题与问题：传统政治哲学的观念史梳理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从诞生起就在话题与问题上具有独特规定性，从而迥然不同于古代希腊。政治哲学虽然立足于回答政治发生的根源和目的等根本性问题，但根本性政治问题的具体形态却颇不相同。这一方面是因为任何政治根本问题都不是抽象地获得或存在的，而是必然被包裹在各种各样具体的经验性政治问题之中，至少也是从特定的经验性政治问题中抽象提升出来的，根本性政治问题带有明显的时代或民族的经验色泽；另一方面，政治根本问题的提出离不开特定的思维方式和思想前提，已经形成的思维及思想命题必然影响着根本性政治问题的具体形态。不同种类传统的政治哲学，其区别主要就表现在根本性政治问题的具体形态及由此而来的根本概念的不同；而同一个传统孕育的政治哲学即使跨越了较为漫长的历史时期，其根本政治问题的具体形态也会保持明显的稳定性。⑩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根本政治问题上的稳定性，既突出了根本政治问题在政治理论思维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清晰地展现了中国传统政治自身特有的理论逻辑。从传说中的政治文献起，中国传统政治理论的话题就紧紧地围绕着天下共主的治理资格、权限与职责等展开，而根本政治问题则始终是天下共主何以统治和如何统治，君主统治的前提、基础和手段等始终牵动着历代政治哲学家的眼球。笔者此处使用观念史的研究方法，将历代政治哲学家关注的问题及热议的话题尽可能地还原为观念，以政治哲学家大量重复使用的观念为考察对象，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整体解释转换成了相应观念的分析解释，而在观念的分析解释时又务必将其置于特定时代的话题与问题中，从共同的话题及问题中解释共同政治观念的共识性解读，尽力避免因对政治概念作纯粹抽象而误读中国传统政治哲学。

　　观念史研究方法将政治哲学的研究推进到了微观层次，避免了因时代差异而误读思想家的概念。研究者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以己度人，用自己熟悉的观念内容去解读和解释某个历史时期的概念，导致研究结果发生了严重的时代误读。比如“民主”的概念在今天的观念内涵显然受到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影响，人所共知的涵义乃是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等，而其在传统中国政治话语中的观念内涵则是指如尧、舜、禹、汤那样为天下的明君圣王，其实质乃是民本思想所肯定的为民做主的君主。再如“公民”的概念也出现于中国古代，但其观念涵义乃是指战国时期领受国君土地向国君缴纳租赋的小农，与“公民”相对的是“私人”(11)，公民在今天的涵义则是指民主国家中享有广泛权利的政治个体。观念史研究将研究的对象指向概念的观念涵义，按照概念的语境及背景等解读概念的观念内容，从而能够较为准确地进行思想解读，较大限度地避免对概念的误读。观念史研究并不会迷失在观念的汪洋中，而是要围绕思想传统中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概念展开研究，不仅要关注这些概念随时间、语境等变化而发生的观念内涵的变化，也要研究概念间逻辑关系随观念内涵变化而发生的相应变化，更要关注概念在观念内涵发生变化过程中如何与现实世界的流行说法及诸多疑问等发生横向互动等。观念史的研究实质上是强调了时代潮流中观念内涵的稳定共性与观念革新的时代整体性，再高明的思想家也不能超越自己时代的观念共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不明言的、根深蒂固的和构成性的概念就是刘泽华先生所说的纲领性概念，它们不仅频繁反复地出现在不同时代及流派的话题与问题中，而且还在其中起着核心性解释功能，主导和支配着时代思潮的格局、主旨及发展走向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补充着新的成员，话题和问题虽然随着新核心概念的增加而有较大变化，但是新的话题和问题并不能轻易改变原有体系性核心概念形成的思想主题，其结果只能是主题的进一步提升和深化，佛教概念融入宋明理学就是一例。

