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定主义的“结构—功能”路径阐释

　在当代科学哲学的诸多议题中，约定主义的重要性一直被人们有意无意低估了，但它是理解科学哲学最新发展的核心观念之一。随着先验哲学对科学合理性的解释失去权威地位，诸如时间、空间、因果性等基本问题又有了新的争议，这构成约定主义出现的历史背景。彭加勒等开始重新探讨这些基本问题，约定主义则是其重要的备选对象。在研究范式上，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二分法确定了其在科学哲学中的主流地位，这样，约定主义被归之于分析命题视野中的约定真理。自然主义的兴起使得约定主义的丰富内涵和内在矛盾进一步突显：科学的约定性最终取决于经验，即约定只是暂时的“稳固性(entrenchment)”，自然主义的反先验论在客观上又压制了对约定主义的多重理解可能性。正是这一张力决定了约定主义走向的内在逻辑，也直接影响着整个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鉴于此我们将立足于新兴的先验构成主义视角解读约定主义，进而揭示科学理论约定性的人类理性根源。

　　一、约定主义：从彭加勒到石里克

　　约定主义的提出与当代科学革命揭示的科学本质问题密切相关，“约定主义作为跳板为20世纪哲学做出了很大贡献，扩展和丰富了哲学和科学的相关研究”[1]5。无论是20世纪初的逻辑经验主义，还是之后自然主义以及当代科学实在论等诸多领域的基本命题，都与不同意义的约定论思潮密切相关。针对康德哲学的先验论理解，彭加勒认为非欧几何的出现彻底表明先验综合判断的不可能性，否则，“我们将无法想象相反的命题，也不能在几何学基础上建构科学的大厦，更不会存在非欧几何”[2]48。这一观点已为学界普遍认同，“(时空观念)仅仅理解为我们的直观‘形式’”的作法随之破产。[3]86面对这种情况，人们往往从先验论直接转向经验论，因为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所谓先验知识是受经验影响的：“光的属性及其直线传播也给几何学带来一些命题，我们可以说，测量几何学是对固体的研究，投影几何则是对光的研究。”[2]49当然，也并不能就此认为几何就是经验化的科学，“我们并不是在用理想的线或圆做实验；我们只能用物质对象来这样做”，所以，“看起来实验在几何学起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如果从中得出结论说几何是实验科学就错了”，“这些理想物体的概念完全是心理的，实验只是使得我们能达到观念的机会”[2]49-70。在此意义上，先验论或者经验论解释都不符合事实，“几何公理既不是先验综合判断，也不是实验事实。它们是约定的”，“换言之，几何公理只是伪定义”[2]50。

　　但彭加勒对约定主义的表述和论证并不十分清晰，基本上只是纲领性的，这也引起后来的多种解读，“(彭加勒的)准确立场是什么还没有形成多少共识”，“约定主义，像其它‘主义’一样，是一个包含不止一个命题或论证的复杂概念，但它出乎意料的模糊”[4]472。应该说，彭加勒敏锐察觉到人们对科学知识属性的理解存在问题，并重新将其引入科学哲学核心的议题，但对约定主义的理解却处于一种不确定状态，这使得约定主义思想处于无处不在却又好像并不重要的状况。在约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石里克是关键人物，“石里克通过借鉴彭加勒的思想，将新物理学视为约定的假设来挑战康德主义的先验论原则”[5]191。在对待先验论上石里克与彭加勒的理解非常一致，但他对经验论的态度却有别于彭加勒：“每一个定义都是一种任意的规定(stipulation)，因此是一种约定。但是通过彭加勒引入科学逻辑的特别意义的‘约定’，通常我们才理解了一种特殊种类的定义，即一种用以描述自然的命题形式。”[6]181

