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如何可能？——论实践哲学的构成和限度

张盾哲学基础

摘　要：马克思新哲学的理论构成形态及其根本哲学立场是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的研究界面是社会领域而非自然领域，由于唯物主义抽象的实体性的本体论立场无法处理以人的关系为中心的社会领域中的复杂理论问题，马克思大规模地吸收了德国唯心主义的哲学成就，对唯物主义进行改造和重建。实践概念的具体哲学规定是中介性，人的现实的中介性实践活动是劳动，其在资本主义时代的具体历史形式是工业和科学；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工业实践和科学实践中，实践的社会性原则和中介性原则发展到极限并走向自我否定，由此显示出人类实践的历史限度。实践哲学揭示了工业和科学作为现代人实践的否定性与超越性的双重意义。从哲学史的观点看，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根基、最具根本性、因而真正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的哲学理论。

　　关键词：实践哲学；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社会性和中介性；工业和科学

　　根据《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种“新唯物主义”构成了马克思全部革命理论的哲学基础。对于这种新唯物主义的学说内容及其与近代占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哲学的关系，马克思并未做系统明确的说明，但又在他的几乎所有重要文本中有所涉及和暗示，以至其成为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在中西学界，对唯物主义的兴趣这些年来正在悄然复兴，唯物主义“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倾向正在被越来越多的思想者重新思考”(夏莹)。这一问题涉及到对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性质的理解。就马克思超越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而言，马克思新哲学也被称为“实践哲学”。本文拟对唯物主义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关系提出自己的粗浅看法，愿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一、“西马”学者论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

　　“唯物论是哲学上最初的最低的但比较最坚固的阶段。”(《朗格唯物论史》下卷，第559页)这是朗格名著《朗格唯物论史》的一个重要判断。唯物主义直接从人类的自然意识出发去理解世界的本质，主张物质是世界的实体和本原，这是古代“前苏格拉底哲学”和近代“前康德哲学”的共同特征，代表了人类追求关于世界本质的知识之伟大理性精神的努力。另一方面，唯物主义固有的反宗教倾向及其启蒙民众心智、净化民众信仰的作用，又使它成为最早的意识形态和哲学政治。

　　但唯物主义为什么成为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哲学纲领？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研究课题，绝非一般人看上去那么明显。上个世纪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比如，卢卡奇给出的回答：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功能不是纯粹的科学认识，而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武器；(参见卢卡奇，第305-307页)以及柯尔施给出的回答：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的和现实的世界”(柯尔施，1993年，第52-53页)，在今天看来恰恰都是抽象的、不充分的。稍后，霍克海默在其名篇《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中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他首先正确指出，把唯物主义归结为“任何真实的东西都是物质的东西”，以及由此引发的“精神活动能否分析为物质过程”的争论，都是荒谬的和毫无意义的，因为唯物主义并非一种普通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观点不相容于那种向人发出绝对要求的观念。这种要求只有在存在着对绝对意识有所信仰的地方，才可能是合理的。”这种对绝对意识的绝对要求，即获得事物全体与无限性的认识，正是形而上学问题的特征。(参见霍克海默，第18、13-14、19、25页)在霍克海默看来，典型的形而上学是唯心主义，即把整个世界看作理性的产物，理性从自身获得绝对知识，千百年来唯心主义都在“试图回答(这)同一个永恒问题”。唯物主义对这种永恒问题和绝对知识不感兴趣，“唯物主义观点在根本上是由那些在当下时刻所把握住的任务来决定的”，这个任务就是改变现存世界的秩序，变革造成大多数人不幸生活的外部条件，“唯物主义理论是改善人类状况的努力的一个方面”，它不关心现象背后的绝对终极存在，而把每一种知识都看作是特定时代有限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关系的产物。(同上，第21-22、23、25、28-29、33、41页)总之，霍克海默这篇文章在非反思的意义上直接规定了唯物主义的政治内涵，这种直接断言缺乏逻辑上的理据性和必然性：为什么作为一种哲学的唯物主义会去关注现实的变革？一种致力于变革现实的革命哲学又是什么样的？对此显然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证。霍克海默对唯物主义的这一阐释只是重申了“哲学的真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命题，但尚未进入马克思这一命题背后的复杂问题内部，因此无法解释马克思为什么选择唯物主义作为自己的哲学。

　　葛兰西对这一问题给出了更富有教益、也更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解释，他也是较早以正确和深刻的方式把马克思的新哲学命名为“实践哲学”的人(参见仰海峰，第62-63页)。按照葛兰西的理解，马克思新哲学负有双重使命：第一是用这种新哲学去教育民众，第二是通过这种新哲学去取代现有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权。葛兰西对第一个任务的理解是复杂的，既没有“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的激情，也没有为开创历史去塑造一种革命主体的使命感，而是在新的复杂历史条件下重新反思唯物主义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从历史的源头看，唯物主义从来就是人民的常识与宗教，“民间的宗教是粗糙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本身就是常识的一个不可小看的层次，它靠宗教本身得以维持”。因此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是最接近人民的，但那只是“一种平凡而庸俗的唯物主义”，同各种偏见和迷信联系在一起。葛兰西不否认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就是成为群众的哲学”，也许能够通过社会变革从人民文化的矿石中冶炼出新唯物主义的珍宝，但葛兰西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是犹疑的。关键在于：用新哲学“对那些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状态的民众进行教育，……把新哲学组成一种略高于民众平均文化的(那是十分低的)文化，不过这种文化是绝不足以战胜有教养阶级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因为这种文化根本没有什么批判阐述和发展过程可言”。(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3、226、229、244、246页)

