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后现代哲学的语言迷宫

刘魁哲学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思想界、哲学界出现了一股所谓的后现代思潮，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思想，文化传统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与批判。哲学向来以逻辑的严密性和思想的深刻性而自傲，常常以真理占有者和人类思想的大法官而自居，傲然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但是，后现代哲学在以“语言游戏”和“文本解构”为武器摧毁了哲学生存的根基，哲学的大厦摇摇欲坠。尤为严重的是，后现代哲学在对传统哲学进行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自身。在对一切文本进行戏弄的同时，也戏弄了自身。

　　任何一种哲学思潮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它往往是思想敏锐的哲学家们面对新的社会现实状况进行概念把握的一种尝试，是人们适应新的社会现实状况的理念工具。当社会现实的变化过于剧烈和迅速，而人们已有的思想、理论与经验都不足以对新的社会现实进行把握时，人们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过激的情绪，对已有的思想、理论和经验表现出一种强烈敌意和排斥态度，对自身的认识能力也会表现出强烈的仇视心理，打碎、毁灭旧的观念体系是其典型的心理特征。后现代哲学就是这样一种时代的产物。

　　在政治领域，如美国学者弗·杰姆逊(F·Jameson)所说的，西方国家由垄断资本主义向晚期资本主义或多国家资本主义阶段过渡，它们以其“有活力的、有原创力的、全球性的科技扩张”，“正专门朝向被前资本主义所包围的第三世界农业和第一世界的文化领域渗透进攻”（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进行着全球性的经济侵略和文化渗透，资本主义体系在二战结束后也由于各个国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呈现出政治的多极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倾向。在经济领域，它由以工业生产为主的现代社会向以服务性行业为主的后工业、后现代社会过渡，信息在经济发展和生产竞争上占居举足轻重地位，人们在经济竞争中由过去的争夺物质资源和能量资源发展为争夺信息资源。信息的社会化和商品化，全球性的、多元化的和非中心的信息网络的形成，对传统的价值观念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对传统的知识论哲学产生了冲击。在科技领域，由于电脑的应用和普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人工世界”，而非本原的自然世界，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打上了科技的烙印，过去许多只能由人来进行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已由机器人来取代，人类自由施展自身才能的领域已越来越小，人们甚至担心有一天会被机器人所主宰，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精神领域，由于艺术的商品化、社会化，由于宗教意识和道德观念的淡化，过去具有严肃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为迎合人们的低级趣味，艺术价值的崇高性荡然无存。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富足，也使得人们极力追求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而快速的生活节奏又使得人们没有时间和情绪去欣赏高雅的艺术作品，由此追求低级、庸俗的精神刺激成为一种新的时尚，享乐主义流行，黄色文化泛滥，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严重的威胁和冲击。这种时代性的巨大变化导致的结果是，迫使人们放弃传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适应新的形势。

　　首先是机械决定论的世界观必须被抛弃。世界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现代科学对大量混沌、无序现象的研究与发现，尤其是量子力学测不准原理的提出，迫使人们放弃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公式以及具有决定论性质的理论去说明和解释世界，放弃统一性与整体性，主张多元性与开放性。

　　其次是主体意识的消失。随着电脑的广泛运用、计算机网络的形成，世界各地的信息被发达的通讯媒体快速地传递、压缩、改编、储存，同时又被大规模、高速度地再生产、再传播，世界成为一个庞大的信息系统。人们在这庞大的信息系统中不断地受到来自电视、广播、报纸、广告等传播媒体的商业化信息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商业化信息的影响和干扰，甚至人们的潜意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干扰，人已经不再是自己的内心世界与外在行为严格意义上的主体。

　　再次是传统的机械反映论必须被抛弃。正如法国解构论家所预言的，商品物化的最后阶段是形象，商品拜物教的最后形态是将物转化为物的形象。在后现代社会，艺术成为“类像”(Simulacrum)，即没有原本之物的摹本（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形象、照片、摄像、电视、电影等皆成为类像。人们在电视、录像与艺术物品中看到的“现实”，已不再是自然现实本身，而只是现实的影像，是人工现实或第二自然。语言、符号的意义由于通讯规模的庞大和反复传播也变得日益模糊，其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对应关系受到极大削弱，尤其是语言的描述功能日渐衰微，而其叙事功能、演绎功能与虚构功能日益膨胀，语言体系及其文本自我关涉，失去了原本的指称意义，这一点在后现代文艺作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许多文学家、艺术家为了追求商业利润，满足后现代公众追求新鲜、刺激的心理需求，生产出大量荒诞、离奇和怪异的作品，利用某些理论加以随意虚构。在这里，各种文本成为一种纯粹自我关涉的语言游戏，根本不反映任何外界现实，也不表达作者的内在情绪感受，文学艺术活动不再是一种创造活动，而变成一种商业化的生产活动。所以，艺术家瓦豪(A·Warhol)感慨地说：“当我照镜子时，我什么都没看见，人们称我是一面镜子，镜子照镜子，能照见什么呢？”（注：A·菲里普与克里夫特：《当代法国哲学》，1997年英文版，第117页。）在这种情形下，传统认识论自然要被抛弃。

