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吾金丨再谈哲学的元问题

拙文《从哲学的元问题谈起》（载于《光明日报》1988年7月25日）发表以后，引起了同行的一些兴趣。这些年来，笔者虽然重在探讨各种比较具体的哲学问题，但却经常地回归并反思哲学的元问题，从而获得了一些新的感受。常常有人因为每一代哲学家都提出哲学的元问题，即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对哲学采取蔑视的态度：连自己学科的性质都搞不清楚，何言真理之追求。其实，这种蔑视的态度正是缺乏哲学修养的、坚执于知性思维的态度。殊不知，哲学的活力和魅力正是体现在不断地思索哲学的元问题的过程中。

哲学思想的实质性的发展是不能通过对新思潮、新术语的不断追逐来实现的，这种追逐给人以思考的外观，其实质却是用不断的活动来逃避思考、取代思考；同样地，哲学的发展也是不能通过对所谓“纯学术性”的追求来实现的。诚然，这种追求有它的合理之处，学术性乃是哲学的不可或缺的特征之一，但对于哲学来说，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识见。事实上，“纯学术性”的追求已经预设了对哲学元问题的某种回答，即把哲学理解为知识论或学问，亦即把哲学实证化，使之成为一种求“器”的学问。需要指出的是，哲学追求的主要不是知识，而是智慧，不是求“器”，而是悟“道”。询问哲学的元问题，正是为了把日益实证化、破碎化的哲学思维重新引回到它的殿堂中。下面，笔者想就此发表一些浅见，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然而，在笔者看来，“元哲学”的提法是难以成立的。第一，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视为“元哲学”研究的问题，也就等于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哲学之外、哲学之上，而这样做的前提是肯定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哲学。但是，这个前提恰恰是错误的，是出于对语言的误解和误用。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乃是唯一的，世界上不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哲学，而只可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哲学类型或体系。叔本华说：“哲学是一个长着许多脑袋的怪物，每个脑袋都说着一种不同的语言。”这个说法形象地肯定了哲学的唯一性和哲学类型的多样性。细细地想来，“中国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这类用语都是有语病的，仿佛哲学这门学科是可以根据国别来划分的。如果我们把上述用语改为“中国类型的哲学”、“德国类型的哲学”、“法国类型的哲学”，那就不容易引起误解了。如上所述，既然“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是相对于不同的哲学类型而言的，那就是说，这个问题仍然在哲学的内部，而没有凌驾于哲学之上。这样，“元哲学”的提法也就不攻自破了。第二，退一万步讲，假如我们承认“元哲学”的提法是可能的，我们必然会陷入黑格尔所说的“恶无限”的思维方式中。因为哲学家们对“什么是哲学”的回答是迥然各异的，这样势必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元哲学”，于是，人们不得不再创制“元元哲学”来解答“什么是元哲学”的问题，而各种“元元哲学”的出现又会导致“元元元哲学”的出现，以至于无穷。沿着这样的思路前进，哲学思考必然会变形为浅薄的语言游戏。

笔者认为，“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不是“元哲学”的问题，而是哲学的元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在哲学之外，而是在哲学之内提出来的。根据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哲学家们不是创制或选择了不同的哲学，而是创制或选择了不同类型的哲学。正如水果必定要通过各种具体的类型（如苹果、生梨、桔子等）表现出来一样，哲学也只能存在于各种不同的类型之中。哲学很有点像黑格尔说的“真实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是所有的参加者都为之酩酊大醉的一席豪饮，因为每个参加者离开酒席就会使其瓦解，所以这席豪饮同样是清醒的和单纯的静止。”因此，决不要妄自尊大地去创制哲学，而是要通过对哲学元问题即哲学内部的最高问题的询问和解答来澄清实际上我们已选择的哲学类型，并通过对这种类型的批评性检视，达到新的哲学境界。

人们通常认为，先有问题，后有答案。但从哲学上推敲起来，实际情形正好相反，人们通常是先有了答案才去设定问题的。由于不了解这种实际情形，问题在哲学史上的作用常常被夸大，亚里士多德的名言——“哲学起源于惊奇”也一直为哲学家们所传诵。事实上，这句名言比哲学家们所理解的意思要肤浅得多。人所共知，每个小孩都会惊奇，但重要的不是人们对什么东西表示惊奇，而是人们为什么会对这些东西表示惊奇。惊奇什么是实证科学讨论的问题，为什么会惊奇才是哲学讨论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在表示惊奇之前，先已有了对惊奇的某种理解。所以，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因此，关键不在于人们提出“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在于人们为什么以这种方式提问。换言之，当人们以这种方式提问时，已经预设了什么东西。