　　由此导致了葛兰西对第二个、也是更深刻任务的理解：新哲学绝不仅仅是一种人民哲学，而是承担着更重要的使命：它是近代西方文化全部发展成就的“顶点”，而且必须超越这一成就，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文化领导权。为完成这一使命，它必须造就一批新的独立的知识分子，而不只是教育民众，因为文化领导权只能实现为“以知识分子为体现者的文化过程”；它还必须创造一种真正的哲学体系，不只是作为教育和论战的“群众哲学”，而是作为“个别哲学家的成果”，具有“一种完全定型的体系”，包含“一个抽象的组成部分”等等。(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6、228、244、269页)葛兰西特别强调：“新哲学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超越当时文化的最主要表现——德国古典哲学”；就其与唯心主义这一现代高级文化的差别而言，葛兰西称新哲学是“大众文化与高级文化对立中的辩证法”。文化领导权思想无疑是对马克思理论事业的一种特别深刻的理解，因为它启示了最关键的问题：马克思新哲学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哲学？葛兰西认为，马克思实践哲学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独创的、完整的哲学，“它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对先前哲学的超越上，而且首先表现在它开创了一条新的道路，使理解哲学的整个方式从头至尾焕然一新”。(同上，第226、228、276页)

　　从当代历史发展给予我们的视野看，葛兰西所揭示的马克思新哲学的第二个使命即争取文化领导权，无疑是更重要的，即使其第一个使命“用理论教育民众”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的革命主体性退化而落空，马克思新哲学的纯粹理论价值及其作为世界高级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存在。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新哲学的创始人大大地超越了自己的时代乃至后来时代的需要，他们建立了一个武库，其中的武器由于超越时代而不便使用，要在将来某个时候才能投入使用。”(《葛兰西文选》，第225页)

　　作为一种具有高级文化价值的严格意义上的新哲学，马克思实践哲学超越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两极对立，扬弃其陈旧抽象的概念结构，保留其有生命的合理成分作为自己发展进程的一个环节，并将其带到新的具体的历史总体性的坚实地基上。“有意义的正是对旧哲学的超越，新的综合或某种新综合的因素，以及理解哲学的方式。”(同上，第276页)马克思新哲学当然不是唯心主义，但它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在唯心主义作为现代主流文化的最高表现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对它的批判催生了“新唯物主义”这个特定的哲学派别概念；但在马克思的问题与方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继承者这一意义上，“哲学上业已发生的最重大的结合是实践哲学同各种唯心主义之间的结合”，尤其黑格尔学说实际上是马克思新哲学诞生的真正源泉和秘密，后者是对前者的改革与扬弃，是摆脱了精神与自然对立之后的“对矛盾的充分认识”。(参见同上，第222、234页)葛兰西着重在文化领导权的政治高度上解释这种综合的必然性：面对唯心主义在现代文化中的领导权地位，旧的粗劣的唯物主义已经失去了理论意义，用它去夺取领导权是不可能的。后来的阿尔都塞更具体地描述了这一困境，即现代哲学的所有空间都被居统治地位的唯心主义所占据，以至马克思只能在它的“观念的统治下”进行新哲学的创造(参见陈越编，第99、257页)，这种统治正是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是如何完成这一无比艰巨的任务的？按照葛兰西的看法，现代文化领导权的转移之所以是可能的，就在于马克思实践哲学正是整个现代文化发展的成就和产物：从文艺复兴到法国革命再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先验哲学——“实践哲学则是以上整个精神和道德改革运动得以圆满成功的顶点”。马克思新哲学是现代高级文化发展的一个内在过程，也是这种文化自我否定的一个节点，这种内在性是马克思新哲学争取实现对整个社会文化领导权的最深刻依据，“实践哲学业已变成现代文化的一个要求，一种扩散着的气氛。”(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28、261、244、224页)从文化领导权这一视角、而非从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的论战，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本质，也可以更好地理解列宁的名言：“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很少理睬“愚蠢的唯物主义”的纯粹客观性，因为一种脱离人的客观性没有意义，而属人的客观性则与“历史的主观性”相一致，(同上，第260页)从而生成为马克思新哲学最重要的主客体辩证法。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不拒斥“聪明的唯心主义”，它的各种主题和方法或隐或显地出没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各重要文本，比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以及《资本论》及其手稿。

　　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发展看，抽象的唯物主义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根本特征。马克思只是在受费尔巴哈影响的早期才设想过用一种现成的抽象的唯物主义直接反对唯心主义，并用这种唯物主义去直接教育人民，实现社会变革的目标，也就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例如，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表达过这种直接性的非反思的唯物主义观点：共产主义的工人群众“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但马克思似乎很快就意识到创造一种“新唯物主义”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哲学任务，因为这意味着用它来取代唯心主义的文化领导权。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了这种新认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并“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8-100页)这应该就是马克思领悟到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文化霸权本质。从这种新认识出发，马克思才能真正进入创造一种具有高级文化形态的、具有争夺文化领导权实力的、独创而完整的新哲学的巨大理论工程之中。

