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出身于德国下萨克森州汉诺威的一个世俗犹太人家庭。她的家庭具有进步政治传统，父母都是社会民主党成员。阿伦特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有很好的艺术素养，擅长社会活动，是罗莎·卢森堡的崇拜者。阿伦特在7岁时失去了父亲，在母亲的精心教育下长大。她在哥尼斯堡（现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柏林度过了她的成长时期。阿伦特自幼好学，喜欢读书，是个才女，中学时代就开始对康德的著作发生兴趣。1924年，阿伦特完成中学课程的学习，进入马堡大学，师从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从此与海德格尔及其哲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阿伦特当时年仅18岁，海德格尔则是已婚的35岁的成名教授。她和海德格尔的师生关系很快演变为恋人关系。这段持续一年多的秘密的恋人关系使阿伦特感到非常痛苦和不安，于是她毅然决定离开马堡大学。她先是到弗莱堡大学去听胡塞尔的现象学课程，尔后转学到海德堡大学。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期间，阿伦特攻读了哲学、神学、历史和古希腊语课程，接受了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论熏陶。1926年，阿伦特进入海德堡大学，师从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攻读博士学位。在理论上，阿伦特从雅斯贝尔斯那里学习了存在主义哲学，尤其是接受了雅斯贝尔斯关于“交往”的思想。雅斯贝尔斯本人也称他从阿伦特那里得到了对新政治观的理解。在生活上，阿伦特把雅斯贝尔斯看作是自己的父亲，与雅斯贝尔斯夫妇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雅斯贝尔斯是阿伦特终生的良师益友，在她人生的许多重大时刻都对她发生了重要的影响。1928年，阿伦特在雅斯贝尔斯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奥古斯丁的“爱”的观念》。阿伦特在她的青年时代先后受教于海德格尔、胡塞尔和雅斯贝尔斯三位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哲学大师，并与其中两位过从甚密。这一经历为阿伦特能够在日后步入当代世界最出色的政治哲学家行列奠定了极其坚实的基础，不能不说是阿伦特的幸运。1929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阿伦特开始着手对19世纪上半期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研究，进行讲师资格论文的写作，准备在德国申请大学教职。此间，对德国浪漫派的研究促成她用几年时间写作了《拉尔·凡哈根：一位犹太女性的生活》一书。同年9月26日，阿伦特与她的同学、也是在胡塞尔手上拿到博士学位的报刊作家君特·斯泰因结婚。这是一个表面上门当户对的婚姻，阿伦特试图以此摆脱与海德格尔的感情羁绊，找到一种归属感。但是，由于两人之间缺乏深刻的爱情，也由于对方正统守旧的家庭不能接受阿伦特当众抽烟之类的行为，这桩婚姻持续到1933年已经名存实亡。1933年，希特勒攫取德国政权，欧洲犹太人的处境变得极其艰难。阿伦特由于她的犹太人身份，已经无法获取德国的教授学术资格认定（habilitating），因此也就不能进入任何德国大学任教。此时，海格德尔却扶摇直上，他于1933年4月21日担任弗莱堡大学的校长，并加入了纳粹党，成为支持反犹主义的德国大哲学家。两人在政治上就此分道扬镳。纳粹上台后，阿伦特放弃书斋生活，主动帮助犹太人、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逃亡，投入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秘密活动。她一度被盖世太保抓获，八天后侥幸被释放。阿伦特获释后逃离德国，经布拉格流亡到巴黎。在法国逗留期间，阿伦特仍然致力于救助犹太难民，为犹太组织工作，并帮助培训去巴勒斯坦的年轻人。她认识了马克思主义者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并与他结为好友。1940年，阿伦特与斯泰因正式离婚，并与在巴黎相识多年的共产主义者、德国诗人、哲学家海因里希·布吕歇尔（Heinrich Blücher）结婚。她庆幸自己在布吕歇尔身上既得到了博大的爱，又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布吕歇尔不仅是她的情人、朋友、丈夫、兄长和父亲，也是她终生的灵魂伴侣和精神支柱。1940年5月，德法进入战争状态，法国贝当政府配合希特勒的犹太人政策，在法国的德国犹太人被送到哥尔斯（Gurs）集中营，阿伦特也未能幸免。布吕歇尔和本雅明则被关在另一处。6月，巴黎沦陷，在混乱中阿伦特与约200名妇女逃了出来，后来她得知，那些没有从哥尔斯集中营逃出的人最后被转交给希特勒政府，被送进了焚尸炉。阿伦特在逃亡的路上幸运地找到了她的丈夫，并与母亲和丈夫到达马赛，希望在那里搞到去美国的紧急签证。形势迫使阿伦特不得不离开法国，试图再次流亡。此时本雅明也到了马赛，并且把自己的《历史概念论纲》的手稿托付给了阿伦特。1941年，在美国外交官海拉姆·宾汉姆（Hiram Bingham IV）的帮助下，阿伦特与丈夫和母亲得以前往美国。