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观照

谭绍江哲学基础

当代大陆新儒家是一个构成较为复杂、思想极其活跃的学术群体。整体来看，当代大陆新儒家皆称继承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终极价值取向，并从不同角度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践观照。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理论建构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儒学理论建构，在理论起点上表现为侧重“制度的焦虑”和侧重“生命的焦虑”两种向度。侧重“制度的焦虑”的新儒家，从“政治”“国家”视野来展示复兴儒学的期望。他们反复申述，当代中国社会在没有儒家制度的情况下，无法抵挡“现代社会的邪恶”。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社会诸多负面现象背后，都存在“国族”尚未建构完成的“焦虑”问题，只有儒学才能完成将“作为文化和血缘意义上的民族（ethnic group）整合成作为政治单位的国族（nation）”这一任务。侧重“生命的焦虑”的新儒学，偏重从“生活”“文化”视野来讨论复兴儒学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当代中国人虽然生活日益优越，但是“内在生活少了某种东西。许多人不知道缺的是什么，但就是不安、烦躁和抑郁”，这种情况恰恰是“儒家展露其‘生活理性’的机会”。有学者主张儒学以“生命体验、领悟、实践”为根本，“国学、儒学，都是生命的学问。每位儒者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不断体验、领悟、实践。对我们来说，这是当下的事，也是一辈子的事，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儒学理论建构在理论路径上表现出“融合”还是“拒斥”西方文化的分歧。自近代迄今，“中西”问题就是中国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绕不过去的问题。当代大陆新儒家中主张“融合”、吸收西方文化者占据了主流。有学者认为，“就其主流而言，所谓‘大陆新儒学（家）’或‘新时期大陆的新儒学（家）’，是受当代哲学思潮，特别是现当代新儒学思潮的影响，面对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生活的实际问题，在马、中、西互动的背景下，以儒家哲学思想的学术研究为基础，积极调动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资源，促进儒学与现代社会相调适，并创造性地诠释儒学精义，推动儒学现代化与世界化的学派”。有学者提出，“仁学本体论”正是对中西哲学在近现代对话时凸显的“本体论”核心问题的继续探讨，“吸收并回应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尤其深入分析了中西哲学本体论、生命哲学之异同，高扬了中国自己的本体哲学”。有学者认为，西方文化正是儒学“新生”的条件，“西方文化的到来对中国儒学而言，利大于弊。没有西学的到来就没有儒学的新生，也没有新形态儒学。中国儒学的转化就是以儒学为主体，融合西方文化，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当代大陆新儒家中主张“拒斥”西方文化者占少数，但观点较激烈。有学者提出，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衰落最大的原因，就是“西方文化的强力化和全球化”。其主张建立一个“儒家文化特区（或文化保护区）”，杜绝现代科技的某种“污染”，“使儒家有了一个虽然小但却是真实的适合自己的实际生活状态”。有学者则认为儒家的政治理想远比西方高明。与儒学追求“大同”理想相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只是小康之世的产物，并非尽善尽美，儒家追求的是比民主制度更高的政治理想”。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实践观照

　　当代大陆新儒家的实践观照在路径上表现为“儒学”与“儒教”两种取向。“儒学”路径的主张者重视“生活”“民间”的维度。有学者主张建立“面向生活实践的‘生活儒学’与重视道德人文精神的‘民主仁学’”的“儒学”路径，要深入社会生活、影响大众理性。有学者提出要重视“民间儒学”之途径，包括乡村儒学、城市社区儒学以及各地书院的重建。其主要目标就是使儒家仁义之道能够进入寻常百姓家，“成为百姓的生活指引与安身立命之道，从而实现安立世道人心的价值目标”。有学者认为，“儒学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不仅仅是经典的解说，同时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持久存在着；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今天仍然受到传统儒家伦理的深刻影响。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叫作‘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儒学”。“儒教”路径主张者认为，儒学在当代社会的复兴必须采取“宗教”的方式，不容置辩。其中最激烈者力主以“国教”方式复兴儒学，认为“圣王合一”“政教合一”“道统政统合一”是儒教的本质特征，也是儒教一直以来追求的目标，“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有人从儒学发展的跌宕起伏中总结出教训，认为20世纪儒家之所以经历惨痛衰微，最大的教训就是“儒家懵头昏脑地丧失了自己的团体性存在”。所以，其认为重建“儒教”方能挽回败局。

　　当代大陆新儒家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的表现

　　当代大陆新儒家在将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层面凸显了如何界定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他们中绝大多数代表人物都主张充分探讨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有学者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分别概括为影响中国发展的“老传统”和“新传统”。二者之间曾有过尖锐对立，但面对现实中国的发展，二者的有机结合方为正确选择。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理想、实践品格、人的本质、对立统一方面具有契合点，在经济、法治与传统、道德方面存在互补处，这些契合点与互补处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提供了可能性。有学者则详细探讨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认为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儒学现代化”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一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来自中国传统之外的思想和学说，属于广义的西学之一，它在中国的生根、发芽，需要与中国的土壤相结合”，这就必须要跟中国本土的学术文化传统（包括儒学传统）相沟通。另一方面，“儒学在现代的发展不仅需要吸纳儒家之外其他传统思想资源，而且也需要吸取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他外来文化，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无疑也可以成为儒学自身进一步发展的重要资源”。上述观点极具代表性，体现了当代大陆新儒家对儒学核心思想、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和当代中国发展实践都试图作更深切之理解。

　　总之，当代大陆新儒家群体虽旗帜鲜明地秉承了传统儒学的终极价值，但在具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观照层面存在分歧，乃至陷入某种瓶颈。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实践观照层面，当代大陆新儒家群体的某些代表人物的观点存在偏颇之处甚至极端倾向，并不符合当今中国的实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在当代社会发展的部分状况。密切关注这一状况，准确把握和深刻反思当代大陆新儒家的思想与观点，有利于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度发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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