　　二、实践哲学的构成

　　“西马”学者有个共识：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其思想受到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马克思的思想则复杂得多，其对社会历史理论的研究很难贯彻一种纯粹的唯物主义原则。一般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为马克思提供了新的思想出发点，但费尔巴哈对自然与人只是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的实践方面去理解，从而只得到抽象的纯粹的自然实在性概念，而没有反思到自然与人的社会性历史性实践的关系；马克思则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即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感性的现实的实践”，而把自然理解为人的实践的一个要素，由此进入了反思性的社会历史界面。问题是，从抽象的直观到现实的感性的实践，马克思这一观念上的升华是如何做到的？一般认为，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伴随着他对黑格尔哲学的回归，这是马克思精神历程更重要、更本质性的方面，比如早期的“西马”学者都强调马克思“新唯物主义”是从德国唯心主义中发展出来的。这无疑是深刻的见识。但马克思新哲学是如何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中发展出来的？

　　马克思的根本哲学目标是从纯粹客观的自然研究中走出来，将一种“新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这是研究界面的根本转换与升级，远远超出了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本体论立场之争。传统唯物论是自然研究的本体论，只面对人与自然在社会历史之外的抽象对立，一种以社会历史为对象的理论意味着必须“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必须运用主观性原则去处理本质问题，在这里，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失去意义。所以马克思新哲学决不仅仅是唯物主义，但它也不是唯心主义，因为它远远超出了意识哲学的内在性领域而面对现实的社会的人及其历史。

　　根据马克思对自己发展的记述，进入19世纪后，社会问题的研究在社会主义思潮推动下兴盛起来，他在40年代初编辑《莱茵报》时“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推动着他去研究经济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他的发现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种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32页)很显然，在马克思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一种新唯物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市民社会”概念具有决定性意义。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接触到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理论和政治经济学，这些理论在市民社会的框架内深刻探讨了现代人的社会本性，对物质生活的研究产生了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并在黑格尔法哲学中上升到哲学的“概念式理解”。正如马克思所说，站在黑格尔背后的，是对社会问题具有新认识的“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而非那些执着于自然的唯物主义者。正是这些社会理论研究的成就对马克思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并逐渐发现了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真实的叙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6页)，“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90页)。因此，对马克思来说，正如不存在一种脱离社会与历史而独立的精神活动的更高领域，也不存在一个“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作为本体论前提的纯粹自然被置换成以人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为中介的作为物质生产的新自然范畴，并在一种新的意义上确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即这种优先地位只存在于实践的中介之中。由此可知，马克思从来不是抽象本体论的唯物主义者，从来不在无中介的绝对客观性意义上理解外部自然界的实在性。费尔巴哈直观地无中介地理解人与自然的统一，因而只得到非历史的抽象主体与纯粹客观性；马克思的自然则是人的实践的要素，自然的实在性表现为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而非作为物质实体的实在性。

　　马克思新社会理论的哲学建构形态就是实践哲学。尽管马克思强调尊重“经验的方法”和“经验的事实”(同上，第67、76页)，但他对社会和历史的研究本质上仍然是哲学的和超验的，而非经验的和实证的，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形式的“概念式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诞生。在这两个文献中，马克思批判了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的抽象本体论观点，但实践哲学的真正主题并非重新确定精神本体与物质本体、主观性原则与客观性原则之二元性的形式意义，而是更为重要的自然与人的社会实践的关系问题：费尔巴哈“撇开历史的进程”去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因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同上，第60页)《德意志意识形态》使这一问题进一步具体化：“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同上，第76-77页)

　　但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可在直观的非反思的意义上仅仅理解为“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它是马克思用来取代一切旧本体论立场的新的理论思维即辩证法，具体说，是用来取代绝对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的关系范畴即中介性。按照辩证法的理论准则，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一样不能充当解释世界的根本原理，因为不存在这种绝对实体，在现实的人的社会世界中，一切现象都归结为关系，即“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马克思，1991年，第96页)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在哲学上的具体规定是“中介性”，即以人的社会实践为中介去重新理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尽管马克思很少使用“中介”这一黑格尔“逻辑学”的概念，但他对实践观点的叙述却经常透露出黑格尔的深刻影响，并且以全新的方式更充分地发挥了辩证法的这一核心思想。黑格尔的观点是：中介范畴作为克服自然的纯粹直接性的方法存在于事物自身的具体结构中，事物的存在作为自我否定与重建的运动，只有当它“扬弃了抽象的、也就是说只一般地存在着的直接性”，它才真正是现实的存在，“存在于是被绝对中介了，成了实体性的内容。”(黑格尔，1983年，第21、24页)黑格尔用“工具”概念诠释了人的有目的活动的这种中介特性：“合目的的活动及其工具依然指向外部，因为目的与客体还不是同一的；因此，目的还必须首先用客体加以中介。工具作为客体……与预先设定的客体性或材料，是直接联系起来的。”“所以，实现了的目的是主观事物与客观事物的业已设定的统一。”(黑格尔，2018年，§209、§210)黑格尔以此揭示了实践的本体论中介性就表现于人类最基本的劳动实践中，这对马克思实践哲学在《资本论》劳动论题中的具体展开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按照实践哲学的辩证法，世界的存在是以主体为中介的，自然不再是自在的物质实体，而是被人的目的所中介的人类实践的要素，“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开来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2004年，第116页)另一方面，自然并未完全消解在它的社会形式中，在统一的现实世界内，自然与社会是彼此中介的，社会主体通过实践赋予客体以意义，同时自身又是客体实在性的一种确证：“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又超越自然，“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同上，第57、58页)辩证法对世界的考察从“客体的形式”与“主体的形式”之双重维度入手，将“抽象的自然界”和“超自然的存在领域”同时扬弃，马克思以这种思路摒除了本体论立场的僵死的二元对立，他得到的是“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真理”。(同上，第105页)因此，不是物质自然的抽象的客观性，而是社会实践的具体的中介性，才是马克思新哲学的真正要义，如施密特所见：马克思“对从人的直接实践出发的必要性虽然采取严肃的毫不含糊的态度，而在形而上学的终极问题上则是宽容的”。(施密特，第30页)