这位美国外交官非法向2500名犹太难民发放了签证。阿伦特夫妇幸运地逃脱了，而本雅明却在逃亡途中自杀了。当他们到达纽约时，两人的口袋里只剩下50美元。到达纽约后，阿伦特夫妇开始适应在美国的生活。阿伦特为《建设》、《党派评论》等杂志撰稿，成为当地德国犹太侨民中的活跃分子。不久后，她和布吕歇尔居住的陋室就成为流亡的犹太知识分子和许多美国文化人讨论各种问题的场所。阿伦特像一个沙龙女主人那样，把各种意趣不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相当于建立了一个小型的公共空间。她显然喜欢美国不同于德国和欧洲大陆的政治氛围，表现出对新国家和英语文学的高度兴趣，同时也向美国的文化人推荐和讨论柏拉图、康德、尼采和卡夫卡。这一时期她结交的美国友人中有她的终生好友、后来成为著名小说家的玛丽·麦卡锡，还有著名诗人罗伯特·洛威尔。也许是因为她对美国社会和文化的融入程度较深，在“二战”结束后大批德国知识分子返回德国的浪潮中，她坚持留在了美国。战后初期，她为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工作。1949年末至1950年初，她为保护犹太人的文化遗产在战后第一次回到欧洲，恢复了和她的恩师雅斯贝尔斯的友情，也与海德格尔重新取得了联系。1949年以后，阿伦特曾13次拜访住在瑞士的雅斯贝尔斯，两人之间的关系由师生关系发展成两家人之间的亲密友谊。而当海德格尔因为纳粹期间的恶劣表现处于人生中最低谷时，阿伦特也给了他无私的支持，不仅为他在美国出版书而奔波，而且在德国的一次去纳粹化听证会上为其作证和辩护。1950年，阿伦特正式加入美国籍，成为美国公民。1951年，阿伦特历时八年的政治学研究的成果《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该书对极权主义的起源和性质作了深刻的分析，被欧美知识界和舆论界称为“大师的杰作”。它的出版引起轰动，使阿伦特获得了国际著名政治思想家的声誉。此后，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等相继邀请她去开设讲座，她还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聘为客座教授或委以教职。1959年，她成为普林斯顿大学任命的第一位女性正教授。逝世前，她是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大学的哲学系主任。1961年，阿伦特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赴耶路撒冷旁听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审判。阿伦特对这次审判的评论报道在《纽约客》连载后，引发轩然大波，再一次使她处于政治和理论的漩涡中心。她对于极权主义体制下人们丧失良知和常识、助纣为虐的“平庸之恶”的揭露和她对犹太人不关心政治的批评，引发了多方批判。她的这些评论结集成《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书于1963年出版。2013年，以艾希曼审判为主线的阿伦特传记电影上映，再度引发对“平庸之恶”的反思与争论，焦点在于“平庸之恶”是否足以对纳粹现象作出恰当的、有效的解释。阿伦特对艾希曼的评价也许不尽正确，但是她对“平庸之恶”的政治分析和道德批判却为当代政治哲学留下了宝贵的理论遗产，打下了属于阿伦特的独特印记。20世纪60年代，阿伦特密切关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越南战争、激进学生运动等政治事件，并发表了一系列特立独行的观点，有些甚至引发轰动。这些论文结集成《共和危机》一书，出版于1972年。20世纪70年代，阿伦特两次应邀赴英国阿伯丁大学主持吉福德讲座。该讲座自1888年始开办，通常由一流学者担任主讲人。阿伦特这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后来结集成《精神生活》一书。1970年，阿伦特的丈夫布吕歇尔去世，对她精神上打击很大。阿伦特嗜好抽烟，且不听医生劝告，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在纽约的家中和来访客人谈话时，因心脏病突发邃然谢世，终年69岁。她死后葬于纽约州哈得逊河畔安嫩代尔（Ann andale-on-Hudson）的她丈夫任教多年的巴德学院（Bard College）。她去世时，正在写作的《精神生活》一书尚未完稿，已经完成的两个部分后经她的好友玛丽·麦卡锡整理，于1978年出版。阿伦特的学术地位和政治价值在其生前虽然已经得到充分肯定，但是她在去世前还是一个相对“小众”的学者，在学术圈内享有盛誉，在圈外却影响有限。在20世纪90年代苏东事变之后，西方学术界从苏联和中东欧的政治转型中发现了阿伦特理论的预见性，发现了她的极权主义理论、革命理论等的惊人价值。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阿伦特热”，涌现出玛格丽特·卡诺凡（Margaret Canovan）、米歇尔·哥特泽根（Michael G.Gottsegen）、塞拉·本哈比（Seyla Benhabib）、丹纳·维拉（Dana R.Villa）和伊丽莎白·扬布鲁尔（Elisabeth Young-Bruehl）等一批阿伦特研究专家和研究成果。尤其是在2006年阿伦特百年诞辰之际，国际上推出了一批关于阿伦特的研究专著，俨然出现了一个“阿伦特产业”。阿伦特在她去世近30年后红极一时，备受青睐。阿伦特一生著述甚丰，而她的主要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著作都是在美国生活的30多年中完成的。