　　具体来说，石里克主张通过先验判断与经验判断的划分来澄清问题，“只有先验判断才提供严格的、普遍有效的知识。分析判断告诉我们的只是有关概念关系而不是关于实在的知识。”[7]104进而，他分析了约定主义的意义与范围：“几何公理和物理学方程都不能对实在作任何断言。前者仅仅是语法规则，后者也仅仅是‘语句’。它们每一个在表述上都是任意的。因此它们不是我们所称的自然律。只有二者一起才能形成真正的命题，自然律的内容可以在一定的语法规则和确切命题的情况下看成是符合对实在的真实描述。”[6]186综合来看，石里克对约定主义的解读，正是沿着经验主义路线进行的，而且是一种较为“严格形式的经验主义”[8]1152。

　　在此基础上，石里克分析了约定主义的深层根源，“彭加勒发展起来的几何命题的约定论程序——事实上为赫尔姆霍兹所预期的——把注意力集中到了这一事实：它们应用到物体的空间属性的这些命题被视为了定义”[6]181。即当我们面对空间连续性的自然现象时，几何学作为物理学的标准语言，其“自由的语法规则”能够使得我们“用不同的几何学描述同一个物理世界”，如此一来，“物理学定律的表述”就可以“从一种几何学转变到另一种几何学”，也“正是数学符号构成的方程式设定了一种更复杂的形式，如我们选择欧氏几何而非黎曼几何来描述引力现象”[6]186。造成几何约定性的根源在于理论与经验之间的不确定性：“面对同样的事实，存在着各种判断系统；并且，随之各理论都能很好满足真理的标准。”不同理论“可以导致相同的预测，它们仅仅是不同的符合系统，可以指向相同的客观实在：不同的表述模型可产生一样的事实”[9]86。石里克指出，即使是最简单的科学理论，也“总包含最低限度的任意因素”[9]86。其实，石里克的立论正是以后奎因明确阐述的整体论命题，通过整体论式的论证路径，石里克正式解释了彭加勒约定主义的许多不清晰之处。而且，石里克对约定主义的整体论解读，逐渐成为权威的解读范本：“石里克将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解释为一种整体论的观点，从此以后这种认识的解释标准化了。”[8]1151

　　二、从“分析与综合”的二分到自然主义的解读

　　对约定主义做出系统研究的是莱辛巴赫和卡尔纳普，他们把约定主义的整体论和分析与综合命题的二分路径完善下来。莱辛巴赫早期对约定主义持否定立场，“几何系统是按照约定原则确立的，它代表一个空白的框架，不包含任何关于物理世界的陈述”，但经过与石里克的交流后他改变了看法，“莱辛巴赫早期对约定主义的重要批判在后期著作中消失了，他采纳了石里克对约定主义的解释”[8]1152。莱辛巴赫特别调整体论的作用：“不同的约定系当与不同的几何学相结合时，可能产生相同的经验结果。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定义的几何学获得等值的描述，但对定义的选择仍是约定的。”[10]237卡尔纳普的思路也很近似，科学哲学应该解决非欧几何带来的危机问题，为此要“反对康德主义的先验综合判断，并且确信整个教条已被克服：将数学还原到逻辑，把数学和逻辑还原到句法语言。约定主义概念替代先验知识，并且被应用到算术、几何和逻辑”[11]262。在他们看来，这是科学哲学最重要的任务，约定主义在此问题上是难以回避和跨越的。

　　其实，将约定主义解读为经验实证原则的基础，把语句的意义还原到经验事实以及句法结构和实用性原则上的思路，其背后正是基础主义和证实主义的教条。根据分析与综合命题的划分，“逻辑实证主义主张精确科学的理论具有事实和约定或定义的意义，在科学理论的革命过程中，约定成分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12]307。但把约定主义纳入两种命题的划分时问题出现了：“如果约定主义仅是符号或定义的选择，那么约定主义就是分析性的，这只能导致琐碎的计数句法变化，而不是物理学的真正变化。如果约定主义是综合的，它们就需要经验地检验，并且彭加勒的测量约定主义在经验上是错误的。”[8]1152这成为经验主义解释约定论的关键难题。