　　但是，由于后现代社会变化的速度，规模及其多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与适应力，后现代公众在抛弃了旧的观念体系后，并未及时地调整过来，建立新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以适应后现代社会，而是陷入了一种丧失空间定位的迷幻状态。在后现代社会，人们面对全球性的、多元的和非中心的信息网络系统，于是丧失了空间定位能力，不知身在何处，同时又因面对由于科技发展变得庞大而陌生、多变而又难以把握的现实世界，人们已分不清什么是虚幻的，什么是真的，分不清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对外在世界也丧失了现实感、深度感和时间感，这时人类的语言体系由于意义的陈旧和价值观念的落后已丧失了整合和分割人们的生活经验的能力，已丧失了描述和演绎外在现实的能力，人们已不能用它来把自己的生活经验统一起来，于是人们感觉到什么都可能发生，什么都会成为现实，无可无不可。这种“什么都可能”的世界观导致人们的生活观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二战以后社会现实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出现的这种巨大变化，激发了哲学家们对现实的生活处境和以往哲学理论的深刻反思。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安与多样化同以往哲学家们构造出的和谐、有序和一体化的理念世界格格不入，甚至形成强烈反差。在后现代哲学之前，虽然也有不少哲学家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及整个哲学提出过批判，但最终总是企图建立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以便对现实世界作出新的统一解释，而其结果又总是令人难以满意。在这种情形下，后现代哲学家便对西方传统的那种追求绝对确定性与普遍性、追求终极真理的传统形而上学产生了怀疑，于是就从否认语言元叙述的可能性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及整个传统哲学提出了批判和否定，倡导具有反基础主义性质的哲学研究，由此宣告传统西方哲学的终结和新的哲学时代的到来。但是，后现代哲学在否认传统哲学时是以牺牲语言意义的确定性和外在性为代价的，从而导致人们对后现代哲学的价值怀疑，哲学的出路就成了令人深思的重要问题。

　　应当承认，对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实在与绝对真理的猛烈抨击与批判并非自后现代哲学家开始。早在19世纪下半叶，随着庞大而神秘、浪漫而思辩的黑格尔哲学体系被费尔巴哈等人颠覆后，马克思、叔本华以及尼采等思想大师就展开了对形而上学体系的猛烈抨击与有力批判，海德格尔甚至这样总结到：“综观整个哲学史，柏拉图的思想以其有所变化的形态起着决定性作用。形而上学就是柏拉图主义，尼采把它的哲学标识为颠倒柏拉图主义。随着这一已经由卡尔·马克思完成了对形而上学的颠倒，哲学达到了最极端的可能性。哲学进入其终极阶段”（注：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想的任务》，载《思的事情》，图宾根，1976年德文版，第63页。）。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这个评价是十分中肯的。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一举否决了黑格尔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宣告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致形而上学后来被迫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叔本华、尼采等从生存意志、权力意志角度的批判，无疑对此过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进入本世纪后，西方哲学与形而上学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范式转换，即从过去的认识论研究转向语言哲学研究。形而上学在此阶段受到的批判也多是从语言哲学角度受到的批判。

　　科学主义哲学从罗索、维特根斯坦开始，就高举“拒斥形而上学”的大旗，批判传统哲学犯有“范畴混淆”的错误，但他们自己又企图以语义指称论和现代逻辑为基础重建客观知识体系。在这方面，以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最为典型。其致命弱点在于认为语言的意义仅在于指称，忽略了语义的多样性，尤其是指称论只能用来说明专有名词，对于抽象名词和动词、形容词、联结词、感叹词等就不适用，意志的可证实性在理论上也解释不清楚。后期维特根斯坦在发觉前期的理论问题之后，义无反顾地批判了前期理论，他发现语言的意义是由用法确定的，在不同的语境下，同一语词和命题具有不同的意义，语义之间只有相似性，而无完全的共同性，于是，他以语言游戏理论和家族相似理论为基础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展开了更为激烈、更为彻底的批判与抨击，最后甚至达到否认哲学是一种理论活动，只承认哲学在于对语言的用法进行描述的结论，走上了取消哲学的道路。