她的主要著作包括：《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1951），原书名为《我们时代的重负》（The Burden of Time），1958年修订时改现名；《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Tradi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Thought, 1953）；《拉赫尔·瓦伦哈根：一个犹太妇女的生活》（Hahel Varnhagen:Thelife of a Jewes, 1958年），这本书写于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最后两个章节是在法国流亡期间完成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阿伦特最初取名为《爱这个世界》，出版时德文版书名为《积极生活》（Vita Activa, 1958）；《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Eight Exercisesin Political Thought, 1961）；《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之恶的报道》（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 1963）；《论革命》（On Revolution, 1963）；《黑暗时代的人们》（Menin Dark Times, 1968）；《共和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1972）；《精神生活》（The Life of Mind, 1978），该书由阿伦特的好友玛丽·麦卡锡在她身后整理出版；《康德政治哲学讲稿》（Lectureson Kant's Political Philosophy, 1982），该书是阿伦特的学生罗纳德·贝纳（RonaldBeiner）在她去世后根据阿伦特1970年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讲义编辑而成；等等。阿伦特的上述著作大多已有中文译本。除了《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共和危机》在台湾地区出版之外，《人的条件》、《论革命》、《黑暗时代的人们》、《精神生活》均已经在中国大陆出版。阿伦特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研究理路清晰、中心突出，基本上沿着其著作的写作和发表年代循序渐进地展开。对极权主义的批判和反思始终是阿伦特研究工作的中心线索。在她的成名作《极权主义的起源》中，阿伦特研究了刚刚过去的极权主义的历史现象，认为极权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排犹主义和帝国主义。故此，该书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三个部分对极权主义的根源进行了探讨，深刻地反思了人类20世纪的极权经验。阿伦特通过描述历史上的反犹主义、19世纪以来的帝国主义扩张心态以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怎样造就了现代社会一大批一心追逐物欲满足的“原子”般的孤独的个人，指出正是西方文明中的这些“极权主义因素（the elements of totalitarianism）”构成了极权主义暴政产生的土壤。彼此孤立的个人使人类失去了他们生活中富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从而使个人极易受到强权势力的蛊惑和控制。阿伦特希望以她对极权主义的理论反思，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痛苦的政治经历，唤起活着的人的责任感，避免重演历史的悲剧。《马克思与西方政治思想传统》是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继续深入研究的一部手稿。在这部手稿中，阿伦特对“政治”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她通过分析马克思在西方政治传统中的理论地位，对西方哲学从希腊以来哲学与政治分裂的理论传统进行了根本的颠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阿伦特连续发表了《人的条件》、《过去与未来之间》和《论革命》三部著作，即被人们称为理解阿伦特思想的最重要的三本书。这三本书系统地阐述了阿伦特的政治观及其根据，深入探究了极权主义的政治根源。《人的条件》提出了阿伦特著名的“行动理论”，该理论为其原创的“政治”理念提供了哲学根基。在这本书中，阿伦特区分了人类实践的三种形式即劳动（labor）、工作（work/making）和行动（action）。她基于对海德格尔思想的彻底清算，创立了“行动理论”：强调人只有与他人分享这个世界、共同拥有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积极行动，才能使人获得意义。她的核心观点是：只有公共领域即政治领域的人的积极行动，才是属于人的生活，才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真正条件。