　　在综合命题与分析命题二分的基础上，卡尔纳普做出权威解析：“物理系统的建构不受固定规则而是通过约定受到影响，这种约定，即表述规则或L规则和P规则，并不是任意的”，“尽管通过协议语句的形式附属于经验的控制，假说仍然包含一定的约定因素，这是因为假说系统从不能被经验所单独决定。”[13]320也就是说，物理学理论都要服从于整体论，“没有‘正确’的概念可以应用到这些语言规则的选择，其选择是由宽容原则所支配的相当纯粹的实用问题。在此意义上，卡尔纳普表述了彭加勒的约定主义版本。”[14]68这种版本的约定主义将以数学和逻辑学为代表的必然知识归结为语言或规则框架的约定意义，其必然性不同于事实或经验客观性，它们二者属性背后的依据是不一样的，科学理论的实质属性徘徊在经验主义与约定主义之间，并与实用主义衔接起来。

　　奎因意识到把分析命题约定化存在的不彻底性问题，并就此动摇了卡尔纳普的权威解读，“逻辑真理的意义自身不能成为一种语言的约定，并且逻辑中的约定作用不能等同于一定基本原则的采纳”[15]194，这也是自然主义最终将知识属性完全归结于经验的原因。既然命题语句的逻辑真理是“作为定义或语言规则”的约定真理，那么建立在科学理论不充分决定命题基础上的约定主义一定无法用有限的经验来彻底说明逻辑真理的无限蕴涵。根据自然主义原则，所谓“陈述的真理性依赖于语言和超语言的事实”总是似是而非的，恰如奎因指出的，“任何个别陈述的真理性都由语言部分和事实部分构成的主张都是无意义的，是各种无意义的根源”，“经验意义的单位是整个科学”。[16]41-42再进一步，奎因得出了对二分法的著名批判，科学理论的所有成分和属性都基于经验，自然主义就将约定论彻底置于经验主义基础上，只是鉴于整体论命题，经验和约定在以“中心—边界”范式为特征的科学理论结构中得以维持平衡，经验对“约定”的影响是必然的，“直至今日它仍被视为是对逻辑约定主义的决定性反驳”[17]120。

　　当然，“奎因并没有否定一个新理论或语言有时候是通过卡尔纳普的‘转换规则’和‘意义的设定’引入的，也没有为了说明而否认在语义规则和普通断言之间造成差异的形式结构可以强加于理论或语言”，进言之，“‘约定’的地位是解说赋予的，它不是鲜活语言固定部分的特征。用奎因自己的语言说就是，在‘内在’与‘外在’关系之间做出区分没有意义，因为在实践中它们是重叠的，它们单独提供不了语言结构的洞见”[18]260。可见，奎因对约定主义的解读的依据在于确证整体论，正是鉴于理论命题都是可修正的，这样在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寻找可靠边界的方法是不可能的，作为预测工具的理论终究只是“经验之流”的产物。这一点是自然主义理解约定主义的基本前提，但也是其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的内在困境的关键症结。

　　事实上，卡尔纳普和奎因等基于分析与综合命题二分态度上的不同，对约定主义做了差异巨大的解读，但其背后更深刻的根源还在于他们哲学立场的微妙关系。逻辑实证主义更多是在维特根斯坦意义上讨论科学语句和逻辑的意义问题，换言之，他们的立场主要是针对先验论传统的，在否定先验知识概念的同时，“逻辑实证主义将约定主义理解为必然真理的一般说明”[4]471。通过这种思路，逻辑与数学具有了约定论意义，“卡尔纳普的语言哲学框架基于逻辑或分析原则，如同经验或综合原则可以在经验科学进展中修正”，他们以“语言或概念框架”作为必要条件确保其他理论“具有经验意义”，因此，“这种区分最终建立在术语相关意义的分析陈述和表述经验世界内容的综合陈述的差异上”。奎因虽以经验主义作为基础，但是，“与卡尔纳普的差别不是后者坚持在语言框架与普通经验陈述变化之间的划分”，“正是奎因对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没有任何信念是免于修正的观念，才是奎因新整体主义认识论的根本”[19]33-37，所以，在奎因这里，约定主义的意义是基于整体论的，它的“稳固性”更具相对性和暂时性，奎因和卡尔纳普理解的差异也构成当代科学哲学诸多具体争议的基本源头。当代科学哲学的一系列代表人物，包括弗里德曼、斯克拉、迪赛勒等人都根据卡尔纳普—奎因约定论理路发展了各自的理论主张，并引起了学界新的关注。