　　自先秦诸子百家以来，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在话题及问题上经历了几次跨时代的巨大变化，形成了颇具规模和影响的几大时代思潮。几大思潮前后相续，层层推进，通过运用、发展和补充新纲领性概念等形式，以新话题和新问题不断推进中国传统政治哲学话语体系的发展，一步一步地将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理论发展到其成熟乃至烂熟阶段，而中国传统政治也最终获得了哲学层面普遍有效的系统解释而日趋于巩固。值得注意的是在话题和问题的讨论中，虽然时代色泽极为明显，但纲领性核心概念却不仅保持了形式上的超常稳定性，而且还表现出了对话题和问题的强势影响、支配及主导等，即主流的纲领性概念将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话题与问题进行了实质性的沟通与衔接，而主流的纲领性概念也在这种沟通和衔接的过程中获得了涵义方面的丰富和抽象程度提高的发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尽管经历了明显不同的几个发展阶段，每个发展阶段的话题及问题也明显不同，但是西方民权思想东渐以前，它一直都保持着原有的君主专制集权的研讨主题。“从1640年到1840年”的中国景物依旧，“上千上万胼手胝足、辗转沟壑的小农背负着一代一代歌讴唐虞盛世”、“高谈名物考据或性心理义的士人”。(12)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单调而缺少变化的政治哲学主题显示出中国传统政治的普遍或共同观念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这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又进一步把不同时代的话题与问题实质性地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具有主题共性的政治话语体系。话题与问题的话语体系一方面在观念上根本受制于共同主题及纲领性概念，没有纲领性概念及研讨主题的明显变化，政治哲学的话题、问题及其观念载体就都不会发生实质性的巨变。另一方面，话题与问题的话语体系也必然连带着一定的纲领性概念，并清楚明白地展示了其所讨论的政治主题与主旨。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普遍或共同观念，并没有超越纲常名教的范围，依然沿用了汉代以来的主要词汇，且在词汇的释读方面也没有表现出观念上的根本变化。在作为观念外壳的词汇没有发生明显跨越性变化的条件下，明清之际士大夫在讨论流行性话题及问题的时候，就只能沿用几千年来的传统观念，而几乎没有思想家发明甚至是使用了有近代特征或色泽的观念。直至鸦片战争前夕，固有政治词汇的大量使用说明了政治哲学热议的诸多话题与问题等仍然局限于运用传统观念，其努力的结果也只能是传统政治哲学体系的日益完善、巩固和普及。

　　三、概念与命题：政治哲学的理论推演与逻辑递进

　　中国传统政治理性自其初步觉醒的殷商末期，就展现了自己独特的观察、分析视角，形成了自己的问题体系。这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最早萌生的概念就可以看出来，殷商晚期的政治思维并未走上西方古希腊式的分析路径，而是延续了其古老的伦理化思维路径，从实践对领袖政治道德的要求或需求出发进行政治思考，从而自然将政治思考关注的问题集中到了领袖伦理领域。殷商末叶至于西周初年，虽然政治思考中的人的成分得到了较多肯定，但基本的思维方式仍然停留在神话的阶段，以一元性的天为根基，以政治的伦理约束为要点，服务于宗族血缘层层包裹的亲亲尊尊。殷商末叶，人的地位的提高在西周的政治思维中得到肯定，重新融合了以神灵为依托的伦理政治体系，在政治道德上则确立了亲亲尊尊的伦理自觉，虽然如此，西周初年所确立的政治思维体系仍然体现了浓郁的神学色彩。西周后期，人在政治实践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是人们不断追问和思考政治的根本依据，在发生对天的怀疑的同时出现了从人本身的规定性对政治的思考，也出现了从自然普遍的角度对政治的思考，另一方面则是政治生活中的伦理性要求进一步突出，不仅需要更多的伦理性自觉规范，而且也严肃地提出了它的客观依据问题。这个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它的总特点就是政治思维的人文主义转向，而其总主题则是君主论。(13)这个阶段，政治概念及命题从各个方面纷至沓来，不同学派和个性的思想家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运用独具匠心的方法，深入系统地考虑了君主政治的现实与理论问题。虽则概念与命题等各不相同，但又都具有根本的共同性，就其大的方面来看，思想家多以策士自居而试图改良现实政治，而且他们思考政治的方式深深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思维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经验理性与直觉思维相结合的神秘性。