　　毫无疑问，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是对企图从语言角度建立客观知识的形而上学追求的一种致命打击。但是，维特根斯坦批判的是在语言与世界之间建立同构体系的做法，他并没有批判语言可以表达人们的思想的做法，这给后来以索绪尔为代表的古典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的理论发展留下了空间。后者从语言的能指与所指之间联系的任意性角度批判了语义指称理论，指出语言是指涉、表达话语者的思想和概念的，每一个语言符号（能指）的意义是由这一符号与符号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差异确定的；语言不反映世界，语言创造世界，我们的世界观念依赖于我们的符号系统，因而，探索各种人类现象背后的语言秩序就成了首要任务。结果，他们就走上了从语言秩序角度来探索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在结构这一形而上学的道路。

　　人本主义哲学家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也是异常激烈的，他们一般都批判形而上学理论把主客体对立起来的思维方式，倡导主客体统一的思维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批判形而上学只着重研究静态的物体或存在者，而忽略研究存在过程本身，尤其是忽略研究人的存在，或者是混淆了存在者与存在。它们从语言哲学角度来研究人的本体存在过程，试图透过语言来达到对人的存在，以及相对人而言的宇宙的存在的客观理解（这里的客观存在是在人本主义意义上用的）。所以，他们也还是走上了建立语言生存本体论的形而上学的道路。

　　纵观当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发展，反对形而上学的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一次比一次彻底和激进，但是，在后现代哲学之前，除了后期维特根斯坦外，大多数哲学都是走上了重构形而上学体系的道路，它们试图以语言为基础来达到对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的精神世界（包括人的存在）的客观把握，提供给人们的世界图景（维特根斯坦则走上了取消哲学的道路，没有提供什么图景）。显然，这样一幅有序、宁静而又和谐的精神世界图景与后现代公众的精神体验格格不入，后现代哲学家于是便走上了更为彻底、更为激进的反形而上学的道路。

　　以德里达为代表的结构论者首先从批判以索绪尔为代表的古典结构主义反形而上学立场的不彻底性入手，打开了当代形而上学大堤的缺口。德里达批评说，索绪尔把能指与所指分拆开来，使所指独立于能指，在能指与所指之间设定一种整齐的对称关系，表明它仍然囿于形而上学的偏见，把概念当作脱离语言系统的自在的有意义的东西，一种在能指之外存在着的“先验所指”。德里达指出，既然一个符号的意义只能通过它与别的符号的差异来确定，那么，在能指及其关系之外就不存在所指，能指和所指是不可分的。事实上，为了确定一个能指的意义（即所指），我们只能举出与这一能指有关系的若干其他能指，而它们的能指又牵涉到更多的能指，这一过程是无限的，我们决不可能达到一个本身不再是能指的终极所指。可见，语言是一种对立和差异的形式游戏，而意义则是无始无终的符号游戏的产物，意义不再是语言的基础，而是语言的产物，在语言之外并不存在某种为语言提供意义的基础。这一关于语言的自足性和意义在语言中的内在性和能产性观点，成为后现代哲学家通用的基本观点和更为彻底地、更为激进地反对形而上学追求终极意义的出发点。

　　应当承认，后现代哲学家通过语言的自足性、意义的内在性与能产性观点达到了彻底否定当代各种形而上学体系或其倾向的目的，为说明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多样性找到了理论基础。他们通过否定意义的唯一性为人们探寻对现实世界的重新理解找到了语言学基础，通过语言意义的多样性说明了对世界的各种理解都是可能的和合理的，也否定了对世界做出唯一客观把握的可能性。意义在语言系统中的游荡不定也折射出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人们的精神世界不安性，语言的游戏性也折射着人们生活态度的游戏性。

　　但是，后现代哲学家在达到这个目的时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它否认了语言系统的表征功能。实际上，语言系统既是一符号系统，每个符号的意义由其符号间的内在差异确定，同时也是一表达系统，表达话语者的思想和概念，语言系统就是以一定的符号来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概念，我们不能因为符号意义的内在性而否认符号系统的表征功能和外在指涉性。后现代哲学这样做的结果是，它不仅否认了当代形而上学观念，而且也否认了它自身存在的根据。因为如果语言系统不具有外在指涉性，不具有表征功能，只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那么，后现代哲学语言也就不具有表征功能，是一种纯粹的语言游戏了，这样，连后现代哲学本身存在的价值也被否认了。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后现代哲学家在对传统哲学文本进行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它自身，在戏弄其他哲学家的同时，也戏弄了它们自己。

　　由此可见，后现代哲学也不是无懈可击，它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我们不要为它富有盅惑性的言辞所迷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并没有建立合理的理论框架和范式去解释现实世界，而只是从文本解释角度论证了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范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它只是为我们未来的理论研究进行了前提准备和合法性的说明，具体的阐述工作还需要后人去完成，我们不能因为后现代哲学对西方哲学、形而上学所具有追求绝对确定性的倾向进行毁灭性打击和有力批判，就否认了哲学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能性。