　　在马克思论及的人类实践之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性的诸中介形式中，劳动具有头等的重要性。通过劳动的中介结构消解主体与客体的抽象本体论对立，既是黑格尔劳动辩证法的重要遗产，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固有的特色与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资本论》及其手稿当作马克思实践哲学具体展开的最重要的范本，它所给予的哲学启示是：既然实践哲学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体论形而上学，就不需要对实践概念做抽象的概念规定和形式推演，只需要在人的现实的具体的存在方式中去印证实践的哲学意义。也就是说，要证明自然在劳动中被社会所中介从而超越自身，并不需要超自然的原理，只需要新哲学观指引下的科学研究(首先是经济学)。在《资本论》中，劳动既是人的实践的社会形式，又是自然的物质过程：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马克思，1991年，第208页)劳动的自然性是马克思为实践的中介性设置的唯物主义前提：“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页)，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马克思，2004年，第56页)。在这里，马克思用“物质交换”这一概念把社会的劳动过程描述为自然过程，是为了“把自然关系作为模式来说明社会过程的必然性”。(参见施密特，第94、87页)另一方面，劳动的辩证法在于，正是在劳动的自然过程中，自然被社会所中介而转化为商品，从而在历史的进程中获得了丰富的新本质。商品无疑是自然被社会中介的最突出的范本。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产物，此时商品采取“日常的自然形式”而出现，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马克思，1991年，第56页)。但即使作为使用价值，商品也已经是与人的需要相关的社会之物，是工商业与科学技术的一系列中介过程的后果，在商品中，自然的“物质基质”与人的实践作用交织在一起，直接性与中介性、客观性与主观性互相渗透而无法划分，使之只能作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在商品的交换价值中，“物的存在之直接性与中介性的具体辩证法”变得更加复杂。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抽象劳动的物化，其中已然“不包含自然物质”，否定了一切直接性的存在，马克思称之为“物的超自然属性”和“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同上，第99、72页)商品的交换价值意味着劳动的中介作用超出了“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完全进入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领域，在这里没有实体，只有“身外别无中介而自身就是中介”的关系。在《资本论》的拜物教批判章，马克思特别考察了唯心主义对商品的解释，指出物化在商品中的关系获得了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马克思，1991年，第51页)，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掩盖起来，成为实践哲学的一个特别困难的问题。拜物教意味着，实践的中介性超出了其原有的主客体辩证法，把实体完全消解为关系，又把关系变成幽灵般的实体，在这里，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本体论立场和概念形式，已经完全无法适应马克思新哲学问题的内容与形式。

　　实践问题在劳动的中介性和商品价值的二重性中达到了它的具体性，很显然，它超出了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论域，只能作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恩格斯说马克思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的唯一的人。马克思把主体的要素从德国唯心主义引入了自己的理论，这种深刻的影响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显露出来。正是德国唯心主义使人们领悟到，世界的存在是以主体为中介的，客观性只有在主观性的反思界面上才能得到确证。康德之后，一切直接的东西都被主观概念所中介的思想，成为哲学的主导论题。马克思接受了德国唯心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意识到：“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页)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关系，作为“认识如何可能”问题，在康德那里是批判性的，但也是抽象的，即仍然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纯理论化的理解。黑格尔对康德的再批判使这一问题的意义发生改变，从黑格尔以后，认识论的新形态是历史理论，自然与人的关系不再作为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抽象课题，而是变为自然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的辩证法，或者说，“黑格尔的内在性变成了历史主义。”(《葛兰西文选》，第244-245页)认识论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离不开人的历史，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被人的社会生活所规定，而非抽象的理论认识问题。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对主客关系作历史性分析的意图，把实践规定为具体的社会劳动，并将其展开于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创立了在社会理论界面重建唯物主义的实践哲学。这就是列宁所说的：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

　　“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如前所述，马克思在创立新哲学的出发点上，是通过黑格尔来接受“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社会理论影响的，黑格尔以艰深晦涩的思辨语言重述了17和18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市民社会的经验研究成果。而黑格尔哲学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前提性意义就在于，黑格尔关注了现实的历史，第一次以“宏伟的形式”将历史领域作为一个总体性的、然而又是具体的包含了自身分类的研究领域，与自然领域划分开来，并以观念的形式肯定了人的社会生活中的物质联系。黑格尔把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建构为精神自我发展、自我中介的观念辩证法，这不是偶然的，它凸显了主观性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问题性质，在这个由人的实践和关系构成的领域，似乎从来都是精神、意识和人的目的起主导作用。马克思有志于打破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魔咒，“反抗这种思想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但他仍然接受了黑格尔的问题和方法，强调“从主体的方面去理解”，因为对社会理论的研究“从客体的直观的形式去理解”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实现的重大突破，是创造出本体论中介化的“实践”概念，并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赋予这个概念以具体内容。因此，实践哲学不可能是纯粹唯物主义的，当然也不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历史观的“颠倒”，并非重新用客观性原则去替换主观性原则，而是消除黑格尔加于历史的神秘的思辨形式，把社会历史的运动还原为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柯尔施所指出的：“在马克思的这个概念中没有丝毫神秘的与形而上学的东西”，他还认为，马克思在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已经“抛开包括唯物主义之内的任何哲学”，直接在实践哲学的新界面上展开其对社会理论的科学研究(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参见柯尔施，1996年，第147、130页)问题的本质在于，随着马克思研究工作的深入，他越来越重视黑格尔对社会历史的哲学理解，确信黑格尔以概念的方式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真实构成内容。越过马克思与黑格尔关于观念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还是“移入人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这种表面分歧，可以看到黑格尔观念辩证法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在理论的深层结构上所产生的更深刻的影响，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承认而又未及详述的黑格尔《逻辑学》对《资本论》的影响，从而可以理解马克思用实践辩证法置换唯物主义本体论的必然性根据。比如柯尔施认为，在黑格尔的“观念”的自我发展与马克思的“生产力”的现实发展之间，存在着“形式上的类似性”，这种“形式上的类似性可由此来说明：在黑格尔的发展模式中，以哲学神秘化的形式已表达了社会的革命发展的实践过程。”(柯尔施，1996年，第142-143页)