　　两汉政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体系化时期，先秦各派政治思想在汉代经历数百年的思想锤炼及观念积淀，诸子百家政治概念逐渐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思想体系。诸子政治概念融合的过程与政治深度融合的过程相伴随，而政治思想体系的巩固也随着政权的努力形成了官方正统政治意识形态。从政治概念体系化的结果来看，影响中国传统社会近两千年的儒家经学及经学思维方式即形成于两汉时期，儒家经学提倡的圣人崇拜、经书崇拜等成了社会通行的当然教条；(14)从政治社会的变迁趋势看，社会各个领域都逐渐但却普遍性地发生了儒家化现象，从汉代开始的思维方式儒家化逐步扩展到法律及文学领域，最终成为传统社会的普遍性特征。法律儒家化开始于董仲舒等的“春秋决狱”，在法典制定中则表现为援礼入法，西晋的法律制定即明显地发生了法律的儒家化，其在中国传统时代的最主要的杰作是中华法系中的典型代表——唐律疏议。(15)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总是和社会自身的日益有机整体化不可分割，中国社会日趋结合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的过程必然伴随着中国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过程，而中国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过程的核心内容就是在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确立儒家基本政治原则的权威性影响，社会的儒家化特征日益突出，儒家政治思想内化于社会并全面影响甚至改造社会的过程就是社会的儒家化。天的概念解读虽然总体上仍然比较复杂，但就总体而言，天的最主要涵义仍是人格化、有意志、能主宰的宇宙的最高控制者、主宰者，天的最基本特征，就是“善”和“能”，或者说是“仁”和“德”。先秦诸子的政治思想乃是中国政治传统通过不同风格特色思想家的理论自觉，不同的思想家由于立场、观点、方法、态度、角度、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概念及话语体系，各具特色，争鸣不已。从思想演进的进程来看，先秦诸子的政治概念不过是两汉搭建思想大厦的必要材料。如果先秦政治思想没有经过两汉的体系化阶段，那么中国政治思想就只能如同杂家那样，形成不同方面政治思想的杂凑，而难以形成自洽的逻辑。经过了两汉的体系化深度加工，不仅诸子政治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而且还形成了一个超越流派概念鸿沟的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中国宗法血缘社会的秩序建构理念，形成了普天之下关于社会关系的绝对模式，这个模式的核心命题简练概括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为传统时代的中国政治确立了一个绝对的范式，放之四海而皆准，影响一直维持到晚清。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时期，也是中国哲学思想获得大发展的时期，还是中国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个时期，理论界的风气和诉求迥异于两汉，玄学和佛学作为主要的学术形态在思想领域具有压倒性优势，它们主导着这个时期的舆论，强势引导着寻找人格永恒本体的理论趋势，阐述着基于内在本体依据的世界秩序。魏晋时期的玄学和一直逶迤到唐代的佛学，不仅思想非常活跃，而且在思辨哲学的纯度和深度上还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魏晋玄学的主题是人的觉醒，人的活动和观念从天人宇宙体系的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中获得了解放；人不仅不再安于权威之天为人作出的系统安排，而且还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人需要从自己的存在本身寻找自己存在的普遍必然依据。人的觉醒导致了对权威神灵天的深刻反省和激烈批判，而反省和批判的结果并未达到建构人本价值论的高度，从而以对天的怀疑为前提的批判导致了普遍的悲观主义，而普遍的悲观主义又进一步刺激了人们对人本身的激情和依恋。尽管这种对人本身的激情和依恋是以普遍的悲观主义为基本形式，但这种由颓废、悲观和消极的感叹包裹着的生命迷恋和执著却更令人动容。东汉后期人物品评中对才情问题的辩论终于发展出了人格本论上的巨大困惑，即人的普遍价值和意义或者人的永恒，究竟应该以性情、以伦理，还是以物欲为标准？人的普遍有效的当然形式究竟应该听命于自然，还是服从于名教？其普遍形式应该怎样？自然和名教的关系究竟如何？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应该怎样处理自己与名教的关系？魏晋玄学缺乏充分的思辨方法，无力解决自己提出的复杂问题，而早已传来的佛学则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划时代的转变，将古印度发展起来的思辨方法及概念体系与玄学的主题相互融合，玄学的问题转化成了佛学的问题，而佛学又因为玄学的问题而逐步地中国化了，发展出了一套关于人格本体的思想和修行方法，给宋代新儒学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养料。