　　与各门具体科学相比，哲学的优势在于抽象的思辨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是任何具体科学都难以比拟的。哲学存在的根据既不在于给人们提供具体的、实证的或绝对可靠的知识，也不在于给人们打开通向天国之门，而在于给人们提供整理各种生活经验的工具，给人们阐述生存的各个方面和各种意义。每当人们遇到难以理解或感到惊讶的、而又与人们以往的生活信念和价值体系发生冲突的新现象时，哲学便创造出新的范畴把人们所遇到的各种相互冲突的现象统一起来，赋予新的意义，所以，哲学总是在具体科学尚未进行研究、而人类生活又已涉及到的领域里发挥作用，总是在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起着开路先锋的作用。哲学存在的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哲学的衰落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在西方，哲学的衰落除了科学的地盘日益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的物欲的膨胀等外部因素以外，根本原因是由它自身追求绝对确定性的形而上学倾向所导致的。

　　自古希腊开始，西方哲学家们一般都在寻求绝对可靠的基础范畴，企图通过逻辑的演绎来说明人类遭遇到的各种现象和各种精神的困惑。但是，他们每个人所依据的都是自己的有限知识和经验，都是自己的生活信念，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不过是对自己的生活信念和生活感受的一种证明。这就注定了他们的理论有局限性，后来的哲学家在颠覆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理论体系，他们注意的是理论基础的可靠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而忽略了说明现象的全面性。尽管每个时期都有人表示怀疑，但后人仍旧如此。这样所导致的结果是哲学更加脱离生活，越来越晦涩，哲学的诠释功能日益衰退，思辨功能日益增强。哲学一旦脱离了现实生活，也就丧失了生存根基，它的衰落自是必然。

　　我们现在再来看看科学家们是如何研究的，科学在近现代取得了巨大成功，对我们探讨哲学的衰落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科学家的研究程序一般如下：观察有关现象，广泛搜集材料，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和概括，在此基础上提出某种理论假说去解释有关现象，并进一步对某些现象作出预测；当理论预测出现偏差，或者理论遇到新现象时，科学家们并不是立即抛弃原有的理论，而是对原有理论作出适当的调整，以便解释新现象；一旦遇到该理论无法解释的反常现象时，该理论才被人们抛弃，提出全新的理论来解释反常现象，并尽可能地解释原有现象和作出更多的理论预测……，如此循环，以至无穷。在此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到，科学所注重的是解释的完全性，这也是研究的目标所在，至于科学家设定的理论假说是用以解释、预测有关现象的一种手段，是人们联结新旧经验的一个环节，并未赋予绝对真理的位置，也未在构建理论模式上花更多的时间，而是始终注意理论与经验、现象之间的衔接性。

　　从哲学家的研究程序和科学家的研究程序对比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哲学家们首先注重的是找到一个可靠的理论基础——基础范畴或命题，然后依照演绎逻辑推演出有关现象；科学家注重的是解释的全体性，注重的是理论与现实的一致性。哲学家的目标一开始就定在对所关注的全部现象世界作出真理性的解释，科学家的目标则是由具体的有限现象推出抽象的理论，然后再推演到更多的现象。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由于哲学研究所采取的思辨的方法，缺乏实证的基础，这就注定了哲学家的研究必然是华而不实，它只能在科学尚未关注或科学还无力顾及的地域内发挥作用，一旦科学的触角伸进来，哲学便不战而败，被迫退出该领域。

　　那么，哲学应当向何处去呢？我们认为哲学首先要摈弃那种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这一点在当代哲学界已达成共识，美国哲学家罗蒂已作出详尽的论证和批判，此处不多叙。哲学要在科学研究已经取得成功的领域继续发挥作用，既不能走在科学之外盲目指导的道路，这只是使哲学自取其辱，也不能走变成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的道路，因为这是一种取消哲学的道路，不是哲学的复兴之路，在这个意义上，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语言治疗之路和罗蒂提倡的哲学文学化之路都是令人难以赞同的。

　　那么，哲学应该走什么路呢？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提出，哲学研究应该建立在科学研究之上，换句话说，哲学的思辨应该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基础上，在这种情形下，哲学思辨的长处和指导的高明之外，也才能真正显示出来。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哲学并不是要研究科学家关心的问题，那不是哲学的长处，也不是要对科学研究的成果加以哲学的概括和说明，这种研究虽是哲学的长处，但价值不大。哲学是要在科学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人类普遍关注的新问题，研究普遍性问题是哲学思维的特长，研究人类在每一时代所普遍关注的、与人类以往的生活信念相冲突的、而科学又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这才是哲学的生命力所在，否则哲学的研究便没有什么价值，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

往期回顾

“法兰克福学派”四代群体剖析：从霍克海默到弗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