　　三、对约定主义的“结构—功能”视角透视

　　需要注意，逻辑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同样是针对先验论传统的，这正是约定主义提出的初始意图。面对科学的可错性问题，人们最直接的反应是先验论破产，从彭加勒到奎因基本都在沿用这一思路，可错性根源在于认识过程的某种不可靠性，这迫使科学研究中允许存在约定或定义因素，约定主义归根到底是一种本质主义和还原论，这也是造成诸多难题的根本原因。鉴于对科学理论静态化理解的有限性，当代科学哲学的一个普遍认识是转换新角度来重新探讨和解读约定主义。须知，约定主义最初是与回应实在论问题相关的，当彭加勒意识到“可以用不同的几何学描述一个物理世界”的时候，“几何公理和物理学方程都不能对实在作任何断言。前者仅仅是语法规则，后者也仅仅是‘句子’”[6]186。奎因以整体论为中介，强调科学信念之网中中心与边界的相对稳定性，知识的约定性意义最终附属于科学的经验。在此意义上科学理论二分的作法是有道理的，“奎因否认在理论革命和普通变化之间存在绝对的差别；它们都是基于实用基础上经验陈述变革的进化，科学革命进化于一个或多个位于信念之网中心的变革”[12]309。但科学理论的变化绝不是经验命题和分析命题的独立变革，这也是自然主义拒绝事实—约定区分的重要原因，自然主义据此进而试图将约定因素也彻底经验化。

　　可见，科学理论在失去了外部实在意义的支持下，卡尔纳普等从经验主义立场构建了新的合理性说明，解释的重心在命题的经验意义上。但他们关于科学的辩护仅是逻辑意义上的，其共同问题在于说明是静态的，只是从纯粹经验主义着眼于理论命题之间的种类关系，但科学理论却并非简单静止的，理论与经验的不充分性总是动态变化的，这一特征是实现超越双方争论的关键。应该注意到，科学理论及其内在结构是动态演化的，而且它们各部分的功能是有差异的。在这一点上，弗里德曼等的工作最有代表性：“牛顿在表述引力理论时，理论中的数学部分，如新微积分仍是非常有争议的——在一定程度上，牛顿在《原理》中用更传统的综合几何学来掩饰。……相类似的是，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数学较之纯粹形式或逻辑也是如此。”[19]39-40他们在发挥莱辛巴赫早期思想的基础上，特别强调“数学命题在物理学和具体科学中是构成性的”，语言框架或构成原则决定着“经验命题的表述和检验”，“这样，弗里德曼把构成性原则理解为约定”[20]267。正是这一点为反思约定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我们可以重新将经验主义与先验论路径的对照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从卡尔纳普等对科学理论的分析—综合命题划分，奎因的中心—边缘再到弗里德曼等的构成性—经验划分，反映了科学哲学对科学理论及其内在结构的反复探索的逻辑思路。面对科学的可错性问题，逻辑实证主义把真理作了约定化的理解，奎因进一步将可错论扩展到逻辑定律，强调科学理论的整体经验主义本质。但这一研究忽略了康德先验性的另一内涵，即先验知识的构成性意义。最初彭加勒的论述是包含这层含义的，“自由运动原则的独特地位不是我们选择支持其为真的结果，反之，这源自于它在空间科学中的构成性作用。正是彭加勒在反对罗素时，他心中的这种构成性作用表述了形态的一种伪定义，而非先前我们熟悉的关于事物的事实主张。”[21]52理论要素的构成性意味着理论结构存在着功能的差异性，不同理论要素的功能和地位并不相同。这样看来，奎因“中心—边缘”的隐喻模型还不足以说明科学结构中的功能差异问题，有些科学要素的结构功能不是“只要做出足够激烈调整”就能修整的，经验对理论的意义仍存在某种先决性。分析和综合的二分虽然承认语言约定或实用因素的作用，但却仅将意义必然性命题列入其中，这排除了其他类型要素具有构成性作用的可能性。而且，它们还存在一个共同问题，即无意中都对科学理论做了一种平等主义解释，但是，“科学由一系列或等级构成，这个等级开始于最纯粹的先验科学，即算术，再通过已经提到的其他科学(如几何学)，直到经验物理学”[22]303。经验主义从根本上是要将科学理论的意义奠基于感觉经验，这是平等主义的基本根源，科学理论的约定性只能来自经验本身的不充分。如果考虑到科学理论的动态构成性功能，那对约定主义的理解亦应关注到这一维度。