　　从魏晋南北朝浓郁的形而上诉求中走出来的中国政治哲学，随着隋唐帝国秩序的建立而在主题上有了明显的划时代巨变。一方面，隋唐时期的中国政治哲学让人继续追问着形而上的问题，但是又明确地将此类问题归入佛教，通过中国化的佛教在本体论及世界观方面的理论创获，解决人们关于生死、寿夭、祸福、贫富、贵贱等人生境遇方面的困惑，并引导人们建构起了一种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另一方面，世俗主义的抬头又驱使人们思考不同人等应扮演的政治角色问题，从解决好世俗政治秩序的角度，深入细致地思考关于政治角色的诸多规范，敲定君当如何、臣当如何、民当如何等的行为范式，隋唐五代时期的不少帝王将相及儒家学者都深入地讨论了政治角色的应然规范，不厌其烦地谈论着“为君难为臣不易”的角色反思话题，其中唐太宗的《帝范》、武则天的《臣轨》、唐玄宗的《孝经注》等，都在思考传统世界理想政治秩序赖以建立的角色的行为规范问题。在君主当如何、臣子当如何、父当如何、子当如何等方面有较深入的规范探讨，而以唐太宗为首的贞观君臣则通过《贞观政要》留下了关于中国传统政治角色的典范，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中国政治实践。隋唐五代时期思想界对政治角色规范的反思是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体现出了儒家传统重人、重民的指导思想，在确立不同政治角色的行为规范时，思想家所遵循的基本的原则和准则均来源于汉代就确立起其权威地位的三纲五常，隋文帝父子、唐太宗及韩愈等人概莫能外。

　　宋学既是隋唐以来儒释道并重文化格局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也是儒学自汉末魏晋以来的一次政治思想升华，以心性论的阐释方式替代了汉儒宇宙论的阐释方式，使儒家纲常伦理体系获得了必要的本体论与方法论支持，摆脱了玄学从本体论及方法论方面给汉儒以天人理论阐释的纲常伦理的困惑。宋代理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理性趋于成熟的产物，它标志着中华文明在理论上的更进一步的自觉。一般来说，理学思潮萌芽于唐朝中后期，正式形成于北宋中期，集大成于南宋中期，南宋末年才被认同，元代得到官方意识形态代表的地位，成为科举考试的基本依据。理学吸取了道家和佛教的思想营养，探讨传统所谓的天人问题，其命题的核心乃是确立人所以为人的必然依据和正当形式，其最终目的是所谓“成人”，即人的实现，理学所谓人的实现，说到底，就是人的完全伦理化和格式化。宋代政治思想的主流是理学家的政治哲学，理学家的政治哲学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发展的新阶段，标志着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体系的基本完成。它既是中国社会深层结构的哲学表达，也是对中国传统社会特征或属性的自觉把握，引导着中国传统社会向着自己的根本属性自觉回归，中国社会的儒家化越来越成了系统哲学理论引导的自觉的社会历史活动。