　　更具体地说，马克思高度重视黑格尔的中介理论，在《资本论》中直接引用了黑格尔关于“理性的狡计”就在于通过有中介作用的活动去实现它自己的目的的著名论断。(参见马克思，1991年，第203页；参见黑格尔，2018年，§209)但马克思比黑格尔具有更彻底的社会观点和现实观点。在马克思那里，中介不是无限精神的自主运动，而是有限的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精神”就是生活于社会并被历史制约的现实的人，这种现实的人的实践的最基本社会形式就是人类“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马克思用它替代费尔巴哈的“纯粹自然”和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理解世界存在的第一原理。重要的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本身就是社会性的和中介性的，因此存在的终极本质是中介性和社会性。在这里，马克思是把社会当作中介的最终原理，而无须像黑格尔那样再为它去寻找一个进一步的中介原理(比如精神)。社会是一个巨大的、由人的活动构成而又不限于人的活动，而是向下一直延伸到物质经济基础乃至边际性的自然前提的、并具有动态平衡机制的“自在自为的”存在构成物。按照马克思的主要观点，这个社会的存在一方面是“自然产生的”，即“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到《资本论》，马克思反复谈到诸如分工、世界历史、国家、法律和语言这些现象的“自然产生的形式”，以此消解神秘性，肯定存在之自然前提的优先性；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存在又是历史性的，即随历史发展而变化的、没有绝对界限的过程，从而反对实体性，坚持实践的中介性原理。因此，在恩格斯将唯物主义定义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对实践和人的社会关系总和的分析，在最主要的问题上要求“从主体的方面”，即反思性地去理解，从而使他的本体论立场具体化、中介化，这不仅远远超出了唯物主义，也超出了整个近代哲学。从列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强调马克思从德国唯心主义吸收了最重要的东西，这不是偶然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葛兰西、柯尔施到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更是形成了一个批判唯物主义本体论、推崇实践辩证法的理论传统，“在马克思主义当中，这代表着向唯心主义方向的一种转变。特别是，人们普遍认为辩证法只与实践有关，因而也是与社会——人类世界有关。”(福斯特，第9页)这种趋向也不是偶然的。如我们所知，朗格称唯物主义是人类最初阶段的哲学。在前资本主义的农业文明时代，自然是完全不依赖于人的第一性存在，人与自然的原初同一性完全建立在自然基础上，那时，唯物主义是人类理解世界最合理的思维方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自然被征服而日益降低为人类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直至被工业和科技的力量彻底中介，于是主体性成为人与自然同一性的新基础，唯心主义成为新的时代精神。马克思以前的近代哲学只是抽象地理解了哲学的这段历史，马克思则在社会理论的界面上从时代精神的这一转变引申出实践问题：实践决不停留在客观的被动的直接性上，而是参与经验对象的构造，劳动的结果事前在劳动者的意识中“已经观念地存在着”(马克思，1991年，第202页)，中介性才是事物存在的真理。无疑，马克思的“中介性”概念接受了唯心主义最重要的遗产；马克思的新发现则是，这种人与自然基于中介性原则的同一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走向了它的反面，变成了劳动与它的客观自然条件的分离，自然作为工业、科技和资本的支配对象重新变成抽象的自然，人在其异化存在中丧失其主体性，变成抽象的被统治物。资本主义这一独特现象成为实践哲学新的更深刻的主题，它是中介性的真正秘密，它也是一种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的新哲学的内容与形式，无论唯物论还是唯心论都无法容纳这一内容与形式。

　　一切哲学观念都是特定社会生活和历史状况的产物。就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根源而言，由此产生的特定的本体论立场及其作为意识形态立场的根据和意义都是有限的。我们看到，早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论域中，抽象的本体论立场已经失去意义，更不要说在今天社会结构和时代精神发生巨变的情况下，这种抽象的本体论立场更是完全失去了维度。我们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重建唯物主义本体论的最深刻的努力出现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第二部中，但由于作者主要是在概念上对唯物主义进行辩护，所以缺乏真正的理论意义。而近来国内哲学界出现的依循唯物主义方向把马克思哲学阐释为一种斯宾诺莎主义，只是重复了普列汉诺夫提过的观点。对本文来说，马克思实践哲学对旧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双重超越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其产生的哲学性与科学性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实践哲学无疑是一种具有最大超验性的完整独创的新哲学，它的社会理论研究决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另一方面，实践哲学又确实摒弃了传统哲学的概念形式，坚持了最彻底的社会观点和实证方法。这应该就是列宁和阿尔都塞坚持《资本论》是一本哲学著作时所意指的东西。

