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谦之

朱谦之，字情牵，1899年生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中医世家。父亲是一个喉医。他四岁丧母，十一岁丧父，后由继母何玉姑抚育成人。1907年至1912年先后在自治小学和明伦小学学习，其时深受父亲所讲英雄故事的影响，喜读《三国演义》之类的小说。1913年1月至1916年12月就读于福州省立一中，偏爱《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历史书籍，并自编《中国上古史》，完成《英雄崇拜论》的小册子。此间，他还时常用“闽狂”“古愚”“左海恨人”等笔名在《民生报》《去毒钟日报》发表文章，闻名乡里。1917年中学毕业后，在教会学校格致书院专修英文半年，著《宗教废绝论》。同年暑假，以福建省第一名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到北京后，又考取北京大学法预科。在法预科二年，完成《政微书》《周秦诸子学统述》和《太极新图说》三文，后以此为由转入哲学系。哲学系期间，发表《反抗考试宣言》（载《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13号，1920年3月28日），并立誓不要毕业文凭。1920年，因散布革命传单被捕入狱。三个多月后，经多方营救得以释放。1921年5月间，离京到杭州兜率寺太虚大师处出家。后由黄树因介绍到南京支那内学院从学于欧阳竟无。由于对佛门腐化的不满和唯识义理与己意的不合，朱谦之离开佛门而“往来于沪杭沪宁之中”，“又前后回北京数次，或浮海，或游山，计两年之内总是放浪形骸之外”。1924年，应厦门大学讲师之约，讲授“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和“历史哲学”三门课程。1925年，辞职隐居杭州西湖葛岭，专心著述。1927年，到广州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同时从事工农革命运动。1929年4月至1931年初，获中央研究院资助赴日留学。回国后，任上海暨南大学教授，担任“历史哲学”“西洋史学史”“史学概论”“社会学史”四门课目的教学工作。1932年，到中山大学任教，进入学术高峰期，曾任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回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古代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8年始，研究东方哲学。1964年，调入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禅宗和中国景教。1970年11月，朱谦之忽发脑溢血，于1972年7月22日不幸病逝，享年73岁。

综观朱谦之的学术研究，我们认为，其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学界重视。

第一，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思想。20世纪初期，被视为社会主义学说的无政府主义进入中国。这种思潮直接影响了其时到北京大学读书的朱谦之。如果说他在法预科两年所写《政微书》《太极新图说》和《周秦诸子学统述》等还只是为无政府主义寻找传统中国文化的根基的话，那么其1920年写成的《现代思潮批评》一书则是在此基础上走向了更为彻底的虚无主义：

予意所不满于无政府主义者，为其所蔽塞，而不能一径向虚无而去，然余固认无政府革命为虚无革命之过程也，犹广义派革命（案：布尔什维主义革命）之为无政府主义革命之过程。

可见，此时无政府主义只是他虚无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1921年初出狱后，朱谦之又写作《革命哲学》，倡导宇宙革命：

虚无主义是要革掉宇宙的牢笼（“笼”《朱谦之文集》本作“宠”，据泰东书局1927年版改），几时革到“虚空平沉，大地破碎”，那时才算虚无主义的目的达到了。但我们穿（“穿”应作“究”）竟用什么方法，去实行这种理想呢？依我意思，这实在很难有一定答案，因为虚无学者虽预言未来的宇宙革命，却不必要惩前毖后，用深思和经验去预备一种新方法……由此可见宇宙革命只要认定目标向前去做就是了，却不必问实行革命时候的状态如何。

虽然《革命哲学》中朱氏仍主张虚无主义，但他同时视宇宙革命为实现“情”之本体的途径则为其转向唯情哲学提供了契机。

第二，唯情哲学。1921年底至1922年初，朱谦之从虚无主义转向唯情哲学。《无元哲学》的问世表明其虚无主义已走到尽头。刊载于1922年《民铎》杂志3卷3号的《唯情哲学发端》和《信仰与怀疑》（此二文后收入《周易哲学》）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朱氏发生唯情哲学转向的标志。1923年，朱谦之唯情哲学代表作《周易哲学》出版，该著的“最大特色在于以《周易》为源，立‘情’为本体，并与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互相发明，从而建立起了独具一格的唯情哲学”。《周易哲学》反对实证主义者对形而上学的拒斥，致力于重构儒家形上学系统，其中认为“原来充塞宇宙间，不外这顶活泼顶流通的‘真情之流’……‘真情’是真实的，不坠分别境界的，所以由此流出来的宇宙万物，也都真实的，不坠分别境界的”，“本体不是别的，就是人人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一点‘真情’，就是《周易》书中屡屡提起而从未经人注意的‘情’字”。我们认为，朱氏的唯情哲学是20世纪初期的重要思想之一。

第三，南方文化运动和现代史学运动。1932年，朱谦之到中山大学任教。抵达广州后不久的8月28日，即发表《南方文化运动》，宣扬文化救国的战略。在他看来，只有南方的科学文化才能给中华民族复兴一道生机，因为北方文化以“服从而非抵抗”为特质，中部文化以“顺应亦非抵抗”为特质，唯有南方文化之特质表现为“反抗强权”。因此，朱氏宣称“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希望，据我观察，只有南方，只在南方。南方文化虽未成熟，然实为未来中国兴亡存续之一大关键”，“我愿贡献一生来从事南方文化之建设运动”！

在一定意义上，现代史学运动就是朱谦之南方文化运动实践的一部分。1933年1月，在《现代史学》创刊号之《本刊宣言》中，他标出现代史学的三大使命：第一，从历史哲学上认识历史的现代性；第二，从史学方法论上认识现代史学方法的重要性；第三，注重现代史与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的研究。在1934年5月发表的《中国史学之史的发展》一文中，他最后表明现代史学派的方法综合了“考证考古派”的历史科学方法和“历史哲学派”的文化史方法。

第四，东方哲学和宗教研究。1958年，朱谦之转入东方哲学研究，先后出版《日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和《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编订《朱舜水集》（中华书局，1981）。另，撰有《近代日本思想史》（译稿五册，1959）、《日本哲学史提纲》（德川时代，讲义，1959年12月）、《日本近代思想家》（从安藤昌益至幸德秋水，七册，1961年2～4月稿本）。调入中国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后，翻译了日本学者忽滑骨快天的《中国禅学思想史》（1965年稿本，199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和《韩国禅教史》（1965年稿本，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完成了基督教研究著作《中国景教》（1968年稿本，1992年东方出版社，1997年人民出版社）。其中，《中国景教》被称为20世纪“中国大陆研究景教，著述最新、资料最丰、研究最深、篇幅最多的一部重要的中国基督教史的学术著作”。

综上可知，朱谦之的研究领域广泛而独特，不愧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