　　理学家的政治哲学系统地讨论了中国传统政治形成的各种要素，演绎了一个严整而严密的政治哲学推理系统，提供了中国传统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必然性论证。除了理学家的儒家政治哲学以外，宋代的功利主义政治思想也相当重要。一方面，宋代功利主义并不是法家意义上的功利主义，而是儒家意义上的功利主义，儒家经典对宋代功利主义的影响也非常明显，儒家功利主义将明其道与计其功结合起来，进一步丰富了儒家政治思想，儒家功利主义可以说是儒家政治思想与法家政治思想结合的典范，体现了儒家和法家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另一方面，宋代功利主义对纯理论问题没有兴趣，既不讨论理学家式的政治哲学问题，也不演绎一般的政治原则，而是直指当时的重大政治问题，提倡政治方法的革新，主张提高政治机器的效率和效益，以克服内外政治危机，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政治思维的实践性特征。

　　中国传统的夷夏思想、民本思想和政治批判思想在明代遗民中达到了极致。尽管明朝中后期人们的生活已经相当地依赖所谓市场，尽管所谓全国的市场似乎也在形成，尽管也出现了规模可观的所谓工场或作坊。但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并没有走上近代资本主义道路，更没有出现所谓启蒙主义思潮及民主主义政治思想的萌芽。如果我们将研究视野放宽，就会发现明遗民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新见解，即使在态度上，也并不比古人更激烈；更重要的是，他们政治思想的基本范畴、范畴间关系及范畴的涵义都与他们的前辈没有本质差异。明清之际的民本政治思想在内容和社会性质等方面并没有发生不同于儒家传统民本政治思想的根本性变化，其社会意义也绝不是解构传统的君主专制主义，而是通过对政治哲学体系的重新梳理而重构，并进一步巩固了被王学左派及明末政治风波冲击的君主专制主义政治思想，与其说他们是“解构专制”，还不如说是要“重构专制”。(16)

　　在清初，康熙的政治思想具有特别的价值，他作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简直就是一个理学皇帝，他对朱熹理学具有特别偏好，但又不拘泥于朱熹理学，而是对朱熹理学有所发展和矫正。他的政治思想在逻辑结构上保持了完整的理学结构，由天开始，到人为止，中间的关键枢纽是受命的圣人。康熙的政治思想对民有较多的关爱，其中包含有对工商业者及广大不信仰儒家文化人士的关爱，这种关爱比之黄宗羲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康熙的关爱要远比黄宗羲等人的关爱要平和温煦而务实得多。康熙的政治思想基本奠定了清王朝的整体政治风格。乾隆以后，清王朝的政治逐渐由清明而污浊，其政治思想逐渐趋于暗淡。民本思想在清统治者的惠民政策面前已经显得不那么迫切，而专制的重构任务也基本完成。政治思想的风气已经转变为对训诂等的关注，企图通过更加务实的训诂等小学学术来羽翼伦常纲纪等。清王朝进入中期以后，专制政治再次面临危机，社会上再次出现了批判和揭露的声音。顺着这个逻辑继续下去，清王朝势必重复历代王朝的老路，被新的王朝所取代。

　　但世界历史的进程已不再允许中国我行我素，而要强行把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的洪流中。资本主义列强尝试着用商品和外交进入中国，他们在屡屡碰壁后，采用军事暴力的侵略手段强制中国开放本土，强迫中国接受资本主义的世界性影响，而中国也在时断时续的胁迫下步履蹒跚、不由自主地走上了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政权组织形式及政治思想逐渐接受了西方列强的影响。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也由此而步入与西学结合开创现代政治思维的新阶段。

　　注释：

　　①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反思》，《东南学术》，2009年第2期。

　　②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4页，中国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版。

　　③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第1～2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④董建辉：《政治人类学》，第40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⑤刘泽华等：《专制权力与中国社会》，第1～2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⑥张师伟：《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命题归类》，《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1期。

　　⑦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⑧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第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⑨参见《尚书·盘庚篇》。

　　⑩张师伟：《民本的极限：黄宗羲政治思想新论》，第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传统社会与思想特点考察》，第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