　　三、实践哲学的限度

　　自然被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所中介，成为人在其中“表现自己的生活”的基础性社会现实。(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页)劳动是这一实践中介原理的最一般的范本，马克思明确地把劳动“撇开各种特定的社会形式来加以考察”，强调劳动作为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参见马克思，1991年，第201、56、208-209页)因此可以说，劳动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最强的实在论基础。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劳动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这种抽象意义来规定，是对立于它的具体的历史形式的。作为实践一般形式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殊历史范本是工业和科学，这也是实践中介性原理的一个更具体的范本。自然被社会所中介，这个社会世界的展开之不同于纯粹自然或绝对精神这种观念的抽象，就在于它是被“现有的前提”所限定的，这个现存的前提就是“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我们看到，对于近代重建的人与自然被高度中介化的统一来说，马克思是把工业和科学指认为实践中介性的首要的形式：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页)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马克思，2004年，第89页)就近代工业实践的现实性而言，对工业实践的批判可以称为马克思“实践范畴的客观演绎”。正是由于近代工业，人的实践不再停留在自然向人给与的直接性上，而是对自然表现为强大而彻底的主体性原则，近代工业揭示出这种主体性以何种全新的方式和深度把自然对象化，在新的实践领域使自然本身的存在方式和存在范围发生变化，从简单的日常用品到复杂的机器，它们“是转化为人的意志驾驭自然界的器官或者说在自然界实现人的意志的器官的自然物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而劳动生产作为中介活动则变成“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马克思，1991年，第533页)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实践中介原理的新形式，那么“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和“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马克思，2004年，第89页)

　　然而，当马克思把工业代表的人类实践方式变革当作哲学观变革的客观依据时，不可否认这个大工业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正是资本主义通过大工业开创了世界历史。在马克思谈及近代工业的几乎所有场合，他都强调：“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87页)近代工业的基本趋势是科学化，即“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的转化”，这确切地说是“使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因为正是资本“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使财富的创造越来越多地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生产中的应用，而越来越少地取决于人的直接劳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95、99、94页)对实践哲学来说，实践的工业化和科学化标志着中介性原理的历史形式的重要变化，从而使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意义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一方面，自然在劳动中向人给与自身的方式被彻底中介化和社会化，工业和科学使自然的对象性转化成一个用科学控制自然过程的“工艺学”过程，把自然完全化解为生产过程的构成要素，自然作为“自然资源”仅仅是工业与科学的一个构成部分，传统的自然客观性概念几乎失去意义。另一方面，劳动本身作为人的基本实践的意义发生裂变，人“表现自己生活”的方式被彻底物化：人的力量变成物的力量，人的关系变成物的关系，劳动的自由本质退化为自然规律，“活劳动变成物化劳动”，劳动力变成商品。这意味着，随着自然被工业和科学彻底中介化，人的存在本身也被彻底中介化，劳动沦为工业生产的次要环节，原来实践概念中的主体性原则也失去其意义：不仅近代个人超越自然变成真正主体这一历史过程的意义陷入矛盾之中，连近代哲学把人等同于“精神”和“自我意识”的全部形而上学建构也失去了维度。质言之，基于资本的近代工业实践，在一种异化的否定意义上，使一切东西都丧失其原有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本质规定而被彻底中介化，只有资本是唯一的主体。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这一实践哲学的困难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马克思，1991年，第464页)

　　于是，人的实践的本质意义在其最重要的客观发展形式环节上陷入矛盾。在近代工业实践的场域中，实践的社会性和中介性原则发展到极致并走向自己的反面，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实践既导致自然的消失和客观性的消失从而带来生态灾难，同时也使人的自由的主体性在异化的劳动和消费中被彻底压制。这是实践概念本身的自我否定环节，表现为大工业作为现实的实践活动，成为直接反对人的实践本质的一种外部力量，可以称之为“实践的异化”。马克思在创立实践哲学之际就对此有所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把工业和科学规定为实践具体形式的同时，明确指出这种近代工业实践的结果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它使“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东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121页)物化的实践对人与自然的统治既非纯粹客观化的，也非纯粹主观化的，而是一种彻底“座架”主客体的谜一样的绝对中介性，表现为“人的关系采取了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它是实践哲学最困难的问题。

　　必须说明，人的实践本质的内在矛盾决不等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内在矛盾，它只是实践哲学内部的一个问题。马克思实践哲学在其辩证法的具体形态上是统一的、完整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既提出了“实践的异化”问题，同时也探讨了扬弃异化的理论路径，这就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工业和科学作为近代实践具体形式的否定性与超越性的双重意义：首先，大工业所代表的生产力进步，在它造成人的实践和社会生活条件异化的同时，也为人的实践本质的最终解放与复归创造物质条件：“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这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4、86页)其次，近代工业实践的意义还在于，“大工业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同上，第115页)，从而为扬弃异化和回归本质准备了主体条件。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马克思在把工业和科学指认为近代人类实践的客观形式的同时，也把从对抗性社会关系中产生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当作近代人类实践的另一种、也是更重要的历史形式。无产阶级革命就其作为马克思建构近代人类实践的理想性范本而言，可以称之为“实践范畴的主观演绎”，因为它超出了资本主义历史的直接现实，充分展示了人类实践的中介性本质的理论内涵。要言之，资产阶级的工业实践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都是实践中介性的具体历史形式，只不过前者属于中介性的现实维度，后者则是其理想维度。马克思的“无产阶级”是一个建构性的理论范畴，它并不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工人群众，而是马克思为了建构其政治理论而命名的一个革命主体的概念；同理，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实践，也不是对现实的无产阶级反抗运动的直接描述，而是旨在揭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性的“历史结构形式”，表征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政治理想。这种理想性维度恰恰证明了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实践自我否定的超越性意义。这应该才是革命实践在马克思实践哲学中的恰当位置。