阿伦特重实践、重行动的理论立场，被认为是对几千年来西方哲学崇尚沉思的理论传统的彻底反转。《过去与未来之间》是一本论文集，讨论了《人的条件》中尚未触及的一些论题，如历史、创制、宗教、文化、传统、权威、教育等。其中，在《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权威》、《真理和政治》、《传统和新时代》、《宗教与政治》、《自由与政治》、《教育危机》等文章中，延伸出阿伦特后来成熟的政治思想的所有论题，构成她日后具有原创性的思想体系的雏形。《论革命》是阿伦特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理论著作，集中表达了她的共和主义理想。《论革命》的中心论题是：革命是为了自由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人类创造性活动。革命者为了保持其原创的自由活力，如何才能说明其合法性和正当性？阿伦特认为，革命的目的是自由，作为政治追求的革命始终是和自由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由此她对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进行比较后指出，法国革命是社会革命，美国革命才是政治革命。法国革命错过了以政治方式获得其合法性的机会。因为贫困和必然性的存在，致使革命改变了它原本以自由为目的的航向，走向了专制和暴力——以极端手段来铲除不幸，用同情和人类之爱的名义滥杀无辜。而美国的富裕免除了因社会贫困引发的问题，美国革命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制宪和创制的政治革命。美国新共和体制的正当性基础就在于：它建立在由人民自发组织的乡镇民主的政治社会之上，是保存和持续这一已经存在的、由于得到民意的广泛认同因而具有权威性的制度。在关于政治理论的三部书之间，阿伦特还发表了一部评论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阿伦特秉承她的政治观对纳粹战犯艾希曼的受审作出政治评判。她认为，艾希曼犯罪的性质是“反人类罪”，而不仅仅是“反犹太人罪”。在她看来，艾希曼本身不过是一个素质低下、平庸浅薄的人，这样的人成为签发处死数万犹太人命令的恶魔，是因为他根本不思考而麻木地服从杀人机器。极权制度的意识形态的强势灌输是使“平庸之恶（the banality of evil）”助力极权主义肆虐的原因。阿伦特希望以对“平庸之恶”的揭露，提醒人们思考个体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充分认识现实政治中的危险和承担每一个体应有的道德责任。《黑暗时代的人们》是一部关于法西斯主义统治年代德国的政治文化名人的人物传记。阿伦特用敏感、锐利和富有人情味的笔调，为莱辛、卢森堡、雅斯贝尔斯、本雅明和布洛赫等人勾勒了一幅幅“人物素描”，他们与她一起见证了那个苦难和不幸的时代。当时代将人们推入绝望之境时，这少数人奇迹般地不受其影响。她称这些男人和女人是黑暗年代用他们的生命和作品点亮人们的生命的启明（ilumination）之光。《共和危机》是阿伦特对在躁动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陷入民权运动、青年运动、反越战抗议浪潮的美国社会的政治反思。她一方面用“公民不服从”来概括各种公民抗议运动的性质，论证这些运动的政治正当性，强调这些挑战政治权威的运动有利于公共事务的改善；另一方面忧心于左翼学生运动中的暴力倾向，指出暴力不是政治行动的本质，真正的政治行动的目标不是暴力，而是追求自由权利。《精神生活》是阿伦特的晚年著作，标志着她的研究视角从政治实践领域向哲学沉思的转向。与《人的条件》的三种实践活动（劳动、工作、行动）相对应，《精神生活》考察了三种“沉思生活”——思考（thinking）、意志（wiling）、判断（judging）。阿伦特并非简单地回到哲学，而是延续她的政治思考。她对思想层面的关注中心是判断，即人的政治判断力。在她看来，判断力是一种特定的政治能力，判断是一种政治性的精神活动。阿伦特在其晚年深入思考了政治的精神层面——“如何政治地思考（how to think politically）”这一问题。由于她的突然离世，这本书只完成了思考和意志两个部分，目前出版的《精神生活》是未完成稿。《康德政治哲学讲稿》是阿伦特在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和芝加哥大学所作的康德哲学讲座的记录稿，其主要内容正是《精神生活》中未完成的“判断”部分，从而补充了这本书的完整思想。她最后的政治哲学研究，集中在政治判断的问题上。她分外重视和关心的是：人的思考功能是否能够提高他的判断力，增进他的政治行动能力。阿伦特是20世纪世界范围内最伟大的女政治哲学家。她对20世纪的独特现象——极权主义的无情批判，她对表征20世纪道德大衰退的“平庸之恶”的独到分析和深刻揭露，她对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的挑战和颠覆，以及她对古典共和主义复兴的杰出贡献……这一切，奠定了她在20世纪政治哲学史上的崇高理论地位。尤其是她在其理论创造和政治批判中表现出来的无畏的道德勇气、忠于现实的客观立场和独立不羁的自由学术精神，在20世纪的政治哲学家中堪称楷模。她的恩师雅斯贝尔斯对她的评价一语中的：“她不属于任何团体，不属于任何集团。她是经常思索而且一定要思索出一些新东西来的那种类型撰稿人。她……以一种普遍性的攻击的姿态说‘不！’经常持否定的、不断揭露的勇气的那种独立性……她具有这种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