在这方面，晚年维特根斯坦对日常语言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极有益的启示。试以德语为例，Was ist philosophie？（什么是哲学？）源于日常语言中最常见的句型：Was ist das？（这是什么？）如果我们回答：Das ist Wasser（这是水），那就是对上述句型的一个回答。在日常语言中，Was ist das？乃是一种知识型的问句，也就是说，设问者关心的只是设问对象是什么，就设问者与设问对象的关系来说，占主导地位的乃是一种认识关系。在这个句型中，设问者与设问对象的意义关系是蔽而不明的。从表面上看，设问者关注着设问的对象，而实际上，这种知识型的询问方式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疏远的。

同样地，“什么是哲学”这种询问方式也是一种知识型的询问方式，推动询问者去询问的只是一种求知的热情，即使在这种热情之下潜伏着一种更深沉的动机，但这种提问方式却阻塞了人们去探索这种动机的道路。所以，设问者在提出“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之前，实际上已解答了这个问题，也就是哲学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或学问，换言之，设问者在设问之前已自觉地或不自觉地选择了一种类型的哲学，即知识论哲学。当亚里士多德随口说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这句名言时，他已表明他信奉的是一种知识论哲学，他的全部问题和惊奇都是沿着这种类型的哲学的逻辑来展开的。另外，“什么是哲学”的询问方式也容易把哲学像上面提到的“水”一样在者化、在场化，因为这种提问方式把哲学当作已然存在的东西（就像我们周围的桌子、茶杯一样），从而疏略了人们对哲学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需要哲学这样一类问题的思考。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正是沿着知识论哲学的思路来设定的。这种询问方式表现在伦理学领域里，就转化为“什么是善、恶”的问题；表现在美学领域里，就转化为“什么是美的本质”。所有这些问题支配着我们在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研究中的思考方向，使我们的思考学院化、实证化、知识化，从而与哲学所要体悟之道失之交臂。所以，我们必须抛开“什么是哲学”这种传统的询问方式，从新的哲学的视域出发，来设定哲学的元问题。

“什么是哲学”的元问题设定了一个前提，即作为提问者的人类已无生存之忧。所以亚里士多德把哲学理解为人已然解决了生存的紧迫问题之后的纯粹的求知热情，从一开始就误导了哲学，剪断了哲学与人的生存活动之间的纽带。其实，人们的一切历史活动（包括他们的哲学思考）的第一个前提是他们必须生存在这个世界上。从生存活动的前提出发，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首先是意义关系，人的全部求知热情（包括哲学上的探索）都是在这种意义关系的地平线上展开的。我们不妨把这种先行澄明人的生存意义的哲学称为生存哲学或生存论的本体论。从这种类型的哲学出发，思考的根本任务乃是领悟生存之道，即理解并显示生存的意义。所以，海德格尔哲学询问的不是存在的本质，而是“存在的意义”，而询问者又是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性的、作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此在”。这样一来，相对于其他一切种类的哲学来说，作为前提的生存论本体论的境域就被显示出来了。虽然海德格尔仍以传统的方式发问：Was ist Metaphysik？（什么是形而上学？）Was ist philosophie？（什么是哲学？）但实际上，他已经改变了问题的提法。试以哲学的元问题为例，他真正在询问的是：Was ist die Bedeutung der Philosophie？（什么是哲学的意义？）事实上，也只有先行地领悟哲学与人的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才能准确地解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海德格尔后来说，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已经终结了，而“思”（Denken）开始了；他所强调的“思”之首要对象也正是存在的意义或真理的问题。

然而，“什么是哲学的意义”这个问题虽然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哲学的意义”，但其发问方式仍然是“Was ist das”这种句型，其中Was（什么）这个词总是与发问者有一种疏远的关系。所以，不如把新的哲学的元问题设定为：Warum wird Philosophie gebrauchen？（为什么人们需要哲学？）Warum（为什么）这个词暗示出要先行地探讨哲学与人的生存活动的意义关系。

这样一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悖论之中：要回答“为什么人们需要哲学”这个问题似乎先得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而一旦撇开“人们为什么需要哲学”这个问题，则对“什么是哲学”的问题的解答又可能被误导。这种悖论不应被看作是需要加以排除的东西，它是内在于哲学之中的。在哲学之中，所有的问题都是关联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哲学的元问题并不具有绝对性，它是相对的。对于已熟悉哲学史上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的种种相互冲突的见解的人来说，“为什么人们需要哲学”这个问题是更为根本的。也正是从生存论本体论的哲学见解出发，笔者主张把这个问题作为新的哲学的元问题。这一元问题的确立，不但会更新我们的哲学视域，而且也会使伦理学和美学的研究出现新的转机。

（原载《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