　　由此观之，马克思实践概念所揭示的本体论中介性原则和社会性原则，作为一种超越近代哲学范式的“独创的完整的哲学”(葛兰西语)，就不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和价值概念，而是一个科学研究基础上的纯粹哲学概念，或者说，它是继康德、黑格尔之后出现的一种全新的“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康德语)。因此，我们必须把实践哲学的性质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著作中的意识形态批判和价值批判作出区分，它是这些批判基于其上的先验基础。当然，它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概念建构，而是一种“历史科学”的研究，它描述了资本主义时代人的实践的各种“自然发生的”特殊形式(劳动、工业和科学)，分析了中介性原理在这些特殊形式中起作用的具体方式，其中没有任何思辨的神秘的东西。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真正“独创的完整的哲学”，它没有停留在这些自然发生的形式，而是凭借从概念上把握对象的理论思维，对特殊实践活动的抽象而片面的规定进行加工，从而得到“许多规定的综合”和“多样性的统一”，最终展开了一个在康德、黑格尔之后以全新方式重建的社会理论的“先验”界面。马克思以他的整个实践哲学向我们揭示了：“社会性”是真正的“先验性”。按照阿多尔诺对马克思哲学的深刻理解，真正的先验主体只能是社会，马克思从康德先验哲学引申出来的真理是：“社会先于个别意识及其所有经验”，“先验主体可以被理解为自身无意识的社会”。(阿多尔诺，第179、175页)

　　就实践哲学只能以资本主义时代的工业和科技作为人的实践的范本而言，这标志着实践哲学的限度。马克思只能从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问题入手，以主要精力剖析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如前所述，实践的中介性原理在资本主义时代发挥作用的极限形态是自然的绝对征服和人的生活的彻底异化。这意味着现实的人的实践有其限度，马克思将其分析为资本主义的历史限度，而在哲学上，这也是实践哲学的限度。当然，马克思叙述了资本主义实践自我扬弃和超越自身的规律，但就实践概念只能以近代大工业作为其定在形式来说，实践中介性原理的这一内在限度仍然是无法否认的。于是提出一个问题：马克思为什么选择以有限中介性原理为基础的实践哲学作为自己的新哲学？回答是：实践哲学是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在这一点上，实践哲学和康德、黑格尔哲学一样，都是近代社会意识的特定理论形式，而非超历史的纯粹抽象的观念建构物。卢卡奇认为，“经典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意味着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意识”(卢卡奇，第312页)，因此，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19世纪中叶前后被阐述，这不是偶然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成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型基础”，如果将其运用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很可能出现“十分根本而又重要的方法论上的困难”。(同上，第315-316页)卢卡奇这一论断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型社会，马克思对现实的人的实践的考察使用了“劳动”“工业”“科学”“商品”之类经济学范畴，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性真理和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真理属于同一类型：它们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制度之内是真理。”区别在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资本主义自我认识的辩证的突变”。(卢卡奇，第311、314页)就实践问题来说，正是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与自然的原始统一被打破，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充分发展，人的活动所表征的主体性在现实生活中被直观，又在德国唯心论哲学中得到反思的表现；在此基础上，被近代大工业和商品经济所重建的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被中介了的统一”，以及由此提出的实践的理论原则、问题范本和辩证矛盾，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得到了更深刻、更系统的反思。从哲学史的观点看，马克思在社会界面上展开的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之后最有根基、最具根本意义的一种新哲学，在其以深刻方式扬弃了近代哲学范式、实现了本体论的中介化之后，至今尚没有另一种真正具有根本意义的新哲学来取代它。只要资本主义本身未被超越，实践哲学就是不可超越的。

　　四、资本主义的本体论基础

　　现在回到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朗格唯物论史把一种世俗化的唯物主义与工商业、物质利益、利己主义联系起来，称之为“实践的唯物论”。(参见《朗格唯物论史》上卷，第38页；下卷，第473页)这当然是一种庸俗化的理解。普通人的常识更是把经济活动看成唯物主义，比如“在一般欧洲人心目中，美国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其经济活动的巨大规模超出了人类“精神”需要的限度。(参见《葛兰西文选》，第268页)也有人把马克思对生活的物质基础的重视及其对经济学的研究等同于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不理解马克思对经济学的重视完全出于实践哲学的社会性原则，即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必须诉诸政治经济学批判。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从来不把自己的观念称为唯物主义的。”(《葛兰西文选》，第270页)由此提出问题：怎样理解唯物主义与资本主义物化的关系？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本体论基础？

　　所谓资本主义的本体论基础，并非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哲学形式，而是指社会生活“自然产生的”物质前提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所中介而产生的哲学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交换价值(而非使用价值)的生产，所以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自然物质前提”就不是表现为物品使用价值的直接性，而是表现为被劳动的社会属性(即一般劳动)所中介的商品二重性。资本主义对物质财富、物质利益的重视是现代人的价值观，它只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基础结构在人们观念中的反映，由基础结构本身导致的本体论问题比这种物质主义价值观要复杂深刻得多。因此，对马克思“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去阐明整个历史的基础”这一出发点不能做简单化的理解，而是必须看到，本体论的唯物主义在其抽象性上不可能形成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基础的合理解释。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是充满矛盾的，主体主义也曾是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主要价值意识，它为资产阶级反抗压迫、寻求解放提供了依据。现代人的价值观在主体性与物质性之间的这种摆动，恰恰证明了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中介性的。在资本主义的本体论基础问题上，马克思的拜物教分析给出了极其重要的哲学启示。

　　马克思确实把物质生活的生产当作了理解现实的人的社会关系的第一个历史前提，但物质生活的生产只是这种社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而非它的根本哲学立场，因为正是这个作为自然前提的物质生产本身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导致了挑战唯物主义原则的极其复杂的问题，这就是拜物教，卢卡奇称之为“物化”。马克思对物化的基本描述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产品变成商品，商品因其包含着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而“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这就是：商品将其所包含的作为社会关系抽象的交换价值在市场上表现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可以感知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马克思，1991年，第87、89页)很显然，物化是虚假的客观性，它所导致的后果是商品关系成为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一切对象都被同质化为抽象的、可计算、可交换的东西，劳动力变成商品之后，包括自由和主体性在内的一切都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再没有任何自在的客观的凭其自身而存在的东西，也没有真正的自由的主体。然而另一方面，物化又不完全是虚假的客观性，商品作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同上，第89页)，是一个完全被社会关系所中介而又保持着自然存在形态的矛盾体，商品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正是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二者相互依存而非抽象对立，由此构成中介性原理的一个明证：在商品中，无论作为实体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观念物的交换价值，其抽象的直接性存在在这里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按照抽象对立的本体论立场，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典型的观念论的范本，而其使用价值则是唯物主义的定在形式，由此产生了阿多尔诺所谓的“客体的优先地位与商品特性对客体的歪曲之间对比的讽刺画”。(阿多尔诺，第188页)但问题在于，商品本身必然地是这种自然存在被人的社会实践所彻底中介的结果，马克思对拜物教现象的发现只能是基于实践的辩证法。而这才是马克思真正的哲学立场。

　　因此，物化之谜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辩证法。物化问题再次证明了，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根本不能容纳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社会性原则和中介性原则的复杂问题的内容和形式。这是因为，在社会理论的界面上，关系先于实体，或者说，社会关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的“实体性”内容。唯物主义的“物质第一”原则无法解决“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马克思的新问题；在这一新问题中，人既是“感性的现实的人”，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由此才能合理地解释物化现象，即在商品生产中，可感物的存在被超感觉的社会关系所中介，社会关系也被可感物所中介，物化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念化现象，但它的产生又利用了使用价值的存在这一唯物论的前提，这一可感觉物与超感觉物的辩证法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本质，远远超出了唯物主义的客观性原则。

　　晚期资本主义的“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经历了一个“由实入虚”的过程，不仅进一步瓦解了一切实体性的传统形而上学，而且也开始挑战“观念与现实之间的辩证法”。举例来说，后现代主义的符号政治经济学认为，现实世界已经被符号世界所取代，资本的权力已经从控制生产资料转向控制符号，资本与劳动现在是作为符号而非作为现实来流动。关键在于，符号不再指涉任何真实的东西，符号后面没有任何东西，因此符号不生产真理，只是不断地再生产出新的符号。“随着辩证法和现实的死亡，那些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希望也逐渐逊位。”(瑞泽尔，第129页)对于这种“由实入虚”的趋势，不能理解为资本主义的本体论基础由唯物主义重新回归了唯心主义，因为这并非主观性原则的重生，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根本取消了主体与客体的一切对立，当代资本主义的本体论是“虚体”。按照有学者的研究：“虚体是数字网络的一个活性的点，它能够主动地产生关系。……数字网络(则)是在无数虚体的相互作用下形成的交往关系。”质言之，虚体是由数据构成的虚拟对象，但在数字化时代，虚体是更有效的本体论：“实体唯有将自己变成一个虚体，才能在数字化界面上进行交往。”“一般数据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最普遍的价值”。(参见蓝江)笔者不能肯定今天的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变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在互联网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形式确实发生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重要变化，但这些变化并未超越马克思揭示的资本逻辑。就本体论问题而言，能否在符号或者数据这样一些极其稀薄而有限的现象基础上重建我们这个时代的形而上学，是非常令人怀疑的。笔者始终认为，继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后，马克思的以辩证法为基础、以社会性和中介性原则为核心的实践哲学，是我们时代最有根基、最具解释力、因而真正具有文化领导权意义的哲学理论。

　　本文的整个研究以国内哲学界已经达到的两个共识为出发点：第一，马克思新哲学超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抽象对立，实现了本体论的中介化；(参见孙正聿)第二，马克思把唯物主义从自然领域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本文则试图以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解读和思想史的回顾充实这两个共识，并进一步证明，在社会历史领域，唯物主义的抽象本体论立场已经无法兼容许多复杂的理论问题，只有以辩证法为基础的实践哲学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给予了坚实而深刻的阐释和发展，但似乎没有深入思考实践哲学的限度问题，直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出现，才使这一问题变得清晰起来。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资本主义时代人类实践的极限后果就是由征服自然导致的生态问题，这一生态限度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绝对限度。(参见张盾)这也促使我们思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限度问题。笔者认为，就每一种伟大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而言，马克思实践哲学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现代社会最根本、最具批判力的哲学理论，以至我们可以断言，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限度就是整个现代社会的限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提出的尊重“自然的自主性”是否意味着自然唯物主义的重生？从征服自然到保护自然是否意味着自然被人类社会实践所中介的历史进程应该有一个限度？如果有，这一限度何在？实践哲学的中介性原则将如何面对所有这些新的挑战？这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新课题。笔者认为，在处理这些新问题时，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实践的辩证法仍然是最可靠的哲学路标之一。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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