　　其中，斯塔姆普把这种构成主义的约定论仍界定于经验主义范围内，“我论证一种实用主义的概念，强调科学中的构成性要素不必去求助于先验性”，“我接近自然主义而非弗里德曼的新康德主义立场，坚持构成性要素是科学可能性的必要条件的实用主义观点”[8]1160。弗里德曼则认为应该认识到构成性要素对经验命题的前提性作用，这不是自然主义能够单独说明的，还需要康德先验主义因素的加入，科学理论中的先验性即不为经验所修正的特征，这种约定论的先验性源自于其在科学理论中的特殊构成性功能。

　　但这种构成主义对科学理论结构—功能解读背后的基础是什么？我们可以在戴维森对语言的交流过程的理解中获得启发，“这一图景的中心是言说者相信解释者对其说明的起始解释理论是什么”，如果想要理解这些，这是一个重要的部分，即“先验理论表达的是他怎样事先准备解释说话者的发音”。[23]442这一理解也适合于对科学的解释，我们可以将其称为结构—功能意义上的约定主义，它既非根源于完全的经验，亦非源于纯粹的语言或实用约定，它是言语或实用原则背后科学实践这种工具性活动方式本身的体现。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科学理论中某些要素具有约定属性，并不是要将科学理论还原到这些要素本身，否则这种理解仍是一种本质主义。[24]31因此，只有在结构—功能视角下，才能很好解释科学理论结构的层次和相对性问题，“E=1/2mv[2]是通过规定引进的，诸如E=1/2mv[2]这样的原则是分析的，在前相对论之前没有实验能够推翻这种原则；为了确立实验的经验意义，这些原则需要作为先决条件。在更准确的意义上，对能的动量界定和牛顿引力定律在前相对论物理学中具有一种必要或准必要前提的地位。”[25]434-435

　　四、结论

　　总之，我们主张将约定主义纳入结构—功能维度的解读，目的在于通过知识的约定性揭示科学实践结构中客观性和相对性维度的同时存在问题。逻辑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都看到了知识客观性的经验根源，但他们都无法排除“约定真理”或“稳定性”知识动态化、相对化的一面。究其根源，这在于单从经验一维无法建构合理的认识论模型，因为这忽略掉了科学实践主体这一维度，科学实践是理性的科学认知主体与科学经验对象的相互作用过程，科学知识的产生意味着科学实践者理性认知范式与经验的一体化。可是，这一过程是不能用还原论或纯粹认知科学回溯的，这是自然主义失败的原因，但我们还是可以从科学理论各要素的结构—功能的差异看到知识结构的层次和等级问题，人类理性及其认识范式的作用正是构成性的，它决定着经验命题的意义，因此“对现象的任何解释从来不是逻辑上必然的，而只是功能上必然的”[26]80。换言之，只有在结构—功能的意义上，我们才可以更合理地指明约定主义的合理性之处，正是这种人类理性的动态“约定性”才能确保科学实践的开放性，这一点也是我们所要揭示的约定主义的真正本质内涵，并从此视角出发理解当代科学哲学，特别是科学实在论、构成主义先验论等最新科学哲学理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