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丨共鸣与抗争

哲学基础

在读一位大思想家的作品时，无论谴责还是辩护都是一种极狭隘的立场，与所读对象太不相称。需要的是一种对话式的理解，其中既有共鸣，也有抗争。

认真说来，一个人受另一个人(例如一位作家，一位哲学家)的“影响”是什么意思呢？无非是一种自我发现，是自己本已存在但沉睡着的东西的被唤醒。对心灵所发生的重大影响决不可能是一种灌输，而应是一种共鸣和抗争。无论一本著作多么伟大，如果不能引起我的共鸣和抗争，它对于我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前人的思想对于我不过是食物。让化学家们去精确地分析这些食物的化学成分吧，至于我，我只是凭着我的趣味去选择食物，品尝美味，吸收营养。我胃口很好，消化得很好，活得快乐而健康，这就够了，哪里有耐心去编制每一种食物的营养成分表。

在才智方面，我平生最佩服两种人：一是有非凡记忆力的人；一是有出色口才的人。也许这两种才能原是一种，能言善辩是以博闻强记为前提的。我自己在这两方面相当自卑，读过的书只留下模糊的印象，谈论起自己的见解来也就只好寥寥数语，无法旁征博引。

不过，自卑之余，我有时又自己解嘲，健忘未必全无益处：可以不被读过的东西牵着鼻子走，易于发挥自己的独创性；言语简洁，不夸夸其谈，因为实在谈不出更多的东西；对事物和书籍永远保持新鲜感，不管接触多少回，总象第一次见到一样。如果我真能过目不忘，恐怕脑中不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而太阳下也不再有新鲜的事物了。

近日读蒙田的随笔，没想到他也是记忆力差的人，并且也发现了记忆力差的这三种好处。

古来贤哲常论博学与智慧的不同。智慧是灵魂的事，博学是头脑的事，更糟的是舌头的事。西塞罗讽刺这些博学家说：“他们只学来和别人讨论，而不是和自己谈心。”蒙田讽刺在学校里只学得许多死知识的学生说：“他应该带一颗丰盈的灵魂回来，却只带回一颗膨胀的；他并不把它充实，而只把它吹胀。”

灵魂是种子，它可以在知识之水的浇淋下长成参天大树，也可以在知识之水的浸泡下发成一颗绿豆芽。

一个人是有可能被过多的文化伤害的。蒙田把这种情形称作“文殛”即被文字之斧劈伤。

我的一位酷爱诗歌、熟记许多名篇的朋友感叹道：“有了歌德，有了波德莱尔，我们还写什么诗！”我与他争论：尽管有歌德，尽管有波德莱尔，却只有一个我，这个我是歌德和波德莱尔所不能代替的，所以我还是要写！

开卷有益，但也可能无益，甚至有害，就看它是激发还是压抑了自己的创造力。

我衡量一本书的价值的标准是：读了它之后，我自己是否也遏止不住地想写点什么，哪怕我想写的东西表面上与它似乎全然无关。

有的人有自己的独特感受，有的人却只是对别人的感受发生同感罢了。两者都是真情实感，然而是两码事。

人们厌倦了大而无当的体系，言之无物的长文。

新鲜的感受有活泼的生命，硬要把它钉在体系的框架上，只成了死去的标本。深刻的哲理有含蓄之美，硬要把它溶解和稀释在长篇大论中，只剩下了一杯白开水。

哲学家在大海边漫步、沉思，把珠贝拾回家里珍藏起来，却把灰色的海滩留给读者。

我听见大海在呼喊：还我珠贝！

当黑格尔称现代为“散文味的时代”时，他是把“散文”当作贬义词的。但是，这未必公正。散文的心境是一种孤寂、宁静、闲适的心境，有足够的光阴去回忆和遐想。好的散文总是散发出懒洋洋的气息。在我看来，独自躺在冬日向阳的山坡上，或与好友炉边夜话，都是最适宜于散文诞生的情境。现代人却活得过于匆忙了，甚至顾不上看看天空和土地。现代人只是活在眼前，忘掉了永恒和无限。所以，现代缺乏好的散文，尤其是好的哲理散文。

从诗到散文再到论文是进化，但谁知道是否